格林斯潘年代美国金融政策的启迪意义

　　在格林斯潘离任之际，深入研究格林斯潘年代美国金融政策的经验对加快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不无裨益

　　文/王松奇

　　年届79岁、业已在美联储主席位置上任职18年的艾伦·格林斯潘出席本次在河北香河 召开的G20会议，据许多媒体称“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也可能是唯一一次的中国之行”，因此备受各方关注。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分量或许已超过了所有的与会各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的分量。但是，我们看到，沉稳低调的格林斯潘并没有向媒体说什么。据说，他在河北香河与会期间只是向与会的各国代表冷静地介绍了美国近20年来的金融政策。

　　对于中国来说，G20会议的最大意义在于：在世界市场上中国已经取得话语权，中国的经济政策走向已成为能对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经济平衡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因素。那么，G20会议之后我们的任务有哪些呢？我觉得，会议上提出的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问题、世界经济平衡发展问题、石油问题等这些中国无法左右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关心a的重点，我们应当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全球化趋势下加快观念的调整和制度性改革。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深入研究格林斯潘年代美国金融政策的经验并加快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进程。

　　我们可以将1987年8月至2006年格林斯潘卸任之前这近20年的时间简称为“格林斯潘年代(Greenspan Years)”。在这一时期，美国经济有几个与以前大不相同的特点：

　　1、尽管在政治、经济、金融等方面出现“多事之秋” 现象，但美国经济始终保持了竞争力世界第一的地位和战后表现最佳的宏观经济状态。当年格林斯潘上台伊始就面临着美国股市即将崩盘的严重威胁，之后又相继出现了储贷协会破产危机、苏联东欧制度巨变、英镑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9·11事件”、美国战后第10次经济衰退、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国内事件和变故，但美国在这近20年的时间内始终保持了相对高经济增长、高劳动生产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的上佳经济状态。这种复杂环境下产生的国家经济绩效显然不能用“上帝保佑美国”来做解释，我想，其背后的原因就是美国在近20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现过宏观经济政策上的重大s失误并且有一个稳健高效运行的金融体系。

　　2、美国的金融体系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与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不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最大的特点是

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工具的交易比重要远大于信贷市场的交易比重。正因为直接融资活动发达，因此，这种金融体系在自由程度、自发倾向、运行惯性、风险发散、信息传播等方面都比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更具难以操控的特征，这样，就对金融当局的调节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在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典型国家日本，它对大银行的信贷管理在一些情况下比中国的银行信贷管理还严格。但在美国，金融当局对金融体系就只能以利率这样的价格型工具为主要调节手段，并经由迂回的传导过程作用于微观金融基础，它从未对银行的信贷扩张进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当局如何辨别形势、选择哪些政策工具、确定什么样的调节力度、新措施在什么时点上出台，等等，就会成为一种市场化艺术。金融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各项金融制度调整措施，其中，货币政策是最核心的内容。美国的货币政策制定权和执行权都在美联储，美联储主席的观点、看法、主张等都会对美国经济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1987年8月，接任美联储主席一职以来，格林斯潘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准确地对宏观形势和金融状况进行判断，娴熟地运用利率手段在经济需要升温、降温的每个关头都进行了恰当的操作，使美国经济航船始终保持了快速平稳的行驶速度。尽管遭遇过股市危机、战后第10次经济衰退、“9·11袭击”等一系列事件，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火车头作用和科技竞争力方面的遥遥领先地位都始终没有动摇。这其中，格林斯潘的功劳当首屈一指。

　　3、美国经济在“格林斯潘时代”出现过两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一是所谓“新经济”；二是金融改革。这两个现象的背后我们都能看到金融政策的巨大作用。“新经济”的本质是由科技型企业高速扩张在总体经济结构中引致的长时间持续的高生产率、高增长速度和低通胀率、低失业率现象。在“新经济”形成的背后是美国活跃发达的风险投资和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金融市场。在实体部门强劲增长和结构调整过程中，尽管美国的金融体系已高度现代化，但是美国政府及立法部门仍然不失时机地进行金融改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就是从法律上实现由金融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以及对科技创新型投资的种种扶持举措。例如，在对风险投资和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美国不仅有联邦政府的各种扶持政策而且各个州也都根据情况出台了一些积极的鼓励措施。这些因应时势而进行的金融改革使美国的金融体系在运行和资源配置上变得更有效率、更有针对性。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在世界各国的科技竞争中始终能保持领先地位了。

　　那么，中国从格林斯潘和美国金融政策实践中能获得哪些启迪呢？

　　从中国经济成长的现状来说，我们有低成本劳动力、高额储蓄比率、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及潜在的内生性需求等巨大优势，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那就是世人皆知的三大问题：(1)粗放型浪费型成长模式；(2)较为落后的体制法制环境；(3)低效脆弱的金融体系。

　　关于体制和法制环境的改进，我们的决策层已有一套改革构想，这里暂不做讨论。我们应当引起重视的则是金融体系的现代化与经济成长方式转变间的内在联系问题。

　　从中国目前情况看，全社会的资源流动在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金融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因为每年以信贷扩张和直接融资形式构成的资源分配事实已成了经济体系运行的基本牵引力量。从这一逻辑前提出发，我们可以断言：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结构性矛盾既源于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低效率缺陷，当然也可以从金融体系的效率改进中得到有效的矫正。

　　中国金融体系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就是金融机构服务功能缺位、金融市场欠完整及金融资源利用效率过低。产生这种现象的背后原因既有产权制度、公司治理、激励约束机制等主观因素；也有监管观念、实体部门微观基础、金融运行环境等客观因素。这两类因素交互作用使得金融改革和开放的任务变得艰难而又复杂。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理出一个简明的思路，即：(1)用加大开放度的办法促进国内金融改革，如用广泛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的方式促使原来国有独资或政府控股的银行等机构强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用放松行业进入壁垒和利率管制的办法提高金融服务的竞争水平，等等；(2)让中央银行在金融宏观调控方面有更多的独立性；(3)对于银行类机构以降低金融风险、提高服务水平为近期的改革和发展重点，在实体部门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方面则侧重于培育创业投资体系和为创新型企业服务的资本市场为基本内容；(4)从立法方面为全面的金融混业经营创造条件；(5)进一步放宽

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同时加快利率自由化的改革步伐，为价格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的宏观调控创造更加市场化的微观基础，因为美国如果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条件也不会产生格林斯潘这样的人物；(6)在提高透明度、加强债权人保护以及加大财务欺诈行为处罚力度方面向美国学习，用严刑峻法来打造诚信社会、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