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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戴玉达 发自上海
6月18日，第三届“长三角”园区青年论坛上，上海市副市长杨晓渡提出实现“总部所在区域和制造业基地所在区域‘共赢’”的新模式。有学者认为，这种“‘长三角经济圈’发展总部经济、推进资源互补、实现错位竞争”的模式有助于长三角各城市在“区域合作”的同时，摆脱“争资混战”的困扰。
在这届以“总部经济与长三角互动发展”为主题的论坛上，建设部城乡研究所所长陈淮表示：“‘长三角经济圈’只占内地20%的GDP，却有好几个城市提出要建CBD(中心商务区)。”随即，他向160余名来自五省一市的官员和投资商提问：“美国占世界40%的GDP，却有几个城市有CBD？”
在以15个城市为代表的“长三角经济圈”中，除了上海，目前还有南京等四个城市提出要建CBD。一般认为，只有在拥有信息、金融等高度发达的商务型城市才有建设CBD的可能，而即使服务产业远远发达于其他城市的上海，第三产业的比重也没有达到75%，这个比例被专家们认为是香港汇集上千家全球大企业亚太总部的原因。
描绘CBD草图冲动的背后，是长三角各地政府对于本地经济发展的不同考虑。
“长三角一小时经济圈”由于跨越五省一市，协调难度比“珠三角经济圈”、“京津冀经济圈”要大得多。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左学金表示，因为各地政府忙于完成GDP、就业及税收等硬性考核指标，目前已经出现了各地竞相让利的局面，其中就包括土地成本的竞相降低。
“更重要的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有的地方政府还通过投资项目审批和国有资产管理的权限限制企业重组和资本流动。”左学金认为，“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各地重复建设的问题，而是使长三角各地资源无法最优化配置，这除了浪费‘长三角经济圈’的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时间，不会有其他好处。”
长三角流域规划研究所所长徐长乐走访过很多曾想把总部迁移到上海的企业，“相对国外企业，国内企业和当地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起步的时候多依靠当地政府而壮大，而今要走，不但在与政府的关系还是实际经营上都面临考验。”他透露，这些企业“包括春兰、茉织华、雅戈尔等”。
“显然，对于这些高度随着国际流行元素而变化的家电、纺织企业，总部放在国际大都市还是放在地方城市是有区别的。”徐长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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