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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2005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名政界、工商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就亚洲的新角色和亚欧合作的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挑战、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展望、汇率政策和经济增长等议题展开讨论。以下是全体大会企业治理和企业竞争力论坛上对嘉宾的提问。
提问：我非常愿意回应程先生刚才提到的，合规会给公司带来很大的成本压力，会
降低公司的赢利能力，不知道其他发言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每个季度都要提供报告，这是非常繁重的汇报成本，在发展中国家监管当局所带来的合规标准，每个季度都要提交报表的监管标准是否会给企业带来不利的影响。美国人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一个企业要取得成功，改善每一季度的表现，我们需要20年才能实现。但是他提到另外一点，我们的经济如果能够得到改善的话，如果我们的会计报表的做法能够得到改善，我们的利润就会得到提高，我们必须有严格的会计报表的方法，同时非常必要的是，我们必须遵守一个公司治理机制的原则，这个原则非常重要，能够使人们满足市场对于公司治理机制的要求。
白礼德：关于可持续的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提问：昨天周小川行长讲到了公司治理的内容，包括OECD的白皮书，比如亚洲国家，国家的传统和国家文化是和公司治理机制有一定矛盾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司治理机制方面是否确实有一个国际标准呢？希望四位发言人评论一下。
白礼德：我想请伟凯文先生一下，因为他在亚洲和美国都有很多经验。
伟凯文：我刚才已经讲到过关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国际标准，一些基本原则是这样的，全球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有明确的分工，有信心，有透明度，这些都是特别好的原则。前面一个问题已经提到过这些都是高层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是公司治理机制的基本原则，如果没有遵守这些原则的话，我们就会过多的关注细节，会迷失在细节当中，所以我认为在全球层面上这些原则都是一致的，都是可以适用的，但是如何适用这些原则，在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之间是有区别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之间他们的问责制度是不一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上市公司他们如何在世界各地适应这些原则，这关系到他们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问责制度，在日本和瑞典这样的国家和美国的表现是不一致的，所以问责制和在决策过程当中的透明度都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化的不同可能都会造成不同的影响。
最后我想说一点，事实上有一些全资公司中央集中管理可能过渡评价了这种管理的影响。他们可能在发展过程当中，在会计制度上的一些改变最终还是会产生一些积极的效果，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是如此。
泰斯库：我们都在寻找国际上通行的原则，但是我都这点不是特别乐观，事实上一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就国际会计原则达成共识，不同国家之间都有不同的制度，每个人都在保护他们自己国家的制度。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找到一个统一的体制。
另外一点，比如说每个股票交易所都有自己的规则，即使在美国纽约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之间就有一些区别，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达成一个全球通行的准则，但是我们最终会走到这一步的，如果不朝这个方向走，可能不符合全球化的规则。说到每个季度的评估，我非常同意大家的意见，因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很不幸我们有点身陷其中了，我们找不到出路，包括在金融市场长期来看大家希望每个时期都有很多的更节，但是对于管理者来说，我们地决是身陷其中。
提问：我们看到每个季度的评估，在美国CEO和董事长都是同一个人，但是在很多亚洲国家CEO和董事长是分开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评价呢。
程守宗：我本身就是既是CEO又是董事长。问责制和责任的分别的确是存在的，监管和评估管理主要是由董事长来操作。之前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想关于公司治理的问题，维持评估的持续性是很重要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GE公司，如果它有一个标准的评估，并且持续下去的话，那么情况可能会不同，大家可能会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公司治理的典范。
白礼德：麦先生我知道你们在过去20年当中把一个国内公司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公司，你们认为在这方面你们的公司经历了什么大的变化呢？
麦伯良：中集是CEO和董事长是分开的，目前全世界还没有绝对最好的治理机构和治理模式，这个东西都是相对的。它会随着你所处的环境、政治、经济还有社会的结构而逐步变化。我是赞同有一些标准全世界应该是统一的，责任、诚信、透明这些标准必须统一。以中集经验来看，我们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管理层的责任都是有具体规则的，我们都是互相尊重，按照规则去做。再有一点，我刚刚说到职业化团队也是很重要，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很多企业一股独大的时候会把公司里面的钱挪用了，如果有了职业化的团队就会按照有关规则运行，而不是大股东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有了规则，规则不允许，谁也不能做。
提问：如果使在亚洲和美国上市的公司如何找到出路维持他们的上市公司地位。
泰斯库：大家很清楚在欧洲有一些公司在寻找一些可能性，解决他们上市公司的地位，我想总会找到一个解决方法，我认为在未来一年这些公司可能会调整自己的位置面对现实。我不认为有人会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寻求到合适的方法或者法律法规来遵循一个公司必须自己找到自己如何适应环境的方法，我想在提升公司治理结构的同时，我们也要更好的遵守法规，在美国和欧洲就是这样，不知道亚洲是什么样的情况，在欧洲我们这个公司能够进行自我治理，自我控制。
白礼德：在美国有一些法律的确是非常严格，可能合规的成本的确是非常高，因为法律的问题，对于美国运营的公司来说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他们会面临这些问题。
提问：提到公司治理的规则，菲曼说这些原则在95年就有人提出来，当然这不是通行的规则，这是关于合规和法规。很多亚洲公司都希望遵循“安格鲁萨宾斯”的标准，那么这些公司就必须去纽约上市，并不是认为他们的决定更加正确，或者是别的情况，而是他们认为必须要遵守这些规则，在印度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我想问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出一些方法统一我们的想法，统一我们的概念，对于亚洲来说符合我们成本效率最大化的原则，找到一种方法进行调整。如果我们同意，我们要不要就这些原则进行谈判，进行讨论，对这些原则有没有争议，因为这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存在已经很长时间了。如果我们要上市的话，我们要符合这些规则，如果是私有公司，我们推荐这些公司能够遵循规则，在一些地区可能有自己独特的要求，比如在美国就是如此。
泰斯库：我对这个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其实那些会计标准也好，准则也好，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都有一套公认的准则。其实市场也好、消费者也好他们才是最终的裁判，如果公司治理不善的话你怎么能够吸引到投资者吗，消费者接触到网络都知道你们公司很糟糕就不会买你的产品了，一切是顺其自然，会找到解决办法的，不要搞的太复杂了。
提问：既然建立企业的治理结构这个问题这么重要，而且国际上在共性方面也有一定标准，为什么中国在建立治理结构方面有这么多障碍，请问麦先生、程先生你们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障碍有哪些、如何解决？第二个问题是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参加或者不参加董事会的利弊是什么？
白礼德：其实大家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程守宗：我觉得在中国甚至在亚洲来说，家族企业这个概念或者是国有企业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你是家族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很能够决定，你能不能快速的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构，比如私有制，私有制当然是非常简单的概念，比如说在私有公司，我们知道就没有什么少数股东可言，所以首先要看一个企业的所有制度。又比如说在美国和欧洲，为什么他们对“萨澳”法案达成一致意见呢？就是因为那些企业都要获得资金。企业如果想获得资金，所以他们必须遵守遵循公司治理的原则。我说一个企业一定要有问责制，这对于上市公司是必不可少的。最近美国有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就是一些上市企业的独立董事，现在要为公司的决策担负起个人的责任，在美国最近还有一些很有名的案例，不管怎么样说，现在在美国董事会的成员都要实行问责制，承担自己的责任。
白礼德：我记得上一周我看到一篇文章是你写的有关承担问责制的。
麦伯良：我觉得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大家在企业治理结构的观念上要达成共识，现在是共识不够这样一个阶段。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中国现在很多企业，先要做实，不要做太多虚假的东西，做实才能做强，然后才能做大，所以大家还是在一些观念、理念方面，要树立比较健康、科学的治理机构还是任重道远。
我的第二个看法认为管理层和董事会是不同的责任主题，所以管理层占董事会的比例应该是越少越好。但是情况也不一样，但是管理层在董事会里面有一小部分的重叠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刚才谈到效率、成本的问题。我们董事会七个人是不上班，有三个独立董事，就我一个董事在里面，这样我的责任就变成比较重，现在有一些规则还是要董事负责，不在这里上班，他要了解这个公司很深就很困难。所以重叠一点也是有好处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白礼德：伟凯文先生不知道你有没有补充意见呢。伟凯文先生你能不能说一说在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五六十年前是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又是什么样的？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先当时的卡耐基标准比有什么变化了呢？
伟凯文：谢谢你。如果去到美国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技术，有多少进入障碍和成本都是要考虑的。短期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这都是微观上的东西，还要关注宏观的问题，比如这些年来美国监管制度的变化，比如说现在对于上市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的准则都在不断变化，而且变的越来越细，这意味着上市公司要做很多具体的准备工作。很多时候要看监管制度的变化，以及监管层有没有足够的技术与方法控制住那些金融指标，所以不能说一个企业技术怎么样。
说到“萨宾斯”法案，很显然因为有了这个法案成规会上升了，但是肯定会是有好处的，对于任何企业来说你要上市都要分析好成本效益比。而且任何企业想获得资金不一定只有上市这一条路，还有很多在国际上筹资的方法，比如有美林这样的投资银行，不一定到美国上市那些亚洲企业才能找到资金的来源。
即使公司不上市，世界上还有很多私人资本，这些私人资本也是很愿意投资的，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私人资本也在寻找投资机会，现在公司上市成本上升了，很多人觉得不能上市了就寻找私人资本吧。所以我觉得一家企业想筹资的话应该考虑所有的途径和方式，最后你发现筹资的渠道很多，你应该选择最适合你的，最具有成本效益的，而且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我相信监管机制也会发生变化。正如美国市场的经验所展示的那样，各种各样的成本效益比都会发生变化，美国有一些法律法规是专门针对上市的外国企业，包括对欧洲和亚洲的企业，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美国总是有一种愿望，就是希望全世界的有志于到美国的企业经商。
白礼德：对于他们的讲话以及他们的问答，大家可以很好的思考一下，确实公司治理往往涉及到独立性、公正性、客观性这样的标准，不管是美国系统还是欧洲的做法，还是亚洲的体系，对于刚才各位嘉宾的发言应该很好的综合起来看，中国确实要找到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的方法，有中国特色问责制的方法，这样可能就会有美国模式、亚洲模式，不久的将来这几种模式还会整合趋向成单一的模式。
谢谢各位亲爱的嘉宾，接下来请龙永图秘书长。
龙永图：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们今天的讨论是非常成功，非常有启发意义的，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这几位嘉宾。我们这一次有关公司治理讨论嘉宾的阵容是最好的，大家知道中国企业不像以前那样了，以前讲速度现在更讲质量与效益，而且所有中国的企业也都从铺摊子数量的扩张转向了高质量的有效率的扩张，为此公司治理就成了核心话题，是中国经济的热门话题。我认为公司治理会是一个永久的主题，不管是对博鳌论坛来说还是其他来说，今天这一场讨论是一个开端，我非常感谢嘉宾们为我们论坛献计献策。在昨天和今天我们听到了来自八个国家的领导人的精彩发言，他们的到来为我们增添了光彩，与此同时我在这里要强调，我们来自工商界的朋友也带来了同样的有价值的贡献，所以我要代表博鳌亚洲论坛也代表观众，再度对这几位优秀的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我还要非常感谢美林公司的赞助，我们知道美林是世界上领先的投资银行之一。美林公司其实协助了很多中国企业到海外上市，美林公司也帮助了很多中国国有企业建立一种公司治理的结构，而且是符合国际标准的治理结构，美林公司确实为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对伟凯文董事长表示我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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