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0日，2005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以下为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H.帕金斯演讲实录。(资料来源《国视咨讯》)
我想今晚在座的各位对于来自中国的竞争并不是很感兴趣，因为韩国在许多方面都领先于中国。我想今晚在座各位感兴趣的是中国经济的繁荣是否可以长久，且时间会有多长，这是我今晚想谈论的基本问题。我想补充的是我在韩国渡过的许多年当中一直都在谈论和
研究韩国的经济，而不是中国的经济。我从多年的调查研究中所获得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了解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国的经济才能得到快速的增长。我认为韩国的经验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展望：基础层面
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前景是什么？未来十年当中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又将会怎样？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韩国乃至全球经济体系总体上意味着什么？
要讨论以上问题，必须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
(a)第一个层面我把它称为是“发展的基石”。我一会儿将讨论的问题在当前情况下很明显是有利的，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否会变得对中国不利？
(b)第二个层面涉及对具体的经济问题进行调查。这些经济问题会导致破坏这些基石的危机的发生。
(c)第三个层面是中国经济运行所必须的社会结构体系。这一结构体系在被解体时其方式是否会阻碍经济的增长？
在基础层面上，要回答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的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答案一点也不复杂。23年前，我预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可能会保持在每年6-8%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某些基础层面已经到位，且在过去的20年当中，尽管中国推行的经济政策同其推行的国家方针和政策一样错误，但中国的经济仍然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长。在大跃进时期(1958-1960)和文革期间(1966-1976)，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破坏的政策不胜枚举，从设计极其简陋的家庭炼钢炉，到关闭学校允许学生殴打老师等等。任何提倡使用外国技术尤其是进口技术的人员均会遭到严厉的批判，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如果中国能够停止犯以上错误中的一些，中国经济一定会得到改善。那么，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会产生正面影响的基础层面是什么呢？他们包括：
(a)中国投资比率占GDP的比重非常之高。1978-1979年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平均为37%，并且在未来的20年间一直保持这一水平或略高的水平。在2001年这一比重达到38%，并且在2002年和2003年分别上升至39%和43%。尽管这些资本并没有被很高效地使用，但还是产生了显著的增长势头，至少在容易做出选择的早期阶段。之所以说比较容易做出选择是因为在早期阶段，这些欠发展国家知道他们必须从纺织、鞋和玩具开始着手，这对于他们来说一点也不复杂或是轻车熟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或即将涉及技术领域时，就不能简单地遵循走在你前面的国家。你必须进行自主创新，而在新领域的创新经常是错误和成功并举。
(b)中国的人力资本一直都保持着非常快速的提高和增长。尽管在文革时期这一势头被打断，但中国数千年的儒家文化都非常重视教育的重要性。小学和初中目前是强制性义务教育，尽管在一些贫穷的乡村并没有得以执行。中国成年人的文盲率为16%，而印度为43%。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的入学人数超过800万(2003年)并且还在快速的增长(如果考虑到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将达到1100万)。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精英在美国都是一流的人才，因为他们都非常精通先进的科学和工程技术。在小学和中学教育方面中国远远领先于印度。
(c)在中国的乡村有一只巨大的低生产力劳动大军，这支劳动力大军可以转移至城镇从事较高生产力的工作，而不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严重流失。有大约49%的劳动力仍然在从事农业，而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数字达到70%以上(1970年末超过80%)。在中国仍然有3.65亿农民，但在中国现有的技术条件外加很少农业机械化设备的情况下，中国可能只需要不足1亿的农民。这种劳动力资源从农业向更高生产力产业(比如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化本身就会对GDP每年贡献大约百分之一的增长率。
(d)另外一个对经济增长的主要基础贡献指标是一个国家使用其要素输入的效率。在中国，像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六七十年代前苏联计划经济的低效率甚至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早期那种曲折发展的道路。得到改进的关键因素是：
①中国稳步地消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并且日益依赖市场力量来调节。如今几乎任何输入均是通过市场来进行分配，且市场价格不再被严重扭曲。比如对于绝大多数进口产品都降低了关税(尽管也有一些例外)，并且世界贸易组织将实施消除许多其他扭曲市场体系的措施。
②消极的一面是，许多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关键制度仍然很薄弱或缺乏。尤其是法律体系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政府部门可以不理会法院的判决，并且政党可以否决这些判决。这样同其他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部门相比，政府的执行部门过多地干预市场，并且这些干预更多地是出于政治和寻租方面的考虑。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很弱，因为权利受到侵害的一方必须向上级行政管理部门上诉请求干预而不是依靠法院的判决，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会得到有利的判决。决定对某一特定的知识产权是否采取保护措施的行政管理部门在制定决策时通常不是出于保护知识产权是否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目的，而是出于采取保护措施是否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可以肯定的是，对知识产权缺乏应有的尊重不仅会对中国现阶段经济的增长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创新技术也会遇到如何加以保护的问题。我曾经在一次午宴上遇到一位非常有名气的中国作家，她抱怨说由于盗版图书的销售而使她损失了很大一笔版权费的收入。由于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而受到伤害的群体达到一定的数量时，执行就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同知识产权相比，有形财产的权利发展更加迅速，但是即使是在今天，土地所有权和资本所有权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在农村尤其是这样，农民仍然无法买卖他们的土地。
③同“亚洲四虎”一样，中国也非常重视制造业的出口，并且中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远远胜于许多其他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日本、韩国和台湾省，在早期的发展阶段甚至是在现在，已经尝试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值得商榷的是在中国外国投资者比国内投资者享受的待遇更好。许多改革措施都是用来取悦和吸引外国投资者，然后才是国内投资者。
④为消极的一面，中国的腐败问题仍然很严重。如果你想做生意的话，仍然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执照和许可证，并且政府官员会出于其狭隘的目的而对决策横加干涉，这些干涉都会对商业造成危害。
概括本次简短的讨论那就是在未来的十年甚至是二十年内，基本层面不会对经济的高速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之后的问题将会来自于一个孩子的政策和老年人寿命的不断提高，特别是抚养比率的激增，即非工作人口占工作人口比例的激增。然而，这些趋势并不是直接迫切的问题。
可能会导致高速增长率脱轨的更多迫切问题
尽管基础层面的影响力很强，但是一些非常重要和直接的经济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在短期内甚至是长期内对经济产生破坏。诸如此类的主要问题包括：
(a)未能持续奉行完全市场体系的政策。中国是否会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日本／台湾推行的体制下停滞不前呢？我所说的这种体制是，对于一国的经济，尽管货物是在市场上进行买卖，但是政府仍然会做出许多重要的投资决定并处理很多重要的经济纠纷--这就如同日本的经济体制，通产省会做出许多重要的决策；或在韩国，蓝宫会做出许多这样的决定。如果中国也推行这种干涉主义政策，同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会同样面临着与伴随着这种体制并存的寻租和政治化长期做斗争的局面。
东亚经济界的许多观察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使这种体制高效运转的困难程度以及在韩国总统朴正熙执政的时代或在20世纪50、60年代日本通产省时代使这些政策得以推行的特殊条件。甚至很少观察家能够意识到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体制下，如果一些关键因素无法推行，比如用来处理经济事务的一套强有力的独立司法体系，一旦深陷其中再摆脱这种体制的困难程度。甚至韩国在1998-1999年期间也未能建立起这种司法体系，再加上希望重新改组韩国财阀的愿望都表明蓝宫对行业政策的干涉太深了。
不是让市场来决定谁将破产，或谁来剥离同其业务相关的某些部门以及谁和谁合并，政府的执行部门使用其对银行的控制权来干涉这些决定以强迫执行其目标。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这些决定都是由银行和公司来做出，无需政府的参与。一个独立和有法定资格的司法部门会执行由司法机构制定的规则来完成上述交易。如果韩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话，那么在中国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中国的司法体系更加不健全且在进行行业决策时政治干预的色彩更浓。
(b)在社会前沿也存在一些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扰乱这种体制进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经济造成破坏。
许多分析家已经对沿海和内陆城市之间不断加大的差距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但是在我看来，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在农村收入的增长相对处于停滞状态，并且对如何将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保持在每年3%以上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在最近几年当中农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已经略微低于3%，并且来自农业的收入其增长速度略低或略高于这一数字，这主要取决于农业收购价格的情况)。
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无法显著地扩充耕地。同样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尽管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用于南水北调，但是也无法增加可灌溉的耕地面积(南水北调主要是针对城市用水)。最后，中国的粮食产量按照国际标准已经很高了，并且新的作物品种将会进一步增加产量，但是在粮食产量方面不会在出现“奇迹”式的增长。
在农业收入保持低速或慢速增长的同时，城市收入水平却持续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势头。因此农村和城镇收入之间的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大，且这一差距已经远远高于国际标准。如今数百万的流动人口大军涌入城市就是这一差距的直接结果，因为这些流动人口在很大程度上都意识到了一个地区和另外一个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存在的机会。在未来的二十年里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将从2亿发展到3亿，甚至有可能达到5亿，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这不仅仅是看似可能，而且很有可能发生。
目前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动而对社会稳定所造成的最大威胁源自于中国的户籍注册体制，它会有效地使那些处于城市里的流动人口被排斥在教育和医保体系之外。这一体系正在被更改，但是速度很慢。如果目前仍在运转的体系还继续运转，则中国将失去对大量的农村人口进行更好的培训并将他们融入现代城市环境的机会。在城市很容易找到好的教师对城市里的流动人口进行培训，而要想找到合适的教师去流动人口所在的偏远乡村地区传授知识则比较困难。如果对这些流动人口处理不当的话，还会导致其他威胁。如果城市的公用事业继续将农村流动人口排斥在外，则这些流动人口将继续把他们的家眷放回农村，这样城市里就到处是无依无靠的年轻人很容易染上诸如HIV／AIDS等的性传播疾病，并且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倾向于采取其他形式的破坏性行为。
(b)还有许多其他问题也会造成经济增长的缓慢。一些分析家对银行和大量的银行不良贷款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推行了激进的行业政策的结果。正是政府、当地官员和当地党委的行业政策使银行向经营状况不佳国营企业发放贷款。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出口一直保持着极高的快速增长率，并且在2004年将超过5000亿美元。但是能够在今后很多年内保持这两位数的出口增长率的可能性非常小。中国将把其产品输出的很大一部分转向国内市场，但是这一转变并不会一蹴而就。
展开说内容还很多，但是关键问题是已经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会在一段时间内妨碍经济的增长，但是所有这些问题从现在看来还没严重到在未来几年内会从根本上导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脱轨。
分析威胁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最困难的层面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和其对政治的影响。我们在这里可以做的只是指出会对中国未来的政治产生必然影响的一些基本趋势。有可能最重要的社会趋势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增长，并且在某些问题上这些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会要求对政治进程越来越多的参与。要想测算出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大多数高中毕业生或更高教育水平的毕业生都可以划入这一范畴，这一数字可能会达到1.8亿，并且还在增长，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初中毕业生都进入高中继续学习。
也就是说仍然有十亿人的受教育程度低于这一水平，尽管如果你排除那些仍然在校的学生的话，这一数字会低一些。什么时候这一平衡才能被打破？我是不知道但最终还是会发生。政治变迁的结果是渐进的、平和的或是突然的和暴力的？我还是无法预测。在韩国，这一变迁是通过学生暴动和催泪瓦斯来实现的，而在其他地方则过程相对温和一些。如果在中国这一过程激烈的话，那么对经济将产生很大的破坏力，但是我怀疑这是下一个十年甚至可能是二十年内会出现的问题。
除了以上所讨论的主要危机或一些无法预料的问题之外，中国有可能会在未来的二十至三十年内保持人均收入6%左右的增长率，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在未来的十年内，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达到韩国2004年人均收入水平的一半以上，且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会超过韩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中国不是另外一个韩国。我们是在讨论会影响到13亿人口的根本变革，这一数字甚至高于目前欧洲和北美洲所有“高收入”国家外加日本和亚洲四虎所有国家人口的总和。这种变革所蕴含的全球范围内对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已经可以感受得出来。对环境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几乎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将生活在不到一个世纪以前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想象的收入水平的国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