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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2005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以下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巴里·诺顿演讲实录。(资料来源《国视咨讯》)
中国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手段去指导，而中国当前正面临着制订这种政策的挑战。日益复杂并且调整快速的中国经济创造了新的对更加复杂的宏观经济机构和财政机构的长期需求。与此同时，中国和世界当今所面临的特定的经济
环境影响了中国政策的选择。
世界经济正在达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过去的五年里，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已经弥补了持续软弱的经济。积极的货币扩张能够使世界经济避免潜在的经济不景气，世界的流动性很充足。迄今，低利率已经支持了资产的名义价值。同时，全球生产能力(尤其在中国)的巨大累加，已经同生产力的改进一起对商品价格施加连续的压力，导致商品价格低廉，并限制通货膨胀。
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开始改变。美国经济正在平稳地恢复，尤其当目前商业投资的势头能够继续。作为响应，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已经开始逐步调整短期利率，由扩张性政策转为中性政策。所谓的中性政策是指既不刺激也不限制经济增长。更强的世界范围的增长-中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意味着对资源和原材料需求的增加。一个约为二十五年的平稳降低原材料价格的时期看起来已经接近尾声了，商品和自然资源的价格正在上涨。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正在逐步适应这些变化着的情况。比如说，美国国会正在努力拟定预算，试图在五年内削减一半的财政赤字。各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对可能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提高了警觉性，而不再是仅仅刺激经济发展。
中国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大的增长潜力。首先，投资努力潜力很大。在当前的价格，2004年的固定投资总额占GDP的51%，这是史无前例的。许多人认为投资率太高，会导致经济过热。这种看法或许是正确的，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什么样的投资率对中国才是合适的，因为我们无法决定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的经济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多种因素的融合，这些建立在高投资率之上的因素相互加强从而使生产力在许多经济部门快速增长。即便是这些简单的因素，给人的印象却是非常深刻的：
改革二十年以后，某些经济部门仍然受到政府垄断的保护，如今新的私营经济正在逐步改变这些部门。
WTO成员国正在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规则的国际环境，从而提高竞争力和生产力。
外商持续向中国注资。更为重要的是，东亚地区旧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被新的方式破坏，而中国的公司正在学会如何在这种新的方式下与世界其他公司相互交流和影响。在电子业，中国企业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组装和生产，他已经开始作为产品的设计者和开发者而参与全球的生产网络。
中国的知识基础和人力资源能力已经快速上升。大学生毕业数量逐年递增 (从2001年的100万毕业生增加到2004年超过240万毕业生)，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也猛增 (2004年达到GDP的1.35%)。
信息和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的传向世界各地，中国成为这个传播进程中的主要受益者。中国的能力比她的产出量增长的快得多，从而为投资和未来的增长创造了巨大的机会。中国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增长机会，这个机会至少会从现在延续到2015年。但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在未来十年里中国经济到底能增长多快。
四种提示
1.宏观经济政策的整体状态
当前的经济情况给中国政策制定者的提示是很清楚的。中国强健的发展潜力正处在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下，这预示着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至少应该是中性的，稍微保守的政策会更好一些，从而去阻止通货膨胀带来的巨大压力。换句话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应该再去刺激经济增长，而是应该提供连续的压力去限制短期增长率。中国目前应该放慢其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
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一样，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利率和信用扩张)，财政政策，和汇率。2004年这三项政策的制定都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利率低，财政赤字高，汇率被低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使这些政策中性化，甚至稍微保守。在美国，联邦政府已经五次提高短期利率，而中国人民银行仅提高了一次利率。当然，一些举措已经得到了有效地实施，例如减缓信贷的增长率，降低财政赤字(从占GDP的3%到2004年的2.5%，预计2005年达到2%)。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致力于经济的长期需要，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尽管某些政策已经得到改进，但是缓慢的、不及时的调整已经引起某些政策的恶化。因为人民币与美元绑定，美元的贬值意味着人民币贬值，但是中国的贸易伙伴们建议人民币升值。利率名义上提高了一次(提高了0.28个百分点)，但是通货膨胀的预期率却大幅度提高，因此实际的利率比两年前的更低了。
宏观经济政策手段的选择反映了中国政策制定者的综合考虑。很显然，人民币的升值将会对中国的农民产生不利的影响，保持汇率稳定也有自己的利益。但是各种偏向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联合起来将会有利于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向保守方向偏向得越快，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越好。
2.需要灵活性
尽管过去的三年里中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仅仅是小规模的变动，且并不及时。中国实际上已经拒绝使用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去把握经济的发展。这种行为相当于绑住了政策制定者的手，剥夺了他们的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对管理经济来说或许是必需的。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大量的资本注入。这些资本注入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不同。用资本注入(除去外商直接投资)的较为宽泛的定义来计算，2003年和2004年中国的资本注入占GDP的5%(用同样的方法计算，1998年资本的流出占了GDP的8%)。 这些资本注入提高了中国的流动性，并提高了投资率。央行面临着管理的挑战。他应该致力于政策的灵活性，从而抵御外来的资本注入。如果外来注入的资本不能得到抑制，当前正在膨胀的泡沫将会继续。大多数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要通过调节国内的通货膨胀来进行。这种方法并不受欢迎，而且可能会增加政策和财政的不稳定性。
而且，中国经济潜在的结构变化是史无前例的，这种深深的变化暗示了央行需要有相对高的灵活性去处理许多没有预料到的变化。正面的或负面的有关生产方面的冲击，资本流的反复，央行需要扮演最后的贷款者：所有这些事情暗示着需要一个灵活的、反应迅速的央行，这样的央行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及时和灵敏的调整。
3.需要信息反馈
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有在迅速和丰富的经济信息中才能够有效。能够改进信息反馈质量的宏观经济政策更有效。信贷市场，尤其是固定收入保障的市场，以一种及时的形式敏感地反映了大量的经济信息。当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利率政策加以实施的时候，利率和信贷市场之间发生的相互反应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丰富的反馈资源。
去年的宏观调控很重要，不仅改善了投资项目的规则，而且控制了非法的土地转移。但是，进一步来看，这些手段并不能帮助经济找到合适的背景去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对投资的行政控制并不能够产生合适的经济信息，也不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创造合适的信息反馈圈。实际上，行政控制压制了需求，从而刺激了逃避检查和伪造数据，这些行政控制已经歪曲了现有的经济情况信息。
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到全新的领域，增加经济信息资源就变得更为迫切。国家统计局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它记录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当经济继续发展并呈现多样化，仅由一个机构提供信息以满足所有市场参与者对信息的贪婪需求就越来越变得不切实际。在美国、欧盟和日本，参与者会从众多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机构仔细审查统计指标的数据。即便如此，也并不总能产生一致的意见，比如在过去的四年里美国一直对以何种速度去创造工作机会而争论不休。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许多经济部门里展开的激烈竞争已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这种公开竞争也应该扩展到经济信息部门。
4.对信贷市场发展的贡献
宏观经济政策手段的选择对财政改革和信贷市场的发展都能产生重要的影响。市场本身是能够对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制定价格的，能够提高市场这种定价能力的政策显然要比与日益复杂的金融和信贷市场发展相悖的政策更受欢迎。依据2004年1月关于信贷市场发展的九项条款所表现的原则，中国将逐步采取具体的措施，建立一整套更积极和反应迅速的利率政策。中国已经在金融 、信贷市场、和证券市场实施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因此，中国也不会拒绝依据金融发展而调整相应宏观经济政策的机会。
未来的发展
正像中国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所强调的，中国在不久的将来需要继续加强宏观经济限制，阻止投资增长的急剧反弹。2004年和2005年早期的经济指标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和混合性。通货膨胀领域的许多方面都发展得很好：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居于领导地位，消费者物价指数在8月份的达到了通货膨胀的高峰5.3%， 但是到11月就迅速跌落至2.8%。过热的经济得到冷却。但是，新的市场不平衡正在形成。投资并不能够持续快速增长，原材料价格继续攀升。宏观经济政策仍然不能够使经济走上平衡发展的轨道。因此，首要紧急的任务是使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朝着更保守的方向发展。
考虑到中国脆弱的金融情况，这种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调整本身是合理的，它能够阻止经济发展再一次形成通胀预期。自从1998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每年都把大量的公共资金投入到金融系统。这种行为产生了很多的成绩，但是金融系统距离基本稳定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避免通胀预期的增长就显得更为重要。通货膨胀的出现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的急剧调整，如果与资本回流联合起来，将会对金融体系的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最好要尽快地适度调整当前的经济政策，而不是等到在金融不安全和经济情况发生急剧改变的情况下突然调整政策。
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并不会永远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最终，GDP的增长会减慢。大约2015年到2020年以后，增长速度会急剧下降。随着中国的农民离开农村，中国的结构转型将完成。在这些结构的和人口的转变过程中，现代部门的劳动力增长率将会从过去几十年一直持续的4%持续降低，2015年以后少于1%，到2020年将接近于零。与此同时，目前已经超过10%的老龄人口比率将会继续快速增加。经济环境将会再次发生急剧变化。这些变化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中国最好从现在就开始准备应对这些挑战。首先，中国将再次加快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步伐，并且加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开始形成的信贷市场。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中国逐步改善企业运行的环境，使之制度化和公开化，中国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成就降低。信贷市场的发展步伐有待进一步加快。中国人口未来的经济安全要求经济合理的社会保障资金和有效的资本和证券市场相互加强。
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经济可以连续几十年维持高速增长，从而导致经济的根本性转变，但是最终经济发展速度会下降，趋于平缓发展。这个转型很难实现，因为外部环境常常迫使政策制定者突然地或毫无预期地适应缓慢发展(尽管内在的结构情况已经在逐步改变)。日本和韩国都试图推迟经济开始缓慢增长的时间，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如果中国能够吸取教训，在未来十年内实施一套公开的、反应迅速的、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就能够避免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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