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与大厦的高校市场化之争

　　本报记者 艾枚

　　无论是南京工程学院大张旗鼓地力推大学城的好处，还是南理工出于财政考虑中途改弦更张，大学城粮草吃紧的背后的利益各方也初露端倪。高校教育究竟是要大师还是要大厦？教育能否走产业化道路的现实讨论变得更加严峻。

　　粮草吃紧的背后

　　自1999年起，国内的公立大学开始了扩张的步伐，1999年扩招51.3万人；2000年扩招60.9万人，2001年扩招人数达29.4万人。

　　与此同时，高校学费也开始并轨，并且一路高歌。一名普通大学生的学杂费从1989年的200元涨到10000元，学费占学生人均支出的比重高达25%。让众多家庭与学子背负沉重经济包袱的高校，却是银行眼中的优质客户，银校合作风潮兴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分行的一位工作人员称，2002年以前，银行对大学有极高的信赖。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北大，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军阀割据，侵华战争，国民党黑暗统治，新中国成立等诸多时期，依然存在。银行的这种理念，特别是经历了频频加码的企业倒闭、坏账之后，银行更是把公立高校奉为上宾。

　　1999年，华夏银行就为北京大学提供总额5亿元的授信额度。南京大学则获得了工商、农业、华夏、招商、中信等5家银行高达50亿的贷款授信。

　　各地高校大学城的项目，把银校合作推到了巅峰。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江苏的105所高等院校中，平均贷款额度达到3亿元。

　　“要进入211工程，必须要达到一定人数、一定面积，高校评价体系中的数字杠杆让各高校管理者普遍有种浮躁感。”南大一位教授如是说，折射出许多高校债台高筑投入大学城项目的动机。

　　同时，在以大学城项目为主导的高校扩张中，地方政府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南京仙林大学城管委会主任梁学忠曾对媒体算过一笔账，大学城一旦形成规模后，以每个学生每年消费5000元计，设计入驻学生人数将达15万名，这对产业、就业和房地产的拉动十分可观。

　　然而，到了2003年，银校合作的风向开始转变。1998年工商银行发放的地方教育贷款只有2亿元，至2003年，这一数据就上升到198亿元。迅速膨胀的额度让银行界对高校的还贷能力产生了疑虑。

　　大学作为非营利性机构，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资产没有明确的权属。

　　正如一位教育界的资深人士所描绘的，公立高校从银行贷款好比国有资产从左口袋挪到右口袋，没有话讲。

　　而南京工程学院在去年上半年被银行拒之门外，部分负责人则透露，相比于其他动辄贷款额超十亿的高校，工学院胆子太小，应该在银根收紧前多贷一点。所有利用银行资金发展大学城的高校的心态可见一斑。

　　2004年上半年，部分大学城因违法圈地被叫停后，银行界的疑虑就变成了不容置疑的现实。

　　要大师还是要大厦？

　　日前一篇《我对教育发展中若干现象的迷惑》在各大高校中广为流传。该书的撰写人是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杨福家的迷惑是，近几年来，中国大学越来越热衷于建大厦，而非致力于培养大师级人才。

　　这恐怕不是杨福家一个人的迷惑。

　　来自江苏省教育厅的一份资料显示，全省已经开工或计划建设的大学城达9座，按每城平均容纳5万名学生的最低值估算，全省大学城可容纳45万名学生。而江苏全省每年的考生人数只有20多万人。另据报道，江苏省每年大约有25%考生到省外大学就读。

　　江苏的大学城已经饱和。

　　而此时，江苏省教育厅正在制订“十一五规划”，其设想是江苏全省高校生人数达120万。江苏正在启动一项“其他兄弟省市做不到”的计划，使全省12个地市均有高校分布。事实是，从2001年开始，作为高校扩张的主要内在动力———大学扩招的步伐已经放慢。2000年，全国高校扩招60.9万人，2001年扩招人数降至29.4万人。

　　更值得一提的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无论是国内外知名的品牌高校如南大，还是后起之秀的南京工程学院，一致认为，高校新校区的建设是响应政府科教兴省宏观经济政策。

　　南京某高校的负责人对记者说，杨福家迷惑，学校能够理解，但学校在发展中却难以操作。国家投资教育“211”工程，中央政府明确规定，只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社会资金投资教育者，由于不一定懂教育，希望投资见效快，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截了当地投资一幢大楼。

　　在南京仙林、江宁大学城，尽管各大高校的投资额度高达几百亿，部分高校的学生宿舍像公寓一样的奢华，但大学城晚上成了一座空城、黑城、交通瓶颈，大学学子缺少高校人文培养的氛围的报道却常常见诸报端。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教育成了封闭式教育。教育界人士表示，这种高校教育模式与大学教育必须具备的人文教育的精神不符。

　　高校扩招最初动力来自教育自身。早在上世纪90年代前中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较慢，造成后期经济发展中高等人才的供求矛盾。高校扩张自然水到渠成。

　　到了2002年，大学连年扩招的势头才放慢下来。高等教育解决内在矛盾，刺激经济发展的效应彰显。

　　曹都说，南京工程学院新校区的发展战略本着该校的实际状况出发。据了解，南京工程学院在市区就有三个分校，总计面积不足600亩。不但难以满足省教育厅逐年增加的扩招指标，校园过于分散，也给主高校带来过高的营运成本。

　　搬进大学城，三校合一无疑成解决各种矛盾的灵丹妙药。同时，该校也因新校区建设，学校的品牌、知名度，老师的福利得到了提高，高校在发展中尝到甜头。

　　教育供求内在矛盾解决了，外在经济要求就成了高校发展的动力。教育产业化口号提了出来。无论是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是大学专科、本科的高等教育和研究生、EMBA人才培养为目的的精品教育工程，几乎都被这一理念一网打尽。

　　而高校在提到大学城金融危机和目前高等教育的现状时，几乎都毫不隐讳地把矛头指向政府，认为地方政府过多地把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推到高校，导致高校根本没有充足的精力、财力致力于教育。

　　南京工程学院的王老师说，在广东，所有大学城建设费用均由政府包干，而江苏的高校中，学校不仅要承担新校区的建设，还要承担如公交、交通等公共事业性支出的重担。据称，南京大学每年用于来往浦口与鼓楼校区的校车投资和过桥费用，足以建一幢大楼。其他高校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面对高校的诘问及难以偿还的巨额贷款之虞，相当一部分政府部门则认为不足信。

　　江苏省教育厅一位负责人说：高校还不起银行贷款不可能。这位在教育界跌打滚爬多年的资深人士说，学校根本不存在没钱的问题，只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据他透露，南京邮电学院就富得流油，号称高校中的科威特。甭说一个新校区建设，就是两个新校区，该校也不在话下。

　　从双方各执一词的态势来看，政府与大学在教育发展的问题上，显然还没有找到最佳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