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寓言》自序(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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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22日 18:31 新浪财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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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8月的一天，市财政局副局长寥献平一行九人，走进闽北大饭店的一个会议室。李川已经等在那里。寥是唯一的女性，出任副局长不足一年。之前她已知道，刚从乡镇考进市直机关的她，又要重返县乡，回炉再造。
李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份： 流通副县长。寥所去之地乃县级建阳市，所以一蹴而就任“流通副市长”。兼任常委的他们，所有的使命，就是把供销社的流通纳入到流通助理队伍中，从更高层次抓流通。 所谓“更高层次”，是相对于“乡镇长流通助理”而言的。 此前三个月，186名“乡镇长流通助理”，已先行下派到各个需要他们的乡镇。 李认为，此举并非心血来潮，而是现实环境一步步驱使的结果。30个月过去了，先前的两拨特使很好地履行了他们的特殊使命。下派村官已渐渐平息偏瘫或者瘫痪村落的怒火，科特派在一些地方赢得了丰产。然而，丰产并未完全带来丰收。处于相对封闭境地下的南平农民，在告别统购统销时代的日子里，压根就不晓得瓜果要卖到哪里。 当过十数年乡镇主官的寥，当然明白“卖难”对农民意味着什么。科特派们最怕听到的是一句顺口溜： 果树当柴烧，西瓜河里漂，柑橘烂树梢，增产不增收。科特派中的典型人物詹夷生说，我们科技人员大多数缺乏市场意识，生产环节一般没问题，一到流通环节，就会“短腿”。 探究原委，寥的党校同学、中共南平市委副秘书长潘剑才，指出四点： 农民不适应体制环境的变化，在乎生产不在乎流通的计划经济思维，面对市场经济时代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一头雾水，遑论包装产品讨上海小姐们的喜欢； 旧的农村商品流通主渠道已经断流，农民过去长期仰仗的供销社，已从原有的农民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实体，幻化成产权不清、责任不明的“公”字号经济，不可能再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流通服务； 散兵游勇式的乡村流通人才，已不能将年产值100多亿元的农产品，适销对路地送出层峦叠嶂的武夷山脉，不足8万人的专业营销游击队，非但各自为战，亦缺乏足够的抗风险能力，根本担当不起“中介组织”的称谓； 后WTO时代，“绿色壁垒”比不得武夷山上的天游峰，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跨越世贸组织设定的门槛，没有流通载体的更新，就别谈什么“利益最大化”。 下派流通助理的同时，另一个问题旋即产生： 农业如何产业化？南平从事政策研究的人士普遍认为，唯有产业化方能以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由于加工和流通环节的缺失，南平粮、果、茶、木、禽在福建乃至中国举足轻重的资源优势，并未能转化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曾在福建省长任上，考察南平所辖光泽县一个农民的茶场，欣然品茗之后，问茶场老板金友，你的茶叶多少钱一斤？听到“十五块左右”，习诧异不已，感慨产业化的落后，让农民得到小头，丢了大头。 曾在日本农业产业化的场景地流连忘返的李川，意识到要使农民不丢掉大头，必须发展农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环顾南平十个县区，只有“大乘牛奶”和“长富牛奶”，作为农业产业化的两个集团，有些气象。李发现，即便是这两个典型，也依然保留着浓重的粗放经营的痕迹。他们的管理水平距离现代企业制度，相去甚远。深山老林，物色一流人才，似无可能。就南平而言，人才都在党政部门里。尽管经济发达地区官员下海，填充职业经理人的稀缺鸿沟，已是第二波、第三波，南平的公务员，还欠缺那样的勇气。 下派龙头企业助理，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沉入水底的第四个“皮球”。自2000年秋天始，三年三拨138名龙头企业助理，潜移默化地提升了企业管理的档次。 众所周知，李川领导下的中共南平市委，一共下沉了五只“皮球”。第五只球，是2002年与人民银行合作下派的“金特派”。 科特派、村支书、流通助理、龙头企业助理，四支特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学技术、发展环境、市场流通、农业产业化四个制约乡村进步的“瓶颈”，但是小本经营的农民们普遍缺乏致富的本钱。2000年中期，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新华下乡调研，发现科特派无偿传授农民种蘑菇的技术，可是不少农民根本就买不起农业生产物资。 吴去找与自己平素私交甚密的人民银行南平市分行副行长陈敏，问她，生下来就以支农为使命的信用社，可否给农民小额贷款。陈的第一反应是： 不可以。自打1996年接管原农业银行麾下的信用社，她发现不少农民信用不好，给信用社带来的呆坏账数额惊人。 经由一年多的调查和磨合，2002年，人民银行南平支行和南平市府，正式确立“金融助理制”。一年间，250余名基层农业信用社优秀主任和信贷员，出任乡镇长和村主任的金融助理。以打造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为工作方式，让农民们从“金融墟日”赢得了十个亿左右的小额贷款。 人走政未息 我们今天看许多人总结过的“南平实验”，好似一盘事先谋划的棋。综观此间的每一个环节，我们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顺势而为的结果，它的每一个步骤，都符合真实世界的逻辑，都是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链条中撞击出的应急之策。 2003年初，李川当选为福建省副省长，主管工业经济。此时，有人担心，李川“皮球”沉水“十年磨一剑”的意图，可能会落空。他的一个幕僚以为，李过去几年，至多夯实了一个基础，“南平实验”真的要成为“南平经验”，可能真的像李曾经宣称的那样，需要十年。 据此，有人提请李川上书省委，继续出任市委书记一职，如果省委意欲提拔，挂个省委常委则可。显然，这样的想法过于书生气。 李川最终还是走了，先前跟他搭班的市长徐谦接任中共南平市委书记。一段日子里，在千余下派干部中弥漫着一种焦虑情绪，不少人担心新领导人另起炉灶，搞自己的“政绩工程”。一旦晋升提拔的“乌纱帽导向”、鼓励利益共同体的“财富导向”、立功受奖当劳模当人大代表的“荣誉导向”，发生改变，驱动特使们把皮球沉下水的三个内在驱动力就没有了力量，“南平实验”或可半途而废，就此颠倒过来。 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吴新华说，官场常见的“人走政息”现象并没有发生。明确表示萧规曹随的徐谦，强调了三个层面的不变： 派机关人员沉到乡村社会的导向不变；从下派官员中提拔重用后备干部的导向不变；利益共同体政策作为一项制度的导向不变。当然，“不变”不是拘泥于陈规，徐谦表示，我们要在先前的思路上，继承并且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下派”，以“更大的规模”在进行。2003年春节前夕，原市委督察科科长裹挟在第四批下派“乡官”中，出任建阳市最贫困的崇雒乡党委书记。短短半年，他以“项目”的名义，从福建省、南平市三级政府“化缘”700余万元，他要在剩余的一年半内完成他对下派镇的承诺。 尽管有人对下派部门转嫁城市资源去乡村的做法有异议，新晋市委书记徐谦不以为然，且在公众场合宣示：“城市的资源转嫁到农村再多，都不过分；城市的人才下派到乡村再多，都不嫌多。” 截至2004年初，南平市共适时分批下派传统意义上的“干部”近5000人，略占南平机关事业人员的4%。他们的选派没有增加太多的行政成本，却让党政部门的工作重心，乃至各种社会资源大量有效地下移到最基层的村落。 官员下派并未影响机关工作。一个下派的公务员现身说法：“过去，纳税人反映机关作风推诿扯皮，吃拿卡要，追溯原委，其中一条，是我们的干部不谙个中艰辛，不晓得老百姓的酸甜苦辣。现在，给我们一个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机会，对转变政府职能、机关作风，大有裨益。” 下派官员的意义，绝不局限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或者官员素质的提升。此举对修缮乡村社会不断滑坡的文化道德情状，以及提升乡村民主政治水准，都善莫大焉。当然，最有价值的提升，还是农民经济生活的改观。2003年初李川在北京的一次民间性质的集会上说，南平农民人均增收速度高出福建平均水平的一倍，2001年达到59%，次年提高到9%。 同时获得改观的，还有社会稳定层面的内容。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信访总量的下降。南平市信访局局长受访时，提供了一组数据： 2003年越级集体上访的批次和人数，比上年分别下降38%和367%。他尤其强调，有下派支书的村，几乎没有上访现象的发生。 南平现象的积极意义，如果没有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建省府要员的支持，也不可能如此明显地显现。一开始，李川并不希望省里或者北京方面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他担心省里对政策并不明确的下派，会有不同理解。出乎他所料，从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到省长习近平，再到当下的省委代理书记卢展工，无不对南平的做法给予激赏。 消息人士指出，福建党政领导的正面期许，非但使南平避免出现“人走政息”的情境，还使得南平实验的实验场拓展到南平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墙内墙外 南平实验，能够走出大山沟，被中国人所认识，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贫困乡村探索农民问题的一个标杆，最先得益于罗豪才，一个从福建走出的国家领导人。是他的偶然发现，最终引起了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各个部委的注意。 2000年底，武夷山下大张旗鼓地搞了个纪念理学家朱熹诞辰800周年的民间学术研讨会，意在整合旅游文化资源的武夷山人，希望这样的盛会能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露个脸。 主事者知道，没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席，央视是不会给这个面子的。时任朱熹诞辰纪念800周年活动组委会办公室主任的南平市长助理游劝荣，想到了福建人罗豪才。罗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的博士生导师，著名的“平衡论”提出者。同样研习宪法与行政法学的游劝荣，几经辗转，并最终请来了罗豪才。 游今天已经想不起来，自己究竟是怎么和罗谈起南平机制的，反正罗对他所说的农村民主政治生态颇有兴致。是年11月，政协全国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在罗豪才的指派下，去南平考察下派村支书和科特派。该委员会借用了南平方面对这两项措施的官方陈词：“高位嫁接”。调查报道如是评价了高位嫁接： 科特派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他们的到来，实现了先进生产力同农村传统生产方式的高位嫁接，闽北农村涌现科技兴农高潮； 下派村支书是新形势下高素质的党的工作者，同“软、散、瘫”的基层党组织的“高位嫁接”，他们的工作，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农村基层工作模式。 报告在结尾强调，南平高位嫁接“显现的积极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南平经验的典型性，报告撰写者以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的名义，建议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在理论上、实践上、政策上给南平以必要的指导，帮助他们不断完善机制，并适时总结推广。 这篇三四千字的调查报道，经由《政协信息》等渠道的传递，引起了高层政要的注意。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相继作了肯定性批示。李川对两个批示的解读，就是“皮球”究竟能不能沉到水中，倘若真能下沉，便可在中国境地推而广之。 2001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川偶遇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潘岳，两人从最高领导层的批示聊到南平实验的政治意义及其普世价值。是年秋，潘指示知名农村问题专家、《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温铁军一行数人，去南平调研。此前，温毫不知情。南平人做了三年，竟然没有宣传自己。温日后在一个高层研讨会上，专门提到这一点，他说：“这是我很感动的一点。” 据称，潘岳和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习近平，是经常往来的私交，他们在研探南平实验时，共识多多。 2002年4月9日开始，习近平顶着1米8的大个子，大汗淋漓地翻越了南平三个县的好几座高山，见证十数个有下派村官的村落。尔后于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求是》上，发表了他的调查与思考。此外，习还以个人名义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条陈南平实验的种种好处。 前脚送走习近平的李川，后脚再度迎来罗豪才。这一回，罗率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专题调研南平实验。他选择了顺昌县白沙村。白沙是福建有名的上访村，跪求省府主持公道，“罢免村官选村官”，就是该村村民所为。他们的激烈对抗曾招致中央电视台记者千里迢迢赶来报道。一余姓下派支书从土地承包这个矛盾的根源出发，最终化解了村民的千千结。 罗问余：“你认为你们的下派，和村民自治有没有矛盾？” 余答：“不矛盾。我们从党的系统下派，符合党章，与村民自治没有法律冲突，我们的介入只会将形式上的民主，变成现实可操作的民主。” 又三日，罗在调研期间的一个座谈会上问： 这项工作现在更多还是政府行为，怎么进一步巩固、完善，使之真正成为一种机制？专业协会看来很重要，今后怎么建立，怎么发挥作用，怎么来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干部下去后，对自己的专业，对自己的利益，这方面有什么互动，什么关系？ 罗豪才的“三问”，在5个月后于北京举办的一个学术高峰会上，再度引发。这次会议由潘岳倡议发起，主办者有他主管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当然，有了《人民日报》、《求是》的参与，《中国改革》只能恭陪末座。 此前四个月，科技部组织西北五省科技厅厅长，慕名去南平考察了七天。考察的一个结果是： 在西北，搞个试点。但科技部对一些政策性问题，没有把握，就去请示中组部。中组部的答复是： 值得探索，方向应该得到肯定，科技部应该在更大范围内试点。 就在科技部去中组部请示前后三个月内，北京官方人士乘坐的飞机，接连降落武夷山机场： 5月12日，原中组部部长、中共党建研究会会长张全景抵达； 6月15日，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潘岳派4个人抵达，20天走访7个县23个村，形成20万字的调查笔记； 8月5日，中国人事部部长张学忠抵达； …… 北京方面的各路官员，分别在各自管辖的职能范围内做专题调研。他们的频频造访，提醒了福建省有关部门。2002年11月1日，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省委农办、省体改办等部门的副职和省社科联、省信访局的一把手坐到一起。中共福建省委副秘书长阮荣祥说：“南平下派干部，提法很多，如南平现象、南平经验、南平做法、南平体会、南平机制等等。我想，为简单方便，容易记忆，以后就规范提‘南平机制’。” 这样的说法得到一致的认同。 会议上，省体改办一副主任说，两天前，福建省代省长卢展工提及南平机制，表明要在2003年突出研究全省农村改革问题，南平的做法是个突破，有示范意义，我们在很多方面调研思考得不够，今后要多向南平学习。 人们相信，卢不是随便一说。此前四个月，他与潘岳派往调研的人马大略同期抵达。头尾7天，主题只有一个： 新形势下的南平是如何开展农村工作的？其间，卢多次“突袭”，临时停车去田头和村落里造访村民。他要核实一下，“派钱派物不如派干部”这些顺口溜到底是谁总结出来的？是《诗经》那样流行于民间的“风”，还是御用笔杆子的杰作？ 2003年3月3日，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报《福建日报》刊登了卢在南平调研时的讲话，全是口语，显然不是出自秘书之手。此时，代病中的宋德福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一职的卢，为什么要发表一篇旧文章？ 据称，福建日报社在发表这篇文章前，曾以怀疑的口吻试探了卢的态度，卢说“就这样发”。 是年5月的最后一日，卢请78岁的福建前副省长王一士，去省委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作关于南平机制的报告。报告会由卢亲自主持。观察人士认为，实际主持省委工作的卢，以这样罕见的方式，鲜明地亮出他意欲在全省推广南平经验的意旨。 南平的下派做法，被科技部介绍到西北地区后，甘肃省省长助理前来南平调研，并借用福建方面对口扶贫的资金，创造性地催生出科技特派员创业风险基金制度，让南平实验的花朵在墙外开得更为灿烂。 据2004年8月3日晚央视《焦点访谈》报道，新疆、青海等中西部省份，分别结合各自的省情，克隆了一个个新的破解三农的新版本。有消息说，三年前开始下派“村官”的安徽，将大规模派遣“十品官”，作为省府“特使”扶助境遇困顿的乡村。 为取经团解“球” 信息相对闭塞的南平溪后村农民，可能不晓得他们的“皮球论”，会在5年后的今天引来这么多的连锁反应。当下，前往南平取经的人们，正源源不断地捅往武夷山下，遗憾的是，由于路远，溪后不是参观的“景点”。 结束南平的访问后，我总是希望取经的人们能去溪后看看。我期待着他们能发现，即便是南平实验中地位不逊于安徽小岗的发源地，也依然处于探索实验阶段，所取得的进步也只是点滴的进步。事实上，不是所有的村庄都像被安排考察的村庄那样气派吉祥。南平官方理应客观陈述下派官员撤退后的“三三结局”： 三分之一的村庄继续前进；三分之一的村庄维持在下派村官撤退时的水准；三分之一的村庄正在向起点倒退。 一位在南平实验中立功受奖并被擢升的经验制造者说，他在接待取经团时很想提醒一句，人们应该冷静对待所谓的南平经验，不能将尚未打上句号的实验，诠释成无所不能的经验，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中共南平市委的一位张姓副秘书长也冷静地表示，南平实验的五年，仅仅是中观层面的探索，欲在宏观层面根本驱除中国三农难题，尚需制度层面的巨大变革。显然，这一切都不是南平实验所能解决的。 有见识的人士希望我能呼吁那些走马观花的取经团，不能被“点”上的巨大进步迷乱双眼，更不能简单地将之理解为方法上的胜利，以为规章制度上的克隆和照搬，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我以为，如果南平经验真的存在，那么这经验的核心，不是方法，而是态度，不是条文式的规则，而是一颗诚实地面对农民的心。如果我们心灵的“皮球”，不能完全下沉到乡村社会的“水底”，任何经验的效仿，都只是镜花水月的打捞。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南平实验理解为南平寓言的首要之义，也是我将中国农民问题比喻成一个“球”的秘密所在。 下一章：四王两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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