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寓言》自序(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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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22日 18:31 新浪财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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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底，时任南平市市长的李川，依照市委的既定安排，去延平区王台镇溪后村蹲点。在一个年久失修的村部，李和一干随行人员住了五天。 李异常珍惜驻村的机会。他是一个农民子弟，小时候起早拾粪被狗撵得四处乱跑的经
南平是福建北部的一个农业大市，一块插根扁担都能发芽的沃土。计划经济时代，是福建5000万民众的粮仓。据称，彼时的南平主官去省里开会，会务人员总要在前排给他们预留一个座位。没有哪个文件规定他们在行政序列的排名，应该在厦门龙岩诸市前面。在那个并不时兴GDP的年代，位列三甲的经济指标，给了他们约定俗成的权威。那个时候，就连南平农民，也被福建南部沿海地区的人们所艳羡。南平的一位官员不无怅然地说，曾经厦门人会以有个南平亲戚而自豪，因为他们可以吃到别人吃不到的新鲜大米。 河东河西的变化，大略也就是三十年的光景。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后，风起云涌的市场风潮，迫使南平主官们不情愿地把自己的座位，一步步让给了厦门福州漳州，那些往昔的小兄弟们。风光不再的老大哥，偶尔只能阿Q似地回想一下祖上曾经姓赵的光荣。 出任南平主官，李川不敢凭借出身说自己了解农民，更不敢断言自己了解南平的农民和农村。调研，是他到南平后的日常功课。 李的一个旧日同僚说，是次驻村，对他殊为重要。因为，闽北尚未从一场“经济大地震”中苏醒过来。 所谓“经济大地震”，指称的是300余万南平人在是年夏天遭遇的一场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南平，这个没落的贵族，再一次受到重创。滔天洪水漫卷而过，一片凋敝的景象，叫人欲哭无泪。 当年的《闽北日报》是这样描述洪灾的： 6月中下旬，特大暴雨在闽北境内瓢泼般肆虐了12天，日夜不曾间断，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带来的危害之重，均为历史所罕见。一个接一个的村庄被破坏，整片整片的农田被冲毁，数十万间民房顷刻间轰然倒塌，数十万灾民骤然间无家可归，有家难回。 洪水过后的统计报表，让履新不久的市长李川头皮发麻： 124人死亡，37人失踪，560人受伤；10个县百分百受灾，178个村庄荡然无存，223个村庄失去了半壁江山；倒塌民房505万间，损坏823万间，水电路讯全毁，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工业几乎瘫痪。工业、农业、基础建设、社会事务诸多层面的创伤，一时难以修复，一些方面的恢复甚至需要几年的时间。 当时的福建农村，“小康运动”颇为流行，但是中共南平市委根本无力去畅想两百余万农民，在朝夕间过上《诗经》描绘过的小康生活。迫在眉睫的问题是： 如何引领南平渡过难关？如何让231万灾民重建家园？怎样让尖锐的农村矛盾趋于平缓？ 怎么办？ 靠市府？撤地建市后的南平市，财政收入一落千丈。 靠县区？南平市十个县区，除了市府所在的延平区，都是穷家底，政和、松溪、光泽三县还是国家级的贫困县。过去，他们的手心一直向上，靠“施舍”过日子；现在，水去山河破，那副嗷嗷待哺的样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靠乡镇？南平全市124个乡镇，平均负债390万元，以这样的负资产去重建家园，连银行都不敢理会他们。 靠行政村？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三个党员八颗牙，还有一颗是假牙。”部分南平官员不敢奢望，仰仗现有的基层领导力量走出灾难后的困境。再说，全市1850个行政村，平均债务39万元，即便有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底，又有什么力量在废墟上创造奇迹？ 靠外援？一方有难，八方援助。南平洪灾后，共收到数百万元的捐赠。相对于749亿元的直接损失、无法估量的间接损失、百废待兴的颓废之势，外援的财物无异于杯水车薪。 唯有自救！中共南平市委决定把脚伸进农村，学习毛泽东当年的做法，也搞一个南平农村调查，市直官员下农村蹲点，问计于农民，并和农民同吃同住同生活。 李川觉得市委的这个决策不错。他告诉身边的人，我们要把浮在机关的身子，沉下去，不但要深入农村，还要深入到农民的内心世界，看看他们究竟在想什么，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镇官们开始认真地网罗农民和市长座谈。李事先打过招呼，不要说大话，拉家常则可。可是，招呼不太起作用，组织过来的农民，除了腼腆的表情是农民版本，话语体系大多是官僚机构的翻版。 大约是第二天，李川随意溜达进一个农民的院落，一个中年男性农民被动地和他拉起了家常。李说他已记不清那个农民的长相，他唯一记得的，就是那个农民的“皮球论”。 不知道他是市长的农民说：“你们干部下乡，我看像我家用那个破篮球提水，你们从上面看，皮球下了水，我们从下面看，照样漂浮在面上。你们从来就没有下过水，哪里知道我们的深浅，我们的难处？你们不知道我们的难处，还天天说为我们服务。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服务的。” 五年过去了，李川特别想找到这个农民，可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 2004年初夏，我赶到溪后村，村支书们都知道这个“皮球”的故事。我想请他们帮助我找到那个农民，大家都摇头，李自己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那个农民也不晓得聆听“皮球论”的官员，就是当时的市长。由于村里的中年农民有不少都外出打工了，难以一个个调查，我只好作罢。 当下，“皮球论”已被李川传播到整个福建，省里的高官们，也在不同的场合重复这个农民的理论，敦促官员们沉到农村，不能像宫廷御医那样，总是悬丝把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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