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寓言》自序(2)

古代，寓言是臣子们写给皇帝看的。我的“南平寓言”是写给谁看的？

　　致力于改善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官员们，是我写作时假想着坐在我对面的人。中国的官员有时候很有意思，在制度不太可能发生根本变革的时候，老将做不好的事情大而无当地归因于体制或者说制度。我想，主张破解中国三农问题应从制度入手，没有什么不妥，但是技术和制度并非二律背反的悖论，再好的制度，也离不开技术上的精进。

　　技术是由细节叠合而成的。所以我希冀经由人物命运的沉浮、故事情节的冲突，淋漓尽致地将细节呈现无遗，以期效仿者品咂借鉴。我不敢让我笔下的南平实验，流于空洞或者虚假。我不想任意拔高它的探索价值，只是期待自己能够还原南平经验的真实，让学习它的人们觉得可学，让经验的正面被人吸纳，让经验的负面被人避免。

　　顺便说一句，作为一个记者，我不但希望自己可以详尽地展现细节的力量，还顺带着希望自己讲述的故事，兼具叙述方式上的文本价值。我厌恶过去常见的官方经验的写作，欲图在坚持独立调查独立写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知识界居庙堂之高的部分学者专家们，以及从他们那里寻找理论支持的、明知非农化有害而为之的县域经济执行者，也是我贪图的读者对象。中国77%的农户的经济生活形态，以小农经济为主。这是中国农村最为普遍的“乡情”，是无法与西方理论照搬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现实生产力，是我们考虑一切事情的基础和前提。然而，过去的十数年里，居庙堂之高的部分学者专家们，以及明知非农化有害的县域经济执行者，并没有在意我们面对的“乡情”，他们在谋划农民问题时也没有尊重我们应该尊重的“基础和前提”。

　　所以，充盈于我们耳目的，总是中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消灭农民”，在于土地私有化，在于高新科技农业等等“高瞻远瞩”的激昂的论调。考察南平的现实，从附着在毛泽东画像上的关于过去的留恋，到渗透在村民言行中的朱熹理学的痕迹，无不提醒那些在聚光灯下振振有词的知识精英们，这些源自欧美的理论和言辞，多么像那个听说灾民饥荒遍野就说“给他们肉吃”的糊涂皇帝。

　　我还希望欲为农民代言的新闻界的同行们，也能看看这本书。我从南平实验的细节中，发现了自己过去对包括三农问题在内的中国问题的判断，多少有些像书生的梦呓。延展开来，如果我们的身体始终游动在京都、沪上等大城市的楼堂馆所，听取知识精英们的高谈阔论，我们同样会成为一只漂荡在水面的“皮球”，我们看到的只能是武夷山的“半张脸”，只是武夷山的鬼斧神工，以及匪夷所思的文化景观。如此，梦呓式的发言，就是把握舆论工具的我们不能避免的遗憾。

　　南平一月，是我有限的记者生涯中，最为艰苦最为实在的一次采访。近年来，慢慢走向所谓“高端题材”的我，已经习惯了舒适的采访环境。星级宾馆，有品位的茶楼，装饰考究的会议室，匹配小资生活的酒吧，已定格成我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刺鼻的猪粪，衣衫不整的农民，破败的小学校舍旁光脚的学童，一个上午跑不到一公里半的乡村小路，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的村庄——南平情状，唤醒了我曾经是一个农民的所有记忆。

　　所以，我还希望我的父亲母亲也能成为我的读者，尽管我知道合起来只受过不足半年教育的他们，并不能晓畅地通读。

　　走出乡村整整十年，我考取了博士研究生，组织了有两个博士研究生的家庭。可是，除了将原先在我名义下的责任田，分摊给乡邻，让盼我考取大学的远房族叔们，增添一丁点抛荒的土地，多缴纳几许三提五统，我对安徽长江岸边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庄，又有什么贡献？或缘于此，我对南平实验中那些返回故乡当村支书的公务员们，钦佩不已。他们以三年的筚路蓝缕，换来了故乡容颜的改变。

　　十年前，我去芜湖读大学，载我报到的船只停泊在长江轮船码头，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孩提时代的学费和书本，是父亲在泊于码头的沙船上做挑夫换来的。含辛茹苦的父亲母亲，把我送上了大学，却未从上了大学的儿子身上，赢得多少名分之外的福分。

　　父母亲辛劳大半生，在可以预见的小半生，还将继续辛劳下去。他们和我在闽北看到的农民一样，从未想到他们的艰难困顿，和政策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亦无从知晓所谓的剪刀差、城乡二元，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掺杂着复杂的感情，我希望自己能真实地再现南平实验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盼望，我能为农民做一件有益的事。一定程度上，本书是我对农民出身的自我救赎。一个朋友建议我在扉页上题写“献给天下8亿农民”，我没有那么大的口气。我只想把它送给我的父亲母亲。

　　我在闽北的采访几乎没有任何休息的罅隙，晚上的访谈常常拖延到子夜时分。采访本积累了整整六本，数十万字的采访笔记，数百万字的文字材料，是我历次采访中“沉”得最深的一次。别人给我戴了诸如敬业之类的多顶高帽子，事实上，我在本质上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我之所以会沉下去，是因为我在潜意识中，将这次采访视作我对父亲母亲的一次报答。我祈望能在求解中国农民问题的道路上，为我父母那样的农民最终走出束缚他们的制度困境，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哪怕只有一点点。前言“皮球”是怎么沉下水的

　　美国白宫记者西奥多.怀特，在《美国的自我探索》的开场白中说，不管讲什么故事，都有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从哪里开始？

　　对我来说，这一切尤其重要。一个局部地区在中观层面的探索与实验，不像一个悬念丛生的微观故事那么跌宕起伏。基于方便读者阅读，乃至挑逗读者阅读趣味的考量，我先对南平实验五年间的前世今生，作个大历史的观照，以便读者提纲挈领，不致散失在各个章节的阅读中，见树不见林。

　　2004年6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梁绮萍等福建政要的坐骑，在福建大会堂门口相继刹车。一地方资深媒体人士称，早在一个月前，中共在福建各县区的主官们，就开始等待是次会议的召开。

　　与会者知晓，政要们在意的问题，不是军事，而是农民。一位闻听是次会议的北京学者打趣说，中国农民问题对执政党而言，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

　　过去五年间，闽北农村发生了一场由中共南平市委主导的静悄悄的革命，它在政经层面的影响力，已锁定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眼球。有人从温家宝总理曾经的批示中，看到过“方向正确”的字眼。主事者认为，是次会议就是对高层政要“希望继续探索和总结”的一个回应。

　　消息来源说，福建政界对是次会议的期许，是科学地总结以南平机制为核心的农村工作机制，使其以星火燎原之势，漫卷福建经济版图上的贫瘠乡村。

　　贫瘠乡村之一的南平市延平区王台镇溪后村的农民，虽然听不懂是次会议的官方表述，但从电视上浓墨重彩的会议报导中，他们依稀感觉到福建领导层对农民问题的关注。

　　他们当中鲜有人知道，他们生活的村庄，就是官方新闻屡屡提及的“南平机制”的发源地。他们更不晓得，南平实验迄今五年的前世今生，是一个乡邻的“皮球理论”擦亮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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