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寓言第一章：四王两派

    我惊讶于环武夷山的闽北农村，被绿水青山遮蔽的贫穷，超出了我的想像。可我不愿意再去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过去两年里，李昌平以“向总理说实话”的名义，陈桂棣夫妇以一部《中国农民问题调查》，向天下人道尽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危机。2004年5月31日晚，撤出 “闽北农村调查”的最后一个驿站，我已知道，我要写一本什么样的书。
   《南平寓言》章敬平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权新浪网独家连载，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他们，“榛子王”詹夷生，“葡萄王”谢福鑫，“橘柚王”方金妹，“菇王”刘瑞璧，同为数千名“科特派”中的精英人物，却在义利观上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

　　我相信，“榛子王”和“葡萄王”展现在钱财面前的“风格”，对“橘柚王”和“菇王”，始终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后者作为和农民搞利益共同体的典型，代表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的“义利派”。比较之下，“榛子王”与“葡萄王”则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义派”典型人物，他们反对“科特派”跟农民搞利益共同体，他们对钱财的索取，永远不离开传统的“道”。他们成名于2000年代最初的几年，但他们的行为方式却和50年前的中共党员，没有什么不同。

　　民间的争论，并不影响南平决策层对“利益共同体”的肯定。官方认为，詹夷生和谢福鑫是高尚的，但高尚的人，并不一定能成为人人效仿的榜样，更不能成为制度设计的理论前提。

    “义派”：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跟农民搞利益同盟，等于从农民口中夺食，我反对与民争利。”

　　“我个人绝对不和农民搞利益共同体，帮助农民，还跟农民分钱，这也叫帮助农民？”

　　第一句话是詹夷生说的，第二句话出自谢福鑫之口。

　　他们都是专家级的科技特派员，中共党员是他们的政治面貌。尽管他们的党组织早在三年前，就让市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确认了他们跟农民搞利益共同体并从中分红的权利，但对党的政策主张一贯言听计从的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却罕见地贴上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标签。

　　詹夷生既非富人，也非对钱财毫不在乎的人。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组的制片人，领教过詹夷生的“抠门”。知道这个细节的人，如果恰巧生于1970年代初叶，中小学时代读过课文《梁生宝买稻种》，很容易由詹联想到梁生宝，那个在记忆中消失多年的进城后精打细算的老农民。

　　2002年7月25日晚7时许，一个小姐递给詹一个账单，詹大叫起来：“一小碗面怎么要6块钱？”

　　显然，小姐为这个客人的唐突感到惊讶。她转头看看周边入座的体面的客人们，似乎担心别人听到这位先生的腔调和内容。

　　这里是恺瑞大酒店的中西餐厅。“恺瑞”是北京西城一家比较堂皇的酒店，据称有空军背景。从酒店的窗户朝外看，旁边就是“空军大院”，大门顶头悬着直径约略1米的空军军徽，底下站着戴蓝色贝雷帽的持枪兵士。由于离《实话实说》制作地较近，该节目的嘉宾，一般都被安排入住在这里。

　　当天下午，《实话实说》的制片人把詹领入一个标准客房。节目录像安排在次日晚上。制片人告诉詹： 餐厅就在一层，24小时提供服务，随点随烹，你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没有人陪你，你凭房卡吃完签个名就OK了，我们会有人来结账，费用你不用考虑。

　　制片人刚走，詹拧了一下中央空调的按钮，从包里拿出他下乡时携带的不锈钢大茶缸，倒满开水拿到卫生间瓷盆用凉水“冰镇”了片刻。接连两大杯下肚，山里人出远门那种心惊肉跳的些微感觉全没了。

　　6点半，天还很亮堂，詹乘电梯而下，找到餐厅，有小姐迎上来，将他领到最里面的一张小桌。

　　“请问来点儿什么？我们这里有各种面食，炒菜，凉拌，中餐，西点……”

　　詹礼貌地掐断了小姐尚未说完的话：“谢谢，谢谢，您就别数了，你已经知道不用我掏钱了是不是？你那单子上尽是好听的菜名，我们乡下人可点不来，你看着帮我点，够我一个吃饱就行，不过，我要最便宜的，我可丑话说前头，要是太多，我吃不完，我可不签字。”

　　小姐有点纳闷地瞧瞧他。詹看上去不像个乡下人，也不像体面的城里人，准确地说，像个乡下的小官员。

　　我第一次见到詹夷生是在2004年4月28日，此时他业已名满天下。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两气”： 土气、老气。

　　詹的土气，超出了我的预料。去南平前夕，我读过《中国青年报》记者董月玲为他绘制的肖像： 中等身材，壮实，肤色偏黑，留寸头，着帆布网球鞋。虽然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这个48岁的男人，还是让我有些吃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像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彼时，坐在“恺瑞”小姐面前的詹，不过46岁。据说，那时候的詹一眼瞅过去，还不像个“小老头”。只是，这个中年男人的话语体系，一时间让小姐有些懵懵懂懂。

　　实际上，此前三个月，詹已由南平市林委林业科技推广中心主任，迁升为南平市科协副主席，虽是虚职，可毕竟由正科级变成了副处级，这在远离京都的闽北山区，是可以写上家谱的光宗耀祖的大事。

　　一碟沾酱黄瓜条先送了上来。来时的机票是《实话实说》节目组支付的，飞机上那顿十年没吃过的快餐早就没有了感觉，饥肠辘辘的他，开始尽情享受《实话实说》提供的第二顿饭。詹在日记中写道：“我已顾不得身边的人，有多高雅，反正他们也认不得咱，我尽量控制嘴角发出的声响，狼吞虎咽起来。”

　　小姐没有多看他几眼，尽管像他这样欠斯文的人在这个餐厅还很少见。在乡下，詹可是一个斯文人。常有跟他学习种植榛子的农民，唤詹为“教授”。詹1982年毕业于福建农林大学，职称是高级农艺师。

　　2004年春天，我坐在他转任南平市林业局副局长这个实职的办公室里，将近一个小时左右的采访，只在他戴上眼镜坐在沙发上看照片的片刻，我才觉得他有点儿像知识分子。先前，我读过他的部分诗文，不够专业，但算得上业余高手。

　　我的疑惑是难免的。一个诗文写得那么细腻的人，一个屡获升迁的人，一个在少数机关里还是“青年干部”的人，怎么如此的老态龙钟？

　　“恺瑞”餐厅里的詹，风卷残云般吞掉了黄瓜沾酱，一个男侍用托盘端来三只小碗，一只盛着还不够满当的面条，另两只各装着半碗肉酱和蛋花西红柿。男侍将食物摆放在桌上，礼貌地走了。这是北方常见的炸酱面。在新疆建设兵团生活了整整10年的他，不仅知道从阿克苏坐汽车到阿拉尔需要120公里，还晓得三个小碗的内容可以搅拌在一起吃。

　　詹招呼小姐拿来一只大碗。一会儿四只碗都空了。自1999年2月26日出任科特派，他每年下乡的日子不少于300天，吃住都在农民家的他，早就习惯了大碗大口快速吃饭。

　　第三趟来了份鸡蛋瘦肉卷。两只大盘，一盘盛着半斤爆炒肉丝，另一盘装着10片豆皮卷。詹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理活动： 它应该是熟的吧？我模仿着闽北农民卷薄饼的吃法，尝试着吃了一块。不错。我一口气将所有的豆皮卷都下了肚。最后剩下一大半肉丝，心里舍不得，可肚子实在是装不下了。

　　这时候，我前面提到的账单出现了： 6+6+15=27元

　　詹对一小碗面条6元钱有些不能接受。

　　“先生，您这可是大碗！”收银小姐耐着性子，尽量控制音量跟他解释。

　　刚才肚子饿，那三只小碗什么时候被小姐拿走了也不知道。詹东张西望起来，而后在穿梭的食客中辨认出为他点菜的小姐。还好，她还没忘记为他换了大碗。重新送来的账单上，那碗面条的价格是4元。

　　詹立时觉得舒坦多了。他掏出房卡，很个性地签上自己的大名。

　　第二天早上的自助餐是免费派送的。

　　接下来的午餐，詹依照已经了解的行情，要了份大碗的炸酱面。在6元钱的账单上签字，他比昨天轻松多了。

　　6个小时后，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崔永元，录制完节目，找崔为邻居儿子托他带来的崔的自传《不过如此》签上名，再跟崔讨了一张以资纪念的名片，已是晚上8点半。

　　没吃晚饭的詹，急速走到恺瑞的餐厅。这里有三种面条，他已吃过两种，于是要了一碗刀削面，账单上写着5元钱。

　　“怎么，降价了？”

　　“不，先生，夜宵优惠。”

　　就这样，詹夷生在北京住了两天，吃了中央电视台38块钱的饭。

　　就简朴而言，谢福鑫比詹夷生有过之而无不及。与具诗人气质的詹不同，谢对钱财的态度，甚至比詹还要“土气”。

　　2004年5月27日下午4时许，谢依约定的时间，来到我所入住的宾馆。圆领汗衫，圆口布鞋，个头矮小。和詹夷生一样，他的老态龙钟，他的长相，远没有他的年纪年轻。走在上海的街头，偶然遇到他，我会以为他是一个土得掉渣的70岁的老人。事实上，他才61岁，一年前办理了退休手续，领取每个月1500余元的退休工资。

　　我坚持要去他办公的地点谈，不愿意呆在宾馆。他迟疑了一下，说好吧，你们先走，我骑自行车来的，还骑自行车回去。

　　随行的闽北日报的同行罗永安熟悉谢的个人历史。罗说，单车是谢福鑫的“三件宝贝”之一，另两件是干粮和工具包。感叹于底层官员和农民关系的日益疏远，谢下乡给农民传经送宝，从不乘坐县府或者乡镇官员安排的小车。做了6年科特派，平均每年下乡160天，他的单车，建阳近郊的农民很多都认识，他猫在农民的葡萄园里，农民可以凭一辆自行车判断他是不是来了。

　　他的学生劝他，年纪大了，别骑自行车了。他不干，还找了套理由： 单车是方便车，节能车，羊肠小道任我走，早出晚归自安排。去建阳之外的县市搞技术培训什么的，他也是坐班车到距果园最近的乡村，再向熟悉的农友们借辆自行车骑到农民的果园。

　　谢给自己定的目标是： 每年骑万里路程，办百场培训，富千户农民。

　　谢福鑫的办公室，在一幢刻印着斑斑历史痕迹的两层小楼里，20年前是南平市府前身建阳行署的所在地。爬满青苔的门框上，挂着块牌子： 南平市葡萄协会。

　　这块牌子是2001年挂上去的，他众望所归地成了会长。退休后，作为一个区域性民间社团的领袖，他还继续留任会长一职。

　　一楼厅堂内用于展览的葡萄酒、葡萄种，以及指导葡萄栽培技术的资料，还零零散散地摊在桌上，没有来得及收拾。300名代表业已离开，去宾馆等待晚宴的开始。这一天，整个南平十个县区的协会技术中坚，全部来到建阳接受培训，一些需要协会从中协调的签约项目，也在公司和农户之间一一签字画押。

　　谢的办公室在二楼的一间仓库式的老屋里，文件资料堆放得有些凌乱，映衬得本就低矮灰暗的屋子越发地欠光明。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老头和他相对而坐。平日下乡，对面的老头负责接听电话和接待来客。

　　据说，谢的日本老师曾看过他的办公室，哑然，震惊，还有钦佩。

　　我看到他的案头，压着他的日本老师可能看不懂的一副对联： 事能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

　　他的案头，还有一件东西让我惊讶，那就是一长串葡萄专家的通讯名录。从北京方面的国家级权威，到福建的一般教授，三四十人的名单，七八十个电话号码。

　　谢虽偏安于闽北一隅，却是中国葡萄技术领域内不可或缺的一个乡野权威。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大城市的人们，大多吃过一种叫做巨峰的葡萄，可是几乎没有人晓得，谢福鑫和巨峰的关系，就是母鸡和鸡蛋的关系。

　　1983年，谢被福建省当作“遣日使”，公派至日本国长崎县农业经营大学，研修日本名产巨峰葡萄的栽培技术。彼时，农民出身农校毕业的谢，已从事了20年的农业技术，出国前是国有企业建阳市马伏良种场场长。

　　17年后，谢福鑫应老师中山忠治的邀请，携夫人出访日本。日本长崎县前知事、副知事以及县政官员，分别高规格会见并宴请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土专家”。据闻，重病缠身的前副知事松本，特地提着氧气瓶会见了他。福建省府一高级官员会见长崎县农林部长矢野忍时，对方告之：“长崎接受发展中国家研修生数百人，能在官方获得如此礼遇的唯有谢福鑫一人。”

　　日方声明，他们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研修生都一视同仁，谢赢得高规格接待，全因他个人的品格和贡献。

　　一个南平的撰稿人用“如饥似渴”来形容谢福鑫一年的研修生活。中山忠治以为，这样的比喻并不过分。谢在日本期间，叹服的不是富士山的俊美、樱花岛的灿烂、艺妓舞的妩媚，而是高层次的葡萄园、高技术含量的果树实验场，以及农业产业化的市场生态链。

　　结束研修生活的前几天，他试探性地请求老师中山忠治卖给他100株巨峰葡萄的种苗。校方认为他的这一请求有政治性的一面。报告迅速上呈，长崎知事高田勇应允了，但强调这100株种苗不是卖到中国，而是赠送给中国福建，作为长崎和福建缔结友好关系一周年的纪念物。

　　1984年金秋，试种于建阳马伏实验场的100株巨峰葡萄，挂上累累硕果。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关于这一消息的报道，引起了高田勇知事的注意。他致电时任福建省省长的胡平，表示愿再赠570株种苗，并遣两名专家前往闽北指导。

　　20年后，整个闽北的葡萄园地已逾万亩。

　　谢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摞公司和农户之间签就的协议书。听说，协会可以对每个成功的签约项目，向公司方面收取数百元不等的中介佣金。我问谢每年能有多少的收入，吃惊地得知，他这个会长，完全是一个倒贴本的会长。

　　协会创办之初，没有官方投入，开办费1万元，是谢跟老伴做工作先垫付的。至今，缺乏赢利能力的协会，也没有把钱还给他。

　　他有一个账本，密密麻麻地记着欠他个人钱财者的名字。显然，对于欠债不还，谢是不高兴的，可是他又觉得没办法：“我跟人家农民说，这个苗木好，有这样的肥料和药品，效果最佳，他们没钱买，我不借给他们，他们就没钱买，没有钱买，他们就永远不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些东西好，好在哪里。”

　　谢见我在笔记本上记他的话，赶紧补充了一句：“绝大多数农民欠我的债，都还了，知道我不好意思主动讨债就故意拖着不还的，是极少数。”

　　谢资助农民种葡萄，大略20年。巨峰一开始引入建阳，农民对这个“洋葡萄”将信将疑。不善言辞的谢，苦口婆心，劝近郊童游镇考亭村的几个农民试种。没有把稻草说成金条的本事，他就以补贴种苗，无偿传授技术为代价，拉拢农民攀登“巨峰”。两年后的夏天，时价3元5角一斤的“巨峰”，一上市就被囤积居奇的商贩抢售一空。农民们眼热了，次年40亩红壤开发成葡萄园，这一方面意味着他的事业更大了，另一方面宣示着农民们欠他的债更多了。

　　我在建阳给谢福鑫算了一笔账，20年了，谢为了葡萄园的梦想，贴出自己的工资不下5万元。这些全在于他个性中的偏执。国内外葡萄技术图书，无论贵贱，他都买，即便有行政职务的时候，也觉得单位行政经费不宽裕，只得自己找老伴报销。这笔钱，权当自己的知识投资，不含在5万元之内。多年来，他没有向单位报销过一分钱的下乡补贴，还自费3万余元购置种苗、棚架、农药和套袋。为聘请“洋特派”，即他的老师中山忠治夫妇，他付出的接待费用加总起来不少于2万元。

　　谢其实不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他对钱物的爱惜，颇为“葛朗台”。说谢宅家徒四壁是搞宣传的通讯员说的，不准确，至少他家还有一台用了20年的彩电。

　　1984年,谢学成回国，照规定，每个研修生可以从日本带回8件家用电器。谢在日本节衣缩食留下15万日元的助学金。他用这笔钱给发妻买了台彩电，余下的买了270株柑橘、枇杷等果苗，外加塞满十几箱的百册图书资料。知情者说，上海海关一郑姓检疫员感动于他的精神，报请领导为谢特事特办，通宵达旦检疫完种苗后，给他敬了一个礼。

　　没见到谢之前，我怀疑官方提供的谢的资料有太多的水分，见过谢，我怀疑我写的谢，也不能被别人相信，因为谢的行为特征和思维方式，都迥异于一个普通的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

　　采访他的那天傍晚，我请他离开办公室和我们一起去宾馆吃饭，晚上接着谈。他很乐意，可不愿意和我们一大堆人同进晚餐。我以为他要以会长的身份，去应酬300弟子的晚宴，就没再坚持。我们吃完晚饭的时候，谢骑辆自行车准时来到宾馆。后来我得知，他去宴会上象征性地露了个脸，害羞似地走了。

　　除了葡萄栽培技术领先于中国同行，他的每一个细节，都表明他落后于这个时代。这个引进洋葡萄的人，实在太“土”。

　　过去的五年里，詹夷生和谢福鑫都在“科特派”的名义下，走上人生最为辉煌的巅峰时刻。立功，受奖，提拔，登报，上电视……在闽北农民当中，“榛子王”和“葡萄王”的名声甚至比市长还大。客观地说，他们的名气不完全在于官方组织的宣传，而是人际传播中的口口相传。

　　他们俩的性格和气质差别甚大。虽然“土气”是他们的共同特质，但前者更具诗人气质，后者更像一个农民。詹知识渊博，口若悬河；谢只通晓农技，笨嘴拙舌。我以为，詹之所以赢得国家电视台、中央媒体的青睐，除了他确实高于他人的技术、人品和成就，还在于他明显高出谢福鑫等人的政治素质和文采。

　　詹曾说过，他一生最感激两个人： 邓小平恢复高考让他上了大学；市委书记李川下派科技人员，让他有了用武之地。

　　我以为，市委书记李川在探索三农问题上，也应该感激两个人： 詹夷生，谢福鑫。詹让新闻媒体自发地认识到他，他走向报刊电视的同时，也带动更为广泛的人们认识到“南平机制”，认识到福建探索三农问题的价值，以及其推广到全国的可能性。谢以默默无闻，不争名于朝不争利于市的品质，让农民从微观上觉察到“科特派”的可爱可信，让专家从宏观上意识到协会等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的意义。

　　尽管作为“科特派”的詹，比同样作为“科特派”的谢，具有更高的政治智慧，但我分不出他们的政治品质的高下。数十年的党龄，已将他们的人品勾兑成政治品质。他们的话语体系和行为方式，就像一个理想的中共党员的样品。

　　林林总总的比喻，我想过很多，最后觉得只有“毛时代的特派员”才是对他们政治品质的最好描述。当然，詹身上有着更为强烈的邓小平时代的气息。

　　詹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做节目，先期去南平探访的节目制片人，让他带上“下乡三件宝”： 海拔仪、修枝剪和锯子。

　　靠了海拔仪，詹发现了建瓯和政和这两个县市适合种锥栗，并最终让这两个县市摘取了“中国锥栗之乡”的封号。锥栗，也就是榛子，“命苦”，只适合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区生长。每到土地贫瘠、山高水冷、其他植物难长的“老少边穷”之地，詹总要拿出海拔仪，测量一下高度，决定要不要种锥栗。詹夷生说： 世界上只有中国有锥栗，中国长锥栗的地方在闽北。如果一亩地种40棵锥栗，一棵产10斤果，一斤卖3元，那么一亩地就可收成1000来元。在又穷又高的地方，种锥栗是花最少的投资，用最简单的技术，在最差的土地上，挣最多的钱。

　　再说修枝剪和锯子。1999年春天第一次下派，詹住到海拔720米的建瓯市温洋村，借宿于锥栗大户张其兴家，就是靠着这两件“宝贝”，詹才改变了表面热情内心极不信任的张。张其兴上山给榛子树修剪，詹也要去，说他包里也有修剪的剪刀和锯子。张一把拦住他说，你那个千万别带去，你的不好用，我们农家的才好使。詹知道张怕他外行，上山胡乱剪他的枝条，搞坏他的树。上得山来，张动手，詹动口。张一棵一棵地锯，詹一棵一棵地点评，哪棵剪得对，哪棵剪得不对，为什么对，又为什么不对。末了，越走越慢的张，把锯子和剪刀递给詹：“咱们回头，从第一棵开始，你再给我加加工，你说剪哪儿就剪哪儿，全听你的。”

　　正是这三件宝，成就了名闻天下的“詹特派”。

　　值得一提的是，詹走上新闻版面和节目，不是宣传部门组织的。

　　2002年初，《我向总理说实话》作者李昌平去南平，发现了詹，而后给《中国青年报》的名栏目“冰点”打电话：“我刚从福建南平回来，在那里碰到一个人，常年在山里帮农民致富，农民见到他，就像见到神仙。我农村工作这么多年，从没见过这么受老百姓欢迎的人。你们一定要写他。”在“冰点”名记者董月玲眼里，这是一个让人不能忽视的推荐。

　　当年4月下旬，董去福建寻找农民眼中的“神仙”，我们所说的“锥栗王”。

　　当年6月3日，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组曹东，给詹夷生打电话，说看到董月玲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又听她说了许多詹的故事，希望能跟他聊聊。曹去南平数日，相信了他从报纸上看到的一切，于是就有了《实话实说》中的詹。

　　7月下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为正面宣传“三个代表”，如获至宝地找到他。《村里来了詹特派》作为“我们身边的‘三个代表’”系列报道中的一个，为詹赢得了更大的政治资源。

　　但，詹并不是这个时候才走进官方视线的。

　　1999年7月19日，中共南平市委机关报《闽北日报》，以《村民的科技导航灯》为题在第一版报道了詹派驻建瓯的成就，吸引了李川的眼球。主张“典型带动”的李，开始注意詹的行踪。

　　詹搞锥栗技术巡回演讲，从不说农民听不懂的话，从不说危害锥栗的虫子是哪个科，哪个属，哪个种，它的拉丁文怎么叫。他给农民讲什么虫子危害最大，用什么办法治。农民买农药杀死了搬运花粉的虫子，产量连年下降。他解释原因时，没说“雌雄同株，异花授粉”，而是用公花、母花、媒人的比喻，说得农民一个个了然于胸。

　　詹讲究三项原则： 请得起，听得懂，靠得住。没把握的技术不教给农民；答应农民哪天到，风雨无阻；下乡不乘轿车，不让农民觉得生分。

　　李川喜欢下农村，大凡詹翻越过的山岭，李都去过。技术高，经济效益高，品格高，耳闻目睹詹的“三高”，李派人着实调查，坊间民众和地方官员都给了詹高分。李认为，若使科技特派员制度向纵深挺进，必须推出詹这样的典型人物。2000年12月18日，中共南平市委和南平市府签发了《关于向詹夷生同志学习的决定》。就在市委常委会最后一次研究定稿的当天晚上，李川尚未和詹谋过面。

　　此后，詹一路斩获诸多荣誉，成为官方和民间都很赏识的人物。难得的是，詹没有在得意时忘记是谁让他“发家”的： 农民，贫苦的农民，贫苦的种植锥栗的农民。我们说他具有较高的政治智慧，还在于他把官方所需和民间所想完美地结合到一起。

　　1956年生的詹，喜欢毛泽东的诗词，迷恋毛泽东的思想。2001年12月4日，出席中共福建省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詹，想起毛泽东早年说过的一句话：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农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农民结合起来，在农民中开花生根。自以为有了更新理解的他，认为革命战争年代跟农民结合，给农民赢得了土地，新世纪的新一代共产党人和农民结合，必须使农民赢得财富。想到这里，他赋诗一首《种子》，三段十五句，每一段的开头一句都是一样的： 我是一粒种子。

　　詹的诗歌，还流露出毛泽东对他的人生哲学的影响。2002年3月23日晚8时许，詹坐到中共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翁卡的对面。翁对44天前经受公示的詹说： 对你的副处级任职，没有人反映，说明你严谨的人生态度、默默敬业的表现得到了社会和群众的认可。鉴于你优秀的表现，市委常委会决定将先前的林业局副处级调研员，改任南平市科协副主席，给你一个实职。当晚，詹以欢快的心情，提诗《上路》： 功成名就本无欲，

　　实职大任乃不易，

　　载誉慎行贵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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