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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有勤快不行，还要有技术方案。早春，她往返十数里，给果树保花保果，喷施“九二零”；初夏，她领着果农人工抹芽，抹控梢，为的是控制旺长，调整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平衡。三伏天，她和她的果农们看到树枝上长满了一粒粒青果。考虑到水果必须无公害，品质优良，她领着果农给每粒青果套上特制的纸袋，以免果子被日头灼照，被虫叮咬，或者沾染农药。40多万粒青果，她就这么领着果农一个个地套过来了。
当年年底，约略10万公斤的果子在满山的枝条上晃荡。
接下来的问题是： 怎么卖？卖到哪里？
从没有卖过果子的方金妹，不像官方一些笔杆子描述的那样有着敏锐的市场意识，也没晓得外面的行情究竟怎样。被逼无奈，方拿起书包，装上果子，去南平，去福州，见商场就进，见超市就往里面跑，请人家品尝，看到满意的笑容，就劝人家代销。果子好，一切都好。超市的价钱很快从每斤零售3元，上升到4元、5元。
卖完了果子，一算账，60余万元产值，纯利40万元。依合约，根据参股大小比例，方金妹分得20多万元，果农黄家辉净得5万余元。
有人问黄：“你得5万，人家方金妹得20万，你心理平衡吗，不觉得亏？”
还是农民实在本分，黄说：“没有她指导我们干，我再苦再累，上哪挣5万？”
2002年初，方将她的果场交给黄家辉等6位果农管理，自己抽身做专门的技术方案，负责对外营销。
同时，方把眼光放得更远大，她的“利益共同体”延伸到邻近的建瓯等县市。支持她的官员说：“要做一个称职的科特派，不能满足于做一个传教士，只有和果农结成利益共同体，做到风险共担当，农民才会相信你真的要领着他致富。”
就在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正欲宏图大展的时候，南平市直机关那幢立于半山腰的建筑物里，她成了官员们私底下议论的核心人物： 方金妹这20万元该不该拿？
主事者不是猝然斩断私底蔓延的议论，而是待到火候差不多的时候，让中共南平市委机关报《闽北日报》，在显著的位置讨论这件事情的是非。
赞成派认为： 方金妹这20万元可以拿得心安理得。看起来，方拿了农民4倍的钱，可是没有方的技术、管理和市场开拓，农民怎么能有5万元的收入？这是一个“双赢”的好事，如果我们红眼，科技特派员制度就会单纯地变成布道，并不能保证农民必然增收，也不能保证科特派完全一门心思帮助农民。
非议派认为： 方金妹是吃“皇粮”的，她是明星特派员，享受了党和政府给予的种种荣誉，现在还要拿物质奖励，过分了，这不是共产党的科技特派员应有的品格。何况，她还拿着工资呢。
末了，中共建阳市委和市府在南平高官的支持下，理直气壮地宣布： 方金妹的20万元应该拿，她善于帮农民将科技这一先进生产力，转化成财富，敢冒风险，敢吃苦，很好。我们要让更多的科技特派员为“方金妹现象”眼红心动。
方金妹说起当年的讨论和是非，突然不知道话该从哪里说起。看得出，过去她有委屈，现在风雨过了，看见了彩虹。我原以为，她会大说彩虹的好，可是她没有那样。
我总觉得，她还有一些虚虚的。“方金妹现象”被广为讨论的时候，有一个人没有多发言，但他对结果的在乎，一点不亚于方。
他叫刘瑞璧，大方金妹三岁，也是一个农艺师，建阳农校的资深讲师。农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 “闽北菇王”。
见过方金妹之后一个月，我握住了这个寡言少语、只会憨厚一笑的中年男人的手。他的右手，是我在闽北握过的最为粗糙的官员的手。业已被提拔为副处级官员的刘，黑，农民一样的黑。
我们相见的第一个话题，是他为什么这样黑？
和记者打交道较为不自在的他，轻松地笑了：“怎么说呢，我原来就黑，加上当科技特派员，老在乡下跑，在田地里跑，就更黑了。”
我之所以要在采访方金妹后一个月第二次跑到建阳找他，是因为他是启发“利益共同体”制度出台的人。
第一次跟我提到刘瑞璧的是张泽华——南平市科技局副局长、科技特派员办公室负责人。
1999年下半年，张下乡跟踪调查科技特派员的表现。在政和县，他偶然听说刘在澄源乡做科技特派员，却入了农民的股份。张很有兴趣，只是一时也看不清楚对和错。科技特派员下乡，是带薪下乡的，他们这样做，对不对，好不好？他想去瞧瞧再说。
话少得几近木讷的刘，有些藏藏掖掖，不想说，也不敢说。
刘跟我说： 我当时也不晓得他是什么意思。我自己心里也没什么好惭愧的。你不晓得，当地的农民穷到什么程度了，他们对我这样的科特派不大信任，我想让他们干好，让他们相信我，才想到参股的。
1993年3月，刘被下派到澄源乡。他是搞食用菌的，澄源种蘑菇的农民较多，大概会有用武之地。一个底层小公务员陪着他进了一个村落。他想看看农民的蘑菇房，都是怎样的状态，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可是，农民不欢迎他。一个跟着他进村的农民，眼见他去了邻居家，赶紧回家把自家的门锁上了。他很迷惑，以后才知道，农民怀疑他是乡镇官员派来查看他们所种蘑菇数量的，然后征收他们的农林特产税。
尽管很快知道他不是收税的，但如何证实这个吃皇粮的人，真的想帮助他们？刘不知道，农民们也不相信。过去十来年，农民和乡村官员的关系在一些地方已经恶化到难以修复的边缘，互相之间的不信任，已根深蒂固。
刘还发现，当地农民的贫困，已使他们丧失了基本的投资能力。他们承担风险的能力，不是太小，而是没有。他去过一户人家，孤儿寡母，村官去她家收“三提五统”，家徒四壁的她，实在无钱物可交。村官也不是有意为难她，对她说，你先缴个一百或五十，下半年我们返还给你，你缴了，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我们可以跟其他人家说，你们看，他们家孤儿寡母都缴了，你们还能不缴？女人哭了，哭得挺惨。刘心肠软，看不下去，自己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替女人缴了。
刘跟我说：“那个场面，你看了，也会像我这样。”
刘初到政和，杨源乡和毗邻的宁德市屏南县均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接种香蘑菇严重药害事故。新接种的菌种接上去十数天，竟然没有任何“动静”。40万袋蘑菇筒报废在即，一袋蘑菇筒一元钱，屏南县官员心急火燎，专门从福州请来的省里的专家“会诊”没见效果，杨源乡乡长匆忙去找“土专家”刘瑞璧，毕竟刘撰写的教材，在几个省的农校使用过。
刘日夜兼程，走了3个小时的山路，查访了23个农户的蘑菇房，发现了香蘑菇药害的根源，是菇农使用的多菌灵农药浓度过高。他让农民们将染上药害的蘑菇筒一一用清水漂洗，改善蘑菇棚的通风条件，并在蘑菇筒上扎孔，以排泄毒气。
菇农盼望的奇迹发生了： 菌丝重新滋生蔓延，40万袋菇筒得到保全。
杨源乡的菇农视刘为“救星”，他所下派的澄源乡却没有什么反应。闽北乡村信息封闭，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乡做的事情，很难真实全面快速地传递到其他乡镇。苦于口才不佳的刘，劝澄源乡农民种蘑菇，种有技术方案支持的蘑菇。有农民跟他说：“我们出土地，出人工，你出钱，咱们一起干，挣钱了，一起分。”
刘坚称，他开始真的没想到要跟农民搞利益共同体，跟他们做生意，分钱。那时候，还没有利益共同体的概念。他只是朴素地觉得，自己的技术有把握，自己投入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赔钱，农民也不会不挣钱。主要基于取信于农的考量，刘和农民做了第一笔“买卖”。
结果当然是毫无悬念地赢利。
张泽华问刘，你找农民合伙，你挣了多少钱？刘支支吾吾，只是说，农民挣得比他多。
派往邵武市调研的人，回来跟张泽华汇报，市农科所有个叫邓文明的“科特派”，在邵武市金坑乡传授食用菌技术，整个乡由于他的到来，农民人均增收300元，乡财政增添了30万元。乡镇党委书记为了号召农民相信他们，相信邓文明，扩大食用菌产业，自己也带头入股。
不知道何去何从的张泽华，向市委书记李川汇报，并表明了个人观点：“我个人觉得，这样能让‘科特派’扎根农村，不用担心他们走过场，糊弄农民。”
李果断地表示认同：“很好，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张接着说：“但是，‘科特派’们有顾虑，怕大家议论他们拿着公家的工资，还跟农民分利益。”
李摇摇头：“没事的。”
过了一周，李川接受南平电视台的采访，猛不丁地在电视上公开表达了他的看法：“科技特派员下乡，跟农民入股，一方面出土地出劳力，一方面出技术出资金，寻找农民和‘科特派’的‘双赢’，我很支持这样的做法。”
刘瑞璧虽没有看电视的嗜好，但市委书记鼓励“科特派”以技术资金入股的电视讲话，很快传进刘的耳朵。自张泽华调研回去后就一直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想起，1999年2月26日送他们下乡的动员大会上，李川说过“下派后可以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取得报酬”。
次年，市府鼓励“科特派”以技术资金入股的文件正式下发，这一行为首度被官方文件定位为“利益共同体”，得到支持和鼓励。
放心的刘瑞璧明目张胆地领办了一个更大的“利益共同体”： 澄源乡食用菌服务部，个人投资3万元铺底，意在让农民放心，利益均沾，风险与共。部分乡村两级的“官员”和农民纷纷踊跃入股，9万元的筹资迅速到位。
2001年，“服务部”利用这些资金，在澄源乡29户菇农中试种反季节雪茸22万袋。又是成功的个案。
2002年，刘干得更大，发展反季节雪茸100万袋以上，菇农增收约50万元。
我看到2002年度的一份官方材料，内文称： 刘瑞璧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建立利益共同体这种机制，有利于转变农民陈旧的思想观念，激发他们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有利于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于是，他决心在澄源乡逐步完善这种新型的经济实体，并通过这种办法，培养一批走不了的土专家和土菇仙。
事隔两年，刘在建阳宾馆的大门口，对我说，利益共同体，他不想搞了。至于原因，他不肯说出来。
晚上，我们一起去街头喝啤酒，吃夜宵。无意间说到他在厦门买的房子。我问他： 是不是搞利益共同体挣的？他连连否认，房子几年前就买了。以前虽然不搞下派，他也利用自己的技术搞食用菌，钱都是那时候挣的。他编写的教材，在好几个省的农校里使用，版税几年下来，很大的数目。他本来也没靠这个挣多少钱，既然现在纪检部门也有不同看法，他就不挣这个钱了。
一桌子的人喝酒猜拳，就刘说的话最少。他的酒量一般，猜拳实在不怎么样，但他从不耍赖，输的酒一定会自己喝下。论对规则的遵从，他是整个酒桌上最规矩的人。
一个酒喝多的人说刘： 你这个老实又有些胆小的人。
2001年9月25日，南平市科技大会上，地方政要给有突出贡献的科技特派员每人奖励1万元人民币，我们前面说过的詹夷生和谢福鑫，都宣布将奖金捐出，用于公共事业。而对此没有思想准备的方金妹和刘瑞璧，领取了市府的好意，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两相对比，方、刘两人陷入了“道德困境”。
尽管跟农民搞利益共同体的“科特派”，不止他们俩。据张泽华说，整个南平，搞过利益共同体的大略五分之一。坊间不利于他们的说法是，他们获得了太多的荣誉，并获得了提拔，尤其是刘瑞璧，本来只是个普通的教师，现在虽无实职，在建阳市，毕竟是和副市长一样级别的副处级官员，光宗耀祖啊。
刘瑞璧过去几年里赢得的荣誉，比他过去四十年获得的还要多： 福建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福建省优秀青年教师，福建省农业厅“教坛新秀”，福建省“新长征突击手”，南平市劳动模范，南平市“十佳科技特派员”、“优秀科技特派员”；南平市人民政府授予其三等功。
方金妹对自己的荣誉，有着掩饰不了的快意。
2003年5月，她作为福建省劳动模范去福州领回了五一劳动奖章。方眼中，奖章是上级领导给予她的荣誉，是对她的肯定和栽培。
过去三年，她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荣誉和提拔： 1999年南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00年福建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同时兼任建阳市农业开发公司副经理，闽北果树研究所所长，2002年获“建阳市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荣誉面前，刘瑞璧感受到了压力，方金妹说：“我要维护我现在的形象。”
他们比先前干得更多。他们说，他们主要是为了农民干，我接触过的人也说他们为农民干得更多了。
事实上，他们以前也没有为农民少干，只是荣誉面前，人们更多把他们当作利益共同体的典范，而忽视了他们作为一个“科特派”的工作和贡献。媒体出于报道宣传的需要，突出他们的利益共同体，却忽略了其他。
现在，让我们看看他们作为“科特派”，都干了些什么，都是怎么干的？
官方调查人员，曾以生硬而老套的文字，为方金妹作了这样的介绍：
当然，方金妹并不只是看钱面，她还经常不辞辛劳地深入水吉镇上排村、渡船头和麻沙镇大白村等地，无偿指导果农栽培建阳橘柚、南方早熟梨、南方早熟桃等优质果树共计1400多亩，还经常对果农进行技术帮扶。为了帮助更多的果农应对入世挑战，帮助农民致富，打响橘柚的品牌，她想方设法筹集50万元，组建金妹橘柚公司，她要通过公司加农户的形式，真正帮助果农进行更大规模的技术指导。
刘瑞璧对科技特派员工作的珍视，可能不亚于以奉献著称的詹夷生。人们熟悉詹正月初三下乡帮助农户，但很少有人知道刘瑞璧春节前后做了些什么。
2002年春节前的腊月二十二中午，政和县岭腰乡的紧急电话拨到刘家。闽北山区，比不得京沪广等大城市，这样的时日，已进入洒扫庭院、置备年货的最后关头。刚从政和县澄源乡回到家中，还没歇上一口气，刘就听岭腰乡党委书记谢秀瑞在电话中不好意思地恳求：“过年了，晓得你忙，但菇农们再三请求您来我们这一趟，马上花菇就要接种，您不来说道说道，农民们放不下心，过不好年。”
妻子劝他吃完饭再走，刘考虑到接他过去的车子已经来了，对妻子说，菇农们希望在天黑之前听到他的课，还是先走吧，早去早回。
刘说，也不是非要表现大义凛然，主要是蘑菇接种时节非常关键，菇农们一般不太懂得技术，要是凭感觉盲目接种，保不准就会染上杂菌，后果就不堪设想。
腊月的太阳已然下山，刘赶到了岭腰乡岭腰村村部，听课的人早就挤满了屋子。刘虽不善言辞，但说起“花蘑菇和珍稀食用菌栽培技术”，竟有“柳三变的本事”，老太太也能听得懂。
讲课结束时，邻近的横坑村农民怯生生地走上前，恳请他第二天去他们村落。熟悉农民眼神的刘，当即应允。
次日一早，刘先去了菇农的蘑菇棚。一番查看后，他去了横坑村小学，在那里与菇农有针对性地交流种植蘑菇的经验。据说，一个村民当着刘的面，诚恳地说，要是你早几年给我们讲课，我们村不知要多挣多少钱。
这边讲完，那边乡党委书记谢秀瑞有些过意不去地靠近他： 农民把你当财神，其他几个村的代表来找我，恳请我把你留下，去他们村传经送宝。
刘虽觉得为难，还是没有任何条件地答应了。他马上给妻子挂了个电话，拿着谢秀瑞为他准备好的“金嗓子”喉宝，吞了一粒。
腊月二十六，刘瑞璧回到建阳农校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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