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寓言第一章：四王两派(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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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22日 18:50 新浪财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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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2月下派，刘已是三度下派的“三朝元老”。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说现在改了，一派三年，我又申请了。他名义上是副处级的助理调研员，实际上就是一个专业的科技特派员。 过去五年里，刘从单纯的政和县铁山镇科技特派员，转战到政和县和建瓯市两个县市。南平市科技特派员办公室有人打趣他，封他为“食用菌总督”。
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不断猜测刘搞利益共同体挣了多少多少钱。我给刘算过一回账，他挣给个人的，和他挣给农民的相比，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2000年5月，闽北酷暑难当，刘发现农民为降低成本而采用的低温菌种，存在着极大的风险。越夏时，菇筒很可能烂袋烧菌。刘连夜撰写了一份建议书，呈递给政和县府。嗣后，他和政和方面的官员一起，去9个乡镇32个村现场指导培训农民，出墙报，上闭路电视，发放技术资料，菇农们紧急状态下通力合作，花菇烂袋率由上年的18%，下降为10%，仅这一项就少损失600余万元。 2个月后，他跟澄源村46户农民搞利益共同体。他和6个公务员一起投入股份金12万元，资金主要用于购买棉花籽等原材料，农民以出工出力的方式作价8万元，总投资20万元，做了40万袋杏鲍菇。半年后，一结账，每袋投入5毛钱，收入11元。原先跟农民签订的合约中，保护价是每斤35元，后来实际结算给农民的是每斤45元。总计13万元的利润，农民拿走了10万元，他和公务员们拿了3万元。 农民第二年掌握了技术，也就不再和刘合伙了。刘自己也不愿意在一个产业形成后还掺和其中。 义利之争 “榛子王”詹夷生给我写来一封信，旗帜鲜明地表现出他对利益共同体的反对，“葡萄王”谢福鑫也委婉地表达了同一立场。部分闽北人认为，跟农民搞利益共同体的“蘑菇王”“橘柚王”，不如无私奉献的“榛子王”“葡萄王”那么亲切那么可爱，他们赢得的荣誉和实际的好处都太多了，名利怎么可以双收呢？ 不能说他们对“利益共同体”的反对理由，没有道理，起码从詹论证的逻辑来推导，是言之成理的。但南平决策层还是对“利益共同体”给予了肯定，没有人认为詹夷生和谢福鑫不高尚，但高尚的人，并不一定能成为人人效仿的榜样，更不能成为制度设计的理论前提。作为一项制度，它必须设定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官方可以号召人们向詹夷生学习，却不能强迫人们都像詹那样去思考去做事。 2004年5月中旬，我的同事转交给我一封信笺。信封上的落款是詹夷生。我陡然想起，曾请詹书面谈谈他对“利益共同体”的看法。 拆开，里面是一篇短文： 《农技推广——苍凉冷峻的话题》。文章中没有出现“利益共同体”这个词，但我理解，他这篇短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对科特派和农民搞“利益共同体”。 在第三段，詹提出了三个疑问： 某位农技人员掌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嫁接、修剪技术，面对农户，他是否应当先讨价还价、签订合同，还是毫无保留地向农民现场示教呢？ 享受着国家工资份额的农技推广人员，是否应当面对农民对新技术的企盼，乘机再捞一把？ 某位农业技术人员探索出某种作物最新的施肥配方，他应该先申请专利，还是立即传授给广大农民呢？ 詹委婉地批评，“把农业科技人员推向市场”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他说，我们不妨把那些动辄“把农业科技人员推向市场”的干部乃至领导，尊称为“三无干部”或者“三无领导”： 对农村无知，对农民无情，对农业无能！ 他以为，对农民提供技术服务，不应提“有偿”“无偿”这样的字眼，既然单位给了工资，所有服务都是有偿的！国家给了在编人员工资，工薪族本来就是纳税人养活的，如果服务还要工资以外的“有偿”，岂非增加农民的负担？ 詹对他的观点，论证得非常充分，既有实际上的国情分析，又有理论上的公共产品性质研究： 从国情看，中国具体而微的情势，决定农业技术更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农业技术的使用者，是占中国劳动力一半左右的农业劳动力，直接受益者是占中国人口70%的农村人口，农产品的消费者是间接受益人。农业技术的供给者，是各级政府建立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研究经费是各级政府拨付的，成果则有政府负责推广使用，所以农业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中国的农业技术市场是“失灵”的，因为农业技术交易的双方，是不对称的，农民一方很弱，技术供给者一方太强，很难形成竞争基础上的价格机制，市场机制在这里是“失灵”的。中国绝大多数农民，还处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资本实力产生购买他所需要的农业新技术的动机，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农业新技术的研究或推广当中。 我归纳一下詹的意见，他的总体看法，大概是说： 我并不反对农业科技推广引入市场机制，但不是要对农民提供“有偿”服务，不是要跟农民搞利益共同体，与民争利。当下，对农业技术推广“线断，网破，人散，楼空”的现状，政府及其领导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鼓励科技人员从事“第二职业”，实质是政府的公共财政无力支持人们正常从事第一职业，迫使他们无奈地“弃岗求生”。当农技人员得到的工资不足以养家口，“爱岗敬业”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使各级机构和越来越多的人，将“国家”的职能，即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作为业余职能，而越来越以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为导向。结果理所当然地认为不管干或者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所有的工资、奖金、福利都是天经地义的，而真正办些本属于分内的工作时，却要“有偿”了。 可能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谢福鑫对“利益共同体”的态度，同样表现出委婉的反对，尽管他没有詹那样的文才和逻辑。 谢的态度，是一个朴素的好人的想法。 他对总体上评价“利益共同体”制度，极为谨慎。在他那个简陋的办公室里，即使没有什么闲人官人在场，他也只说他自己为什么不跟农民搞“利益共同体”。 首先，他说他没有做生意的本事：“不奸不能做生意。我呢，别人问我这个品种好不好啊，我会说它有哪些好哪些不好，而不会像商人那样全拣好的说。我跟农民打交道，人家欠我的钱，有1万多元。有个农民5年前，欠我农药化肥钱，当时孩子上大学，困难，我没要，现在孩子大学都毕业工作了，还不还，我不好多讨，觉得一讨，双方面子都不好看。” 其次，他觉得他不搞“利益共同体”也能生活得不错：“我退休工资每个月1500元，我老伴下岗失业的政府补贴200元，我们简单的生活，还能过。我是农民的孩子，奢侈的生活，我还过不来。” 再次，他谈到了詹夷生一样的理由：“国家已经给我工资了。国家为什么给我工资？因为我搞农业科技推广和研究。国家给我工资让我干什么？还是要我搞农业科技研究和推广。我拿了工资，还要跟农民搞‘利益共同体’，从他们寒碜的收入中分走一块，是不道德的。这样的事情我不做。” 谢好几次自问自答：“我的工资和老伴的补贴，是哪里来的？是政府发的。政府又不生产，哪来钱发？归根结底，是纳税人的。我们闽北工业不发达，农业大市，农民是纳税人的大多数。就是说，我每个月领来的工资，绝大多数是农民用锄头一下一下刨出来的血汗钱。农民已经给过我钱了，我就不能跟农民搞‘利益共同体’。这样做，不是品德高尚，我们也没有奉献，我们只是在做分内的事。” 被问到怎么看“利益共同体”这个制度安排，躲不过的谢，只好委婉地说：“在现阶段，乡镇官员搞些利益共同体，是可以的，要不然，大家都卧在机关里，不愿意沉到农村，鼓励他们一下，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明白，这样的办法，只能过渡一下，不能老是这样。我去日本，跟农户一起办公司的个体户，发财越多，大家越佩服，跟农民打交道的农业官员，可不行，沾一点农民的利益，都会下岗。” 闽北采访期间，我发现“榛子王”“蘑菇王”“葡萄王”“橘柚王”都是官民两界拥戴的明星人物，但少数人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还是觉得跟农民搞利益共同体的“蘑菇王”“橘柚王”，不如无私奉献的“榛子王”“葡萄王”更为亲切，可爱一些。 人们普遍认为，他们赢得的荣誉和实际的好处都太多了，名利怎么可以双收呢？数千年前，古人就说过，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也。 接近詹夷生的人说，他可以不要利益，不搞利益共同体，因为他已经功成名就了。从自我价值的实现来说，他实现了另一重意义上的前呼后拥，从组织认同来说，发动科特派下乡的前中共南平市委书记李川，已经将所有能给的政治荣誉都给了他，还将他提拔成副处级官员。 显然，詹个人对这两重意义上的功成名就是承认的。 詹不仅对我说，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董月玲等诸多媒体记者都说过： 没有钱，照样可以干大事，没有权，照样也能被人前呼后拥。往农民中间一站，被他们认同、接纳，我有一种满足感，觉得很舒服！我把所学的知识，变成农民口袋里的钱，我的人生，也算是找到了一种归宿。 詹声称，他是南平市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以我有限的观察，詹是不是最大的受益者，难以比较判断，但他肯定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他下乡之前，有领导问他所在单位的领导，詹夷生这个人怎么样，对方回答说不怎么样。 他的朋友说，詹个人才华比较突出，又兼有新疆大草原人独有的博大胸襟，在南平这样一个官本位色彩浓郁，官场人身依附关系较为浓重的山城，依照过去官场的潜规则，他是很难混下去的。 詹对董月玲说，驻村服务，不光是向农民传授科技知识，同时也向农民学习，把他们在生产中的经验加以总结，上升到理论，充实了自己的专业知识。 2000年，国家林业局第一次给“中国名优特经济林之乡”授牌，建瓯第一个被命名为“中国锥栗之乡”，詹异常兴奋，因为他的技术起了作用。同年，詹被派遣到政和县，当特派员，是年9月，政和县又拿到了“中国锥栗之乡”的牌匾。政和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这是政和得到的第二个国家级的头衔。政和党政官员认为，对政和民众来说，这块牌匾相当于中国在奥运会上拿到的第一块金牌，是零的突破。 所以，詹所到之处，赢得的尊重，是很多官员无法比拟的。 首当其冲的是农民对他的尊重。有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曾有个技术员去村里给农民讲课，讲到锥栗要舍得投入，上足肥，才能高产，詹怕农民听不懂，就指着坐在下面的一个农民打比喻： 你看看你们，你们父母只知道把你们生下来，一生就是七八个。他们很吝啬，舍不得买东西给你们吃。结果你们一个个骨瘦如柴，面目狰狞。可我的爹妈就不一样了，他们舍得给我吃，花心思培养我，让我先后在四所大学学习过，所以我面色红润，知识渊博，还可以教你们。 说到遗传和种的关系，詹指着一个锥栗大户说： 我能想像得出，你父母也和你一样黑不溜秋，我还可以断定，你生的儿子比你还要矮小。 据说，被指的那个受村民们尊敬的大户对詹说，要不是觉得你为了我们听得懂，为了我们好，你这样说话，我们不把你揍扁才怪。 詹说，他们能理解我为什么嘴臭，他们能理解我，能和我处得如兄弟姐妹。 明显的，詹非常看重这些感受，他以为，这是他受到农民尊重的表现，是他人生有价值的地方。詹夷生非常欣赏《实话实说》关于他的节目的结尾几句话： 凭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他用自己的科技知识真心实意地服务于农民，在给农民带来实惠的同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且享受着由此带来的快乐。 官方人士对詹的尊重，也让詹心喜不已。 2002年7月下旬的一天，在建阳，詹有幸和母校福建农林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同桌进餐。建阳政协主席向詹进酒：“我们卫副书记还不知道洪副校长在这里，听到詹特派到了建阳，他一开完会就赶来了！” 次日，詹要去北京出差。卫副书记特地赶到宾馆为詹送行。詹在自己的日记中说：“卫副书记亲自到房间帮我提行李，对我说，返回前挂个电话，我会到机场去接你。” 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个基层官员，詹特别在意代表组织的上级领导对他的培养、关心和重视。 2001年6月22日至7月6日，由于代表组织的上级领导的关爱和重视，曾在福州读完大学的詹夷生，第一次感觉到福州的可爱： 6月22日那一天，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贤儒，签发了一份特急内部明传电报，敦促詹迅速奔赴省城“八方大厦”； 又三天，他坐在福建电视台的演播厅，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心向太阳”的“七一”特别节目，与央视主持人毕福剑侃侃而谈； 次日下午，詹在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四楼会议室，向省委组织部和省委宣传部负责人作演讲； 又三天，中共80周年庆典上，由国家人事部部长转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宋德福，在福建会堂，给詹颁发了“优秀共产党员”勋章； 7月4日下午5时半，詹受到福建政坛要人的接见。共进晚餐时，詹被安排在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卢展工和副省长潘心诚的中间。早些时候，詹发现他的名字跟这里没关系。知道这是领导有意为之，他很感动。卢还跟他打趣：“明天胡子可得给我刮干净了再来。” 次日上午9时，卢展工坐到台下第一排，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陈官营走上主席台，主持“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报告会”，詹第一个上台发言。 7月6日，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一沈姓处长亲自送詹登临返回南平的火车。 上车后，回想半月间，詹赋诗一首，名《八方好运》：“软卧空调伴神仙，高樽干红佐海鲜，信口豪言守时限，幸蒙厚望引亢先。” 我看过他的这首诗，以及他对这首诗的背景的注解。无须留神，就可发现他用黑体字特别标出的名字，从省委书记到处长共计11位官员。 詹经常说知遇之恩，指的是中共南平市委前书记李川。 李川第一次见到詹，握住他的手，就像电影中找到失散的战友：“夷生，你让我找得好辛苦。听说你在建瓯，我马上赶到建瓯，等我到了那个地方，人家又说你到了政和县。待我去了政和，你又跑到浦城去了。我们就像捉迷藏一样，捉了半年多了，今天总算见到你了。” 詹对董月玲说：“听到这番话，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是什么？我不过是个普通的科技人员，能得到一个市委书记如此隆重的关爱，实在是大出所料。” 当李川领导下的中共南平市委下文，号召向詹夷生学习的时候，詹委实受宠若惊。一个不太往来的朋友，在街头看到向他学习的广告牌，问人家詹是不是死了？詹听了，说自己一点都不生气，因为向活人学习，确实不同于过去人死了才号召学习的传统。 2001年11月21日，詹以《知遇》为题，写了七言律诗：“坦途难行因势利，僻野挥洒逢生机，平心放眼始得遇，烂漫丛中应有时。”乍看上去，甚为晦涩，仔细看看诗前的一段小字，就可顿悟： 大道宽广，人头攒动，势利炯炯，使权弄术，猜忌提防，冲撞推搡。无人小道，免无端伤害，行进自如，迎一线希望。抱平常之心，思长量远，蒙知遇之恩，举贤荐才。 又9日，詹再赋诗一首《西服之梦》：“东街敬请雅戈尔，西湖恭迎金利来，长官深情施厚谊，我当勤勉报重恩。”他为这首诗写的小注是，他要出席中共福建省第七次代表大会，李川为他买了生平第一套西服，市长徐谦亲自送了他两条领带，组织部长翁卡不仅送了他一条领带，还亲手为他系上。 2002年2月9日，詹赋诗《新春乐》，后两句是：“伯乐有识驹奋蹄，血诚赤忠践宗旨。”此前一天，中共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翁卡约他谈话，宣布中共南平市委对他的决定，让他出任副处级职务——南平市林业局助理调研员，同时兼南平市科协副主席。翁说，当科技特派员，你是优秀的出色的，但让你当一名领导干部，你也许还有许多欠缺，但相信你一定能够胜任。翁最后提醒詹： 不要忘本，是人民把你推上了领导岗位，你要为人民做更多的事。 此时距詹提拔为正科级干部的时间，只有一年半，按照正科到副处需三年的正常任职期限，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对詹的任职，有些异议。是李川以“突出贡献突出表现”说服了省委组织部。 詹说2000年评省劳模，就是李川为他做了推荐。 或因为此，詹不时说两句话： 我一生最感激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李川，没有邓公，我上不了大学，没有李公，我当不了科技特派员。在詹眼中，李对他是有知遇之恩的。 当然，政治素质很高的詹强调，李对他的厚爱，是一个党的市委书记对一个党员的厚爱，他对李的感激，是一个党员对党的书记的忠诚，李是代表党组织的，他感激党组织的培养。 詹进一步举例，不是哪一个党的官员栽培他，他感激的也不仅仅是哪一个党的官员。詹说到现任福建省省长、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卢展工。 2002年6月28日，詹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被卢打断：“你们说，哪个处级干部能创造出他这么多价值？我不久前去詹夷生同志爬过的锥栗山，带队的同志不愿我走他走过的坎坷不平的路，怕我过于劳累，可是你们知道吗，詹夷生几乎天天爬那样的山。” 2003年4月，福建省劳动模范的评选开始。据说，卢问省总工会的一个负责人，南平的詹夷生同志有没有名列其中，该负责人说没有，并解释道： 他三年前就享受过省劳模的荣誉。卢不同意这个解释： 我在总工会呆过，好像没有这项规定。该负责人接着说： 他已经是副处级干部了，不是一般的工人农民。卢严肃起来…… 就这样，詹在表彰大会召开前三天，接到省总工会的电话。詹问，是不是要把自己的全国劳模给抵消，对方说没有没有。可是手续来不及办，时间太紧，对方说，你先来福州再说。 詹成了福建劳模史上唯一同时获得省劳模和全国劳模的人。 利益，似乎是一个场面上不能接受的词语。据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组在南平采访科技特派员制度时，制作了一期《村里来了詹特派》，这一期节目是作为“我们身边的三个代表”系列报道之一，奉献给观众的。 录制节目的时候，《焦点访谈》一个记者告诉南平的一个官员，你在镜头上不要提“利益共同体”的事。 詹记住了这句话，并告诉了我。 但包括李川在内，南平市诸多我接触过的官员，或者福建省在任不在任的高级官员，都对“利益共同体”给予了肯定。没有人认为詹夷生和谢福鑫不高尚，但高尚的人，并不一定能成为人人效仿的榜样，更不能成为制度设计的理论前提。 事实上，人们也不可能像詹和谢那样去做事。受访者提醒我们，从詹夷生到谢福鑫，他们从科技特派员这一制度中得到了多少？ 看看詹夷生： 提拔，从副科提到正科再提到副处，他在一年半的时间内，走了南平很多官员一辈子所走的路； 受奖，两次省劳模，一次全国劳模，还有中共党内的一系列称号，他受到的政治荣誉，是300万南平人所不敢企及的； 成名，从南平市媒体，到福建省媒体，到中央媒体，他的名气比市委书记还要大。李川就曾跟詹说，论名气，在全国范围内，我不如你。 谢赢得的奖励和称号，虽然不能和詹比，但也是荣誉多多。他干了一辈子，临退休了，还被提拔为副处级调研员，尽管是虚职，也不是一般公务员可以想像的。 综观詹、谢两人的付出和收获，对比南平市其他近3000名科特派，不能说他们的付出最多，贡献最大，却可以说他们的获得最大。詹自己说过，不少科特派的故事，比我感人，不少科特派的贡献，不比我小。 对于大多数不能赢得市委书记青睐、没有获得荣誉的人来说，怎么办？“利益共同体”制度保证了整个队伍的积极性。 2000年底，原先决定下派一年就返回的科特派，即将完成使命，科特派办公室主任张泽华去十个县区农村一跑，发现不少人不愿意回来，为什么？原来他们下派结束的时候，还不能结算投资在当地农民中的股份。 一部分人要求延长一年，这对先前担心科技人员下去后，晃荡一圈就回来的人，是一种感到欣慰的好现象。利益，成了科技人员和农民之间的纽带，能够将技术和农民捆绑得更为牢固。 起初，第一批252名科技特派员都填写了一张和农民之间的“双向选择表”，但实际情况大家清楚，不是他们要主动选择农民，而是一股强大的行政力量把他们推下去的，“吃皇粮，服党管”，天经地义，愿意与否都得下去。现在，行政力量准许他们回来，还有人主动要求留下，这样的利益共同体，怎不是好事？ 正如我们前文所说的，市委书记李川不仅在南平电视台公开支持这种行为，还在次年让市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加以官方确认。 一年后，官方在“利益共同体”上，进一步提出科特派创业风险基金的概念。 张泽华去浦城调研，看到谢尚松一脸的惨相。谢现任南平市农科所副所长，张看他的时候，正下派在浦城的永新乡做科特派。谢注意到，浦城有个蔬菜企业叫巨星公司，每年都需要大量的细刀豆做原材料，可是，当地的农民从来不知道细刀豆为何物。不管谢怎么劝，他们就是不相信细刀豆能够取代祖上种了数千年的水稻和大豆。 为取信于农，谢找了100户农民，告诉他们： 我用技术入股，风险我承担。我跟你们签署协议，保证你们亩产量不少于400斤，不足的部分，我给你们补上。我的押金就放你们村部，赔本了，所有的亏空，你们找村官们要。 许是天公有意捣蛋，细刀豆种子刚播下，天就下雨。一连两个月，绵绵不绝的细雨，把150亩生性怕水的细刀豆，全泡在地势低洼的水沟里。 谢后悔自己没有在协议上注明，天灾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可一切都晚了。 农民是朴实的，也通情达理，可是，凭经验生存的他们，无法凭借既有的经验，证明这一切都在于天灾。为了不打消农民的积极性，不破坏科特派的群体形象，谢尚松挺住了，拍着胸脯说自己赔。种子费、误工费、农药费，加减乘除，算盘一划拉，他赔出16700元，比他一年的工资还多。 张泽华体谅谢的难处，让谢上报一个科技示范的项目，从科特办第一年100万的资金中，给他报销了1万元。浦城县政府感动于谢吃螃蟹的精神，补贴他5000元。剩余的一小部分损失，谢自己赔了。糟糕的是，他再也没有机会赚回来。 倒不是农民们再也不种细刀豆，而是农民们觉得再也不用他教着种细刀豆了。原来，有5户地势较高的农民，没有受到多雨的威胁。他们在谢的指导下，获得成功，丰产也丰收。 确如詹夷生所描述的那样，农业技术没有专利，不受知识产权的保护，那一点点对农民来说也并不复杂的技术，很快就被农民掌握了。 没有哪个农民再愿意跟谢尚松搞“利益共同体”，他们不想从自己轻易可得的利益中分科特派“一杯羹”。 于是，张跟李川汇报科技特派员创业基金的主意，并且很快从口头上落实到文件上。科特派们拿着这柄“尚方宝剑”，紧紧地贴近了农民。 上一章：《南平寓言》自序 下一章：十品官 一个屋檐 两样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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