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十品官 一个屋檐 两样人生

    我惊讶于环武夷山的闽北农村，被绿水青山遮蔽的贫穷，超出了我的想像。可我不愿意再去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过去两年里，李昌平以“向总理说实话”的名义，陈桂棣夫妇以一部《中国农民问题调查》，向天下人道尽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危机。2004年5月31日晚，撤出 “闽北农村调查”的最后一个驿站，我已知道，我要写一本什么样的书。
  
　　《南平寓言》章敬平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权新浪网独家连载，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两个年届知天命的同僚，怀着相 同的良好愿望，从一个屋檐下走上“下派”路，迎来的命运却殊不相同： 一个被故乡民众敲锣打鼓洒泪相送，一个因老乡的举报信提前退回；一个成了巡回讲演经验的成功人士，一个成了内部总结教训时的反面例证；一个接到破格提拔的任命，一个接到“放下思想包袱”的劝慰。

　　选择数千下派支书中的这两个戏剧性人物，不为褒谁贬谁。事实上，黯然而归者的黯然，并不能归咎于他的才华和德行。他失败了，也不失英雄之本色。我煞有介事地对比他们，一方面意在说明闽北乡村矛盾不可承受之重，另一方面则着重强调下派村官制度锻造新乡村之效用。

　　2004年5月25日上午，面对陈加富，我的“记者之心”经受了两个小时的煎熬。50岁的他，是南平市下派村支书当中少数几个“走麦城”的人。他是怎么被检举，又是怎么被百姓退回来的？我小心翼翼地跟他聊起下派期间的“败退路”，那份勾引别人检索脑海中创痛回忆的感觉，同时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折磨。

　　三个小时前，我还在约会他的前同僚薛南枢，一个和他从同一个屋檐下派出的“下派功臣”。他们都出自中共延平区政法委员会，他们在同一天戴上出征的大红花，出征的时候，又都是正科级公务员。当时的他们，都过了原则上不再提拔的年龄，他们之所以“少小离家老大回”，是因为他们都怀有唯一的共同愿望： 有生之年，造福生他养他的村庄。

　　相同的愿望，带来的是不同的命运。

    临危授命

　　四年前，下派之初，薛50岁，陈46岁，在一个区委的下属机关，都算得上“老干部”，他们的下派，委实有些“替党分忧”的“不得不”。

　　2000年4月，中共延平区政法委的负责人不可能不感到苦恼，南平决策层下派村党支部书记的“动员令”业已抛出。“小首府”延平区的“一把手”刘明，早就找他们统一过“思想认识”，他也召集麾下的大小官员开过动员会。动员会开过三次，响应者依旧寥寥。

　　四年后的今天，南平官员所谓的“机关干部踊跃报名要求下派当村官”的场景，那时候并没有出现。根据中共南平市委的命令，被下派的机关干部要到农村蹲点三年。虽说红头文件中有“优先提拔”下派村官的“奖励法则”，并没有多少人胆敢一试。

　　担心自己“贪饵吞钩”的顾虑，并非毫无来由的臆测。上访，越级上访，负债，负债累累——矛盾重重的农村现状，已招致乡镇党委书记没人敢当的怪象，部分公职人员宁愿出任机关职能部门的副职，也不敢下乡就任最小的“地方诸侯”。

　　如此情势，选拔年轻公务员从机关事业单位走向“天地不再广阔的农村”，岂是一个“难”字了得。可是，新晋中共南平市委书记李川认准了，常委会也通过了，没有谁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报告上级“我单位不行，太难”。

　　眼见着年轻人不愿意出面，身为延平区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的薛，主动请缨，他跟政法委书记说：“没有人愿意下派的话，我去，但我有一个不是条件的希望。我希望，我能回到故乡来舟镇游地村，我想改变那里的贫穷和闭塞，退休之前给老家做些有益处的事情。”

　　据称，延平区政法委书记喜出望外，尽管当时中共南平市委主官有两个“不主张”： 不主张回老家；不主张年老的官员下派。让青年官员下去，还有锻炼培养后备干部的考虑。

　　“上面”给延平区政法委的下派指标有两个，这一回，总算完成了一半。

　　另外一半，由彼时的中共延平区委书记刘明“点将”。

　　一天，延平政法委书记在组织学习市委红头文件的时候，突然将目光锁定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陈加富：“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陈愣住了：“当真啊？”

　　“当然。你以为刘书记跟你开玩笑啊？”

　　此前，延平区政法委书记跟陈说： 区委刘明书记想下派一个官员去水南街道办事处罗源村当支部书记，他点名说你很合适。

　　陈对政法委书记表示： 容我考虑考虑，我是土生土长的罗源人，现在让我回家，我拿不定主意。老家的事情不好办，我挂职乡镇党委副书记的时候，就不愿意回老家。

　　又三天，陈去区委办事，恰巧遇到刘明，被刘喊进了办公室。

　　“我派你下去当罗源的村支书。”刘是干脆人，快人快语。

　　“我都46岁了，正科级干部，还下派，人家会不会笑话我，想出风头想提拔什么的。”陈是老实人，实话实说。

　　刘认为他不该有顾虑：“你难道没有听说？有的人副处级，都下派了。”

　　见书记“我意已决”，陈不再犹豫，坚定地点了点头。

　　2000年6月8日，两个青年人眼中的“老同志”，带着临危受命的感觉，双双走出区政法委，开始了计划三年的下派生涯。一个屋檐下的两样人生，就此分道扬镳。

　　两个“积大成”的烂摊子

　　薛陈两人下派的村落，都是“烂摊子”，且是集闽北乡村危机“大成”的烂摊子。游地村地处偏远，罗源是近郊村落，前者的最大特点是穷，后者的最大特点是乱。两者的共同点是既穷又乱，矛盾重重，危机深重。前者曾有几个村官被逮捕判刑，后者曾受到过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批示。

　　薛14岁离开游地，上学参军转业，三十余年间，只是在清明节回家祭祖时，看看故乡。故乡仅有一个堂兄，与他维持着血脉关系。他对故乡的知晓，也仅仅这么一个渠道。薛离开游地时，薛家还是一个家族庞大的姓氏。待到薛返回故乡，薛家的人丁已没有数十年前旺盛。

　　人丁稀落的不独独薛家，这个毗邻叶剑英故乡的村落，人口规模整体上都较以往变小了。追溯原委，一个字： 穷。

　　薛记得，儿时，村落里的大妈很多来自叶剑英的故乡，说广东梅山话。靠山吃山，原始生态资源丰富的游地，吸引梅山的姑娘一个个远道来投。现在，广东梅山富裕了，游地先前骄傲的靠山吃山，成了落后的高山意识，以及走不出大山的贫困。汽车风行的时代，游地只有一条通往镇政府的羊肠小道。山上没有正经的路，他们白天上山干活，要到很晚才能走得回来。

　　姑娘们被娘家在梅山的大妈们领着，嫁到了梅山。村里开始出现娶不到老婆的男人。周边村落的姑娘，也不乐意嫁到平均海拔450米的游地。娶不到外面的媳妇，就本村内部解决。先是姑舅姨表亲戚间通婚，发展到后来，竟出现同姓而婚。延平是朱熹老师的故乡，所谓圣贤之地，理学之传统早就内化在百姓的日常行为和礼仪观念中，同姓而婚原是最为不耻的事，2000年代的游地人，似乎顾不上这一切了。

　　薛曾在回故乡祭祖宗时，跟族人感慨，再这样下去，别说壮大我们薛家，恐怕绝种也为时不远了。

　　2000年6月8日，薛辞别老伴，带着老伴为他准备好的被褥住进了破败不堪的游地村部。他开始走村串户。越走，他就越惊讶，游地的落后和可怕，比他先前了解的还要过分。直到此刻，他才完全明白，为什么半年前还接待过他的村官们被逮捕判刑。

　　1999年9月28日，延平区检察院向延平区法院递交了游地村支书等人的侦查终结报告。我在延平区法院看过司法机关认定的游地村官的犯罪事实，真的是触目惊心。

　　原游地村支书游祖兴，44岁，读过两年书，家住来舟镇镇政府所在地。薛和他见过面，只是不曾想到，游竟然有7年的受贿历史。

　　1993年初，游地村木材切片厂的承包商，在游自己承包的橘子山上，送给游2000元人民币的现钞，目的是延长承包时间。游在“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他人不知”的考虑下，收下了第一笔贿赂。

　　1995年夏，一个调销间伐材的小商贩，去游的办公室送给他1000元，感谢游给了他调销间伐材的机会。

　　1996年初，两个承包人看中了游地村的“大片山场”。游以支书的身份，暗示承包人要给好处，承包人在拿下承包权后，送给他40000元。游跟村委会主任，也就是俗称的“村长”薛理一商量，两人各得9500元，剩余钱财分给其他村官，依官职大小，从3000元到7000元，各不相等。

　　1996年春夏之交，一个邻村的林业员在游的办公室，送给游15000元的“红包”。林业员只是中间人，真正想送他钱财的是“大片山场”的承包人。“大片山场”处于游地村和邻村的交界地带，一直有林权争议纠纷，承包人为了早日划清山界早日生产，就委托邻村的林业员贿赂游。游收了这个“大红包”，没有独吞，而是分了6000元给中间人，再分给游地村支部委员薛春健，本人实得6000元。

　　1998年底1999年初，承包游地村闭路电视安装工程的商人，通过村长薛理，送给游1000元，游笑纳了一生中的最后一笔贿赂。

　　检察机关认为，一个支部书记，在一个贫穷的山村，收受贿赂59000元，个人实得19500元，数额堪称“巨大”，必须追究刑事责任。

　　最后，法院依法判决，游祖兴和薛理锒铛入狱，其他四个村官被开除党籍。

　　案件发生后，游地村民大惊失色。平日里，他们讨厌村官，在于他们的吃喝赌博，没料到行贿受贿这些似乎只有电视上才有的腐败，竟然就发生在自己身边。怨愤，使得原本人丁不旺的村落更少了些生气。

　　与此同时，回到罗源的陈加富，也没看到什么“良辰美景”。上访，给这个城边村染上了一派剑拔弩张的叛逆色彩。

　　陈18岁参军离开了罗源村。从此，他去罗源的所有目的，唯有探亲。他的哥哥和叔伯兄弟都在这个村落。和薛南枢一样，他也是安顿后一番走动，才发现自己先前对“乱象”的评判，是低估了。

　　下派第一天，陈去了村部，那是一座原属小学的危房。迎接他的，是一个七十余岁的老通讯员。别说机关里常见的开水和报纸没有了，就连个人，都难以看到。村部里，到处是堆积已久的鸡粪。他叹口气，喊来一些人，打理准备呆三年的村部。

　　村部的房子，一间间多数上了锁，村官们把它们当作自己私人的场所。打开房门，里面堆放了许多酒瓶，相当于原支书开日杂店铺的库房。

　　村民们对他的到来，没有特别的在意。这是一个习惯上访的村落，村民们日常对话的对象，不是街道办事处，也不是区委区政府，而是市委和市政府。他们不相信，陈的到来，会给罗源带来多少有益的东西，何况他们陈家，本就是宗族矛盾中的一支，谁能保证他不偏离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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