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车早有肖玉璧。熟悉毛泽东文选的人知道，《上路》里有个典故。1940年秋季的一天，毛泽东到中央医院看望战功赫赫身有伤疤九十余处的肖玉璧。见肖瘦得皮包骨头，毛当场把特批给肖的取奶证给了医生，让他恢复了健康。出院后，毛命肖去一个税务所当主任，自觉“大材小用”的肖请毛数他身上的伤疤，毛厉声说：“我不识数。”后肖利用职权贪污，经营私人生意，被判处死刑。肖给毛写信，恳求战死沙场，遭到拒绝。
谢福鑫不会写诗，但一样从毛泽东的教导中，找到了自己行为的理论依据。谢福鑫也有“三件宝贝”： 单车、挎包、剪枝刀。谢退休前，身为中共建阳市委委员、市外资办主任，单位有车，手下有人，完全没有必要骑车子，挎着背包，上山下田。可他直到我采访的时候，也还是骑单车，挎背包。他的背包里，除了“三个馒头一杯水”，就是葡萄样品图片、病虫害图谱，以及套袋和剪枝刀。我问他为什么如此珍惜这三件宝贝，他回答： 这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背包精神”。
谢福鑫跟我在建阳谈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每说到毛泽东，很少像当地人那样说“毛主席”或者“毛泽东主席”，他口中说的是“毛泽东同志”。谢一生最喜欢别人叫他“同志”。1980年代中后期，他借着葡萄的纽带，和农民走到一起。1987年的葡萄特大丰收特大效益，激发了农民的学习种植热情。谢因势利导办起了第一个培训班。“开学典礼”上，谢对口口声声喊他“谢主任”的农民说：“我们约法三章，第一个就是不能叫我谢主任，我有什么权力呢？我的权力就是教你们知识。你们也不要叫我老师，就叫我‘老谢同志’好了。我们都是种葡萄的，都想把葡萄种好，志同道合。”
十几年过去了，除非是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多数熟悉谢的葡萄农，都亲切地叫他“老谢同志”。
与詹夷生相比较，谢福鑫在抒发情怀、表达对组织忠诚的时候，既缺少现代感，又没有诗歌的韵味。他的书面话语体系，大略属于30年前，风格上与我们过去常见的老共产党员完全一致。
2003年10月18日，谢在一则“自我宣言”中，这样叙述他老骥伏枥的志向： 没有退休，只有第二起跑线。
我们不妨照录一段如下： 我认为我没有退休，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活着一天，就要为党、为人民做力所能及的贡献。我又是科技特派员，科学技术是无穷尽的，科技服务是长期的，科技特派员的工作也应当是长期的。生命在于运动，我走田埂、爬山冈不比年轻人差，我还跑得动，我没有退休，我只是跑完了第一征程，我现在又在第二起跑线上起跑了。我愿作武夷山中的一棵老松树，活着挺拔地站着，为秀美的闽北大地站岗放哨，增添一点绿色，当我一旦倒下，我就是一堆松柴，把我点燃，发一点光和热，为别人照亮。我决心继续当好科技特派员，促进闽北经济大发展。一个朋友仿照凤凰卫视娱乐主持人梁东的口吻，读了一遍，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我也笑了，可我没有把他当作笑话来笑。我明白，谢真的是这么想的，因为年过花甲的他一直是这么做的。
2001年9月25日，南平市农业科学技术大会闭幕，帷幕拉上的前一刻，中共南平市委书记李川，为詹夷生和谢福鑫等9名“农业科技特出人才”颁奖，随同证书的还有1万元人民币。
掌声过后不到5分钟，两人一起宣布所得奖金悉数赠送“希望工程”，做了回“5分钟的万元户”。
我以为，他们两人不是不爱钱财，恰恰相反，他们在乎，非常的在乎，因为他们衡量一个人精神境界的高下，凭的就是他们对金钱的态度。
2002年12月10日，詹写了一首诗《不要说我……》： 不要说我太传统，
“双赢”的道理不是不懂，
钱能使人富丽殊众，
无价却是诚守忠勇，
常乐伴我信步从容。知识的价值并非不懂，
历史的车轮靠它推动，
服务三农责高任重，
科技唤醒老少边穷，
盛世助我立业建功。人间的真情怎能不懂，
农舍山房濡恩沐宠，
深山暖流催人泪涌，
盼我迎我在绿野林丛，
丰厚的酬偿是前呼后拥。不会写诗的谢福鑫，却能体会、认同这首诗的价值观。
在建阳宾馆，谢跟我说了他当人“舅公”的往事。建阳市童游镇考亭村青年农民朱坤华，原是一没有追求的落后青年。谢非常希望他成为一个有为青年，要和他结“忘年交”，自费购50株美国红提种苗，鼓励朱姓青年去种葡萄。朱说他没有本钱，谢又花500元给他买来雨棚、套袋和农药。小伙子感动了，觉得不好好做，对不起“老谢同志”。自助人助加天助，朱姓青年不仅自己成了“成功人士”，还引领全村落的青年开发100多亩山地扩种美国红提。2000年，朱姓青年喜结连理枝，朱父朱母执意请“老谢同志”坐到“舅公”的座位上。闽北乡俗文化对舅舅极为推崇，所谓“天上雷公，地上舅公”。老了还很腼腆的谢，坚辞不就，朱父急了：“没有你‘老谢同志’，哪里有孩子的今天啦？！”
谢做“科特派”5年了，这样的褒奖，多得很。他说：“我一个农民的孩子，能有今天，能这么被人尊重，我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在谢看来，农民们的前呼后拥，就是再丰厚不过的报酬了。
可能就是詹夷生所说的：“没有权，照样能被人前呼后拥；没有钱，照样可以干事情。”
“我是一个科技人员，无钱无权。我到下边去，没有一个农民问我当的什么官啊，能不能搞个项目，找点钱来花花。他们只要求我： 詹特派，你还有什么绝招，都教给我吧。”詹在接受董月玲采访时说：“呆在农民中间，被他们接纳，认同，我有一种满足感，觉得很舒服！把我所学的知识，变成农民口袋里的钱，我的人生，也算是找到了一个归宿。”
我在闽北采访，最大的感触莫过于，已是副处级的他们，从不把自己当成个官，而是投身于农民当中，从农民中寻找快慰。他们不像有些官员一样，递给人的名片上都没有手机号码，只有感觉对方身份显赫时，才赶紧掏出一枝笔，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上一串阿拉伯数字。詹和谢的手机和住宅办公电话号码，都是公开给农民的。
詹夷生去中央电视台做嘉宾，对方通知他带上5块电板。由于找詹的农民多，他的接听不收费的“小灵通”随时随地地响，虽然不收费，但耗电快，电板也费得多。
谢福鑫自觉年老，用不了手机。为了方便农民询问，他把宅电打印在技术资料上，在报纸和电台公布，并向整个福建省葡萄种植户承诺： 我家的电话就是葡萄110。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是葡萄生产出了什么问题，都可以挂电话给我，我会尽力在最短暂的时间内回复你们。
谢知道农民需要的是有用和实用的技术，他搞技术培训，多在田间地头，希望农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有效。下地指导，随便跑到一家果园，发现技术不到位，就用防水笔把技术要点写在薄膜条上，挂在他的果树枝头。
谢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分文不取。他强调对农民要有些爱心，他们可怜。
詹夷生的母亲对儿子一年到头在乡下跑，又挣不了大钱，从不在乎。董月玲曾做客詹家，问詹母，家里人抱怨不？詹母说：“他拿了国家工资，就要替农民干活。我老了，想做善事，也做不了。夷生是替我们做，所以我们也叫他多做。”
詹母出身农民，她不止一次对儿子说，小时候在乡下，看到农民用鞭子打正在犁田的牛，就觉得鞭子是打在自己身上。她跟儿子讲，农民就像替我们犁田的牛，那么辛苦，你不能打他，要对他好一点。
詹不在家的时候，有农民来电话，他78岁的老母亲，会替他做电话记录。2001年年底的一天晚上，很冷，两个农民来找他，花了两个钟头，到了詹家。詹母一直没露面，儿子以为她睡着了。待农民客人问过问题要走时，她拦住他们，让他们乘热把煮好的蛋吃了热乎乎地走。
詹说，跟农民打交道，要以心换心，不能想着钱。他很欣赏谢福鑫几十年坚持无偿给农民传授技术。市场经济不等于唯利是图，先讲价钱，再讲课，再派车接送，农民请不起。种锥栗的地方，本来就穷，你还要雁过拔毛，农民只好刀耕火种，走老路。他对我说：“你知道，农民很穷，可是农民重感情，有时候把钱看得一文不值。”他曾跟我举过一个例子：
1999年春夏之交，为了不爽农民的约，深信“我误农民一天，天误农民一年”的詹，跟着乡政府接他的一辆车，在一个大雨倾盆、水漫大道的傍晚，遭遇了一段朽木。右车轮撞上朽木后，当即跌落到一个坑里，打开车门，一声巨响，弯腰一看，拳头不自觉地攥出了汗： 右轮要不是顶在一块足球大的石头上，他会跟着车子一起栽进20米深的沟壑中。留下一人看车，他和另外一人步行4公里，敲开一农户的门。天冷多雨，吃过晚饭的农户已经睡觉了，听说他是教授怎么种榛子的，该农民找了8个农民一起，在黑漆漆的夜晚，把汽车搬到平地上。詹掏出两张百元大钞，8个浑身湿透的农民，怎么都不肯要。他返回车里，掏出塑料袋包好的讲义和技术资料，8个农民把他们的车送了很远。
谢福鑫说过，你怎么对待农民，农民就怎么对待你。你把钱看重了，农民就觉得你不值钱。老实巴交的“老谢同志”，说不出什么好的故事佐证他发自肺腑的心得，又是詹夷生列举的例子，让我明白了这一点。
一次，詹去一个村落讲课，见当地香菇品质很好，就给房东100元钱让帮着买点，回家后，爱人说这么好的香菇，下次还买点。
第二次，一个乡官陪同一起去的。詹叮嘱房东不要让乡官知道，以免乡官拿农民的东西送人情。詹回家后，发现100元钱放在香菇的袋子里。他把钱邮寄回去，留言说等你们富裕了再谢我。
第三次去那个村落，农民跟他道出一句心里话： 一个当干部的，如果对钱很在乎，在我们心里，他就一钱不值。
詹说：“我跟很多记者感叹过，幸亏我没有为了两斤香菇，变得一钱不值。”
我一次次察觉，无论是詹夷生，还是谢福鑫，说到农民的苦，都有一种深深的同情。说到他们给予农民的无偿的好，他们很自得。显然，相对于跟农民搞利益共同体的那些“科特派”，他们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
补记： 2004年5月1日，我第一次离开南平，一个非常接近詹夷生的人告诉我，詹得了癌症，已经悄悄在福州做过手术。我想，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看上去那么老气的原委。詹不希望人们知道这件事，依旧乐观地跟农民大声说笑，跟着农民电话指示的方向，指导农民种榛子。回想起来，我先前对詹过显早衰的老态的怀疑，并非没有来由的多虑。
“义利派”：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
我相信，“榛子王”詹夷生和“葡萄王”谢福鑫展现在钱财面前的“风格”，对“橘柚王”方金妹和“菇王”刘瑞璧，始终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我们跟农民搞利益共同体，是市委支持的。”尽管“橘柚王”与“菇王”都不愿意和“榛子王”与“葡萄王”比，说起利益共同体，似乎连他们自己都有些尴尬。从他们着意回避的语调中，我明显感觉到对比詹夷生和谢福鑫时的不自在。毕竟，在朱熹的故乡闽北，千百年来，舍利取义者一直享受着远远高于义利并重者的赞誉。
2004年4月29日下午，我在建阳宾馆的大厅里，看到了年届不惑的方金妹。她看上去要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尽管你第一眼就能猜想到她的农家女出身。
此前，我已从官方材料中了解了她的自然状况： 农艺师，1964年生，1985年毕业于建阳农校，两个关键头衔都与技术有关，一个是建阳市农业外资办工程技术科科长，一个是闽北果树研究所所长。
生硬的身份描述，远不如她的表情让人记忆深刻。短发，圆脸，一笑眼睛就没了，快人快语，快活得像个爷们的方，领着我去了她的果园，一大片离城不过十余公里的百亩果园。
春天的山，已经醒了。绿叶新芽白花，水稻专业出身的方可能写不出詹夷生式的诗歌，但她看山看果树的样子，活脱脱一首灿烂的春天的诗。她非常替我遗憾：“你来得太不是时候，要是秋天，满山的橘子红了，可比电视上逼真好看得多，做梦都能闻到香。”
方和几个与她合伙的农民，招呼了一声。他们正在拨弄输水管道，预防可能发生的春旱。方对他们的感情，真的像阶级兄弟，即便是演戏，一个非农家女子也演不出那样的感觉。她的解释是： 放弃感情不说，还是利益共同体吗？
在南平，方和利益共同体的关联度最高。围绕她的讨论结果，最终决定了一个制度的死活。
要把这样的逻辑铺陈开来说清楚，还得从方做科技特派员开始。
1999年2月的一天，上司命她去南平开会，说是下派科技干部的事。方没有多在意，离开农校16年，下乡送技术之类的过场，她走过，知道是怎么回事。
两天后，她和两三个建阳同行一起，准时去南平市出席会议。事先，她已跟在南平就职的农校同学联系过了，就等着会一散开，同学们一起聚聚。市长李川出席会议并作了长时间的讲演。她是研习技术的，一个没有太多政治头脑的人，不曾意识到“市府一把手”为什么专门列席下派科技人员的会议。
会议开了两三天，记忆中，李川告诉大家，下派他们的想法诞生于“王台调研”，并从理论上阐述了农业科技和农民之间的五大矛盾。方坦诚地说，当时她对“恩公”一样的李，没太当回事，反正他是市长，离他那么远，他说的道理又那么宏大，跟她有什么关系吗？
她只是觉得会场的气氛蛮认真的，不认真的她也没有去细想主席台上的市府高官们，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同学聚会结束后，方什么也没想，就回家了。又几日，她偶然翻阅中共南平市委主办的《南平动态》。白纸黑字，掷地有声，她说：“我猜想，这回是真干了。”
根据科技特派员就近下乡的最初原则，方选择了建阳市的“三镇三村”： 童游镇赤岸村、营口镇马伏村、麻沙镇杜潭村。
天公不美，当年冬天冰害特大，还有霜害，农民们对这个产业快没了信心。
方是农民的孩子，对农民有感情，就读于农校时和男朋友一起贩卖过巨峰葡萄，知道农民的苦，农民的不容易。尽管她起初并非积极分子，一旦真干，她就真的投入了。凭着一脸的聪明，她把品种老化的建阳橘柚嫁接到温州橘柚上，杂交后的新橘柚味道甜，汁水多，无渣，酒后剥一个塞进嘴里，还有一股清凉润喉的滋味。
两年前，建阳人的橘子7分钱一斤，都没人要，烂在果树上，农民一个劲地哭。改良后的橘柚成了香饽饽，南平市直机关的官员们去厦门福州办事，当作礼品送人。
1999年底，南平市府授予方金妹科技进步一等奖。次年，“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授予机构变成了福建省府。
2001年初，童游镇赤岸村110亩的果场对外招标。1997年，方金妹和她的同事们，曾对这片7000株的橘柚林进行了“高位嫁接”。“高位嫁接”，是一个园艺学上的术语，意指把优良的品种嫁接到待改良的品种上。原以为，嫁接两年后的果场，年产鲜果至少10万公斤，谁料真实的产量不到原先估计的十分之一。1999年冬天，一场冻害后的果场，只余下凄凄惨惨3000株好果树。80万元的单位投资，即将付之东流。究其原因，作为果园技术主导力量的方，认为是管理上太过粗放。
公开招标的起价是1万元。低到这个程度，也没有人敢揭标。“我得科技进步一等奖，还不敢揭，这个产业在建阳还有希望吗？”方金妹跟我说起她的第一个念头。这样的想法，也可能只有方才会有。事实上，人们普遍反映，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盯住她。
方找到农民黄家辉，说话不带弯弯绕：“我投资，你帮我干，我每个月付给你1000元的工资，先付500元，另外500元，作为风险金，压在我这里，参与分红，我实际上给你6000元一年，可是我给你10%的股份。”
黄一口应允，和另外一个农民一起，为方承包的果场打拼。
方的丈夫，那个曾经和她一起上学一起卖巨峰葡萄的男朋友，是个公务员，也没有多少钱财的积蓄。面对20万元的投资，方差点抛弃了先前的那份光荣感。
转念一想，自己效力的这个外资办，听上去是个官方机构的名字，骨子里是个企业，自己干不好，日后也要下岗。与其日后找工作，不如今日背水一战。
方用夫妇俩半辈子挣来的房子，去银行抵押了一笔贷款，再发动全家支持，公婆压箱底的2000元也借来了。
后来的日子里，脱离农村20年的方真正体悟到了农民的苦。早上5点，她就骑辆摩托车，喊上帮他干活的农民。有时候下雨，农民中有人不太愿意，农民也是人啊。方就说好话，跟他们说，我昨天夜里还在搞技术方案。农民重感情，讲究以心比心。雨山上，橘林中，手一碰，水就哗地一响。方个头矮小，抬头就是一脸的水，水还直往袖管里渗。她说，那感觉凉凉的，惨惨的。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