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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讶于环武夷山的闽北农村，被绿水青山遮蔽的贫穷，超出了我的想像。可我不愿意再去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过去两年里，李昌平以“向总理说实话”的名义，陈桂棣夫妇以一部《中国农民问题调查》，向天下人道尽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危机。2004年5月31日晚，撤出 “闽北农村调查”的最后一个驿站，我已知道，我要写一本什么样的书。
《南平寓言》章敬平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权新浪网独家连载，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2004年5月31日晚，撤出 “闽北农村调查”的最后一个驿站，我已知道，我要写一本什么样的书。
我惊讶于环武夷山的闽北农村，被绿水青山遮蔽的贫穷，超出了我的想像。可我不愿意再去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过去两年里，李昌平以“向总理说实话”的名义，陈桂棣夫妇以一部《中国农民问题调查》，向天下人道尽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危机。
2004年一号文件的出台，以及农民政治的种种迹象，无不显示执政者已洞悉农民的苦难。此时，再写一本描摹农村苦难的书，不管煽情得多么成功，于我，于《南风窗》，均属多余。且不论资政价值是否式微，仅就中国农民问题的未来而言，一味地痛陈和惊呼，会不会让公众最终失去解决问题的信心？
众所周知，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新世纪的最大问题，业已在中国权势阶层达成共识。知识分子和具知识分子气质的传媒，当下的视野，当从为农民讨说法，转变到为农民想办法。
书斋中想不出拯农民于苦难的良策。获知闽北致力于农民问题的中观实验，已经悄悄做了五年多，我从心底生发出“看看再说”的冲动，尽管我满腹怀疑。中国是个出经验的国家，从农业学大寨开始，层出不穷的经验并没有让农民最终走出贫穷的境地。
出发前，有人告诉我，源自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两纸批示肯定了南平实验。我未置可否。真正触动我的，是李昌平和董跃玲的首肯。我不认为李昌平的访问，管窥了南平实验的真经，但我相信他作掩饰不住的“吹捧”时，态度是诚实的。董跃玲，《中国青年报》的女记者，我大学时代的偶像，只身一人翻山越岭的采访方式，赋予她的新闻作品以无限的公信力。从《中国青年报》“冰点”上读到董用“脚”写成的詹夷生，一个南平实验中的典型人物，我决定早点去看看。
“五一”长假前一周，经由地方官员的引领，我走马观花跑了几个山区县。我当然不认为，南平实验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完美无瑕，可我觉察到，南平实验中堪称经验的探索，对中国欠发达地区的乡村，有着不可估量的参考价值。南平的先锋官们已经和正在作出的努力，或可为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趟出一条路。
假期一结束，我再赴南平。这一回，我谢绝了地方官的陪同，邀《闽北日报》的一个记者同行，依自行选择的采访地点和采访对象，一路颠簸到深山老林。没有副秘书长同行的采访，也就没有了前呼后拥，没有了看脸色说话，没有了“汇报”和早已准备好的提纲。以我有限的观察，南平实验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诸多层面的系统努力，松缓了剑拔弩张的乡村矛盾，剥离了过去数十年来我们对农民欠下的部分“呆坏账”，不仅为几百万农民争取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也为执政党完成乡村底层社会的结构重建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平心而论，南平实验只是过渡时期的过渡办法，现阶段，它只是一个最不坏的办法，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最好的办法，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比它更好的办法。中允地说，指望在南平这个中观区域内找到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所有答案，是不现实的。
虽此，我还是对南平实验的决策者、推动者、执行者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尽管我在有节制的写作中，一再提醒自己不能偏离客观公允的第三方立场。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三农问题是个体制性、历史性难题，对它的根本解决远远不是一个地方政府所能做到的。对于主政一方的官员来说，没有一点唐.吉诃德的精神，断不会迎难而上。何况，1998年至2003年间，三农问题并没有达成今天这样的朝野共识。在世人对GDP几近崇拜的过去几年，一个地方官员敢于在非议中致力于三农问题的探索，所仰赖的不仅是一种政治智慧，还有勇气，乃至良心。
秉承这样的认知，我决意写一本以南平实验为主题的书。就逻辑而言，在农民问题已经赢得广泛尊重的当下，探讨如何破解农民问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我知道，对这个实验的描述，极易被人理解为经验写作，对写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今日中国，揭露黑暗和罪恶，很容易赢得“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美誉；传播经验则不然，由于经不起检验的“经验”泛滥成灾，写经验者，在经验主义者眼中，多是“没有骨气的文人”。
我打算冒险一搏。我要客观记录南平农村见闻，供有志于探索中国农民问题解决之道者，品评借鉴。不止于此，我还要以一己之见，陈述南平经验的全部内涵，思考延展开来的南平寓言。我希望中国农民问题，不再是一只漂浮在水面上的“皮球”。
“皮球论”的版权属于一个南平农民。五年前，中共南平市委前任书记李川，下乡跟那个农民谈心。农民指责官员对待农民问题，就像皮球丢进井里，漂浮着，沉不到水底。这个儿时早起拾粪被狗撵得到处乱跑的农民的儿子，决心让“皮球”完全沉入水底，从下派科技特派员到下派村支书，再到金融助理、流通助理、龙头企业助理，五路特使像皮球底下的五块缀物，硬生生将“皮球”沉到了水底。
为什么我要将南平实验的书名写成“南平寓言”，又为什么要将南平寓言，拉扯到中国农民问题上，并将之比喻成“球”？这当然是因为那个农民的“皮球论”，与我要论述的事物有着皮相上的极大关联。但原委不止于此。
在南平采访期间，我见识了一拨拨的取经团。据称，南平实验中的经验，正在被中国的很多省份所效仿，我的故乡安徽已传出下派三千名村支书的讯息。此情此景，让我振奋，亦令我担忧。在农民政治浮出水面的当下，对南平实验的复制，会否成为一场应时的运动和政治谋略？我以为，如果南平经验真的存在，那么这经验的核心，不只是方法，还有态度，不只是条文式的规则，还有一颗诚实地面对农民的心。如果我们心灵的“皮球”，不能完全下沉到乡村社会的“水底”，任何经验的创造和效仿，都只是镜花水月的打捞。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南平实验理解为南平寓言的首要之义，也是我将中国农民问题比喻成一个“球”的秘密所在。我对“球”的理解，既是一种源头的追溯，又是一种方法的描述，也是一种价值观念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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