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寓言》自序(4)

科技特使： 第一只“皮球”

　　震撼于“皮球论”的李川，晚上召集驻村小组开会，似乎有些兴奋，又有些遗憾，他将“皮球论”说与随行人员听。现《福建通讯》常务副主编黄志当时是李川的秘书，他回忆说，“皮球论”让大家为之一惊，这个朴实的农民真的是一语中的。

　　决意不做“皮球”的随行人员，跟着李川四处找农民聊天，观察并发现他们的困难。

　　三天后的一个清早，李川随一个有点文化的农民，看了一片橘子林。深秋时节的早晨，微风过后，流动的空气沁人心脾，原本有着诗人气质的李，差点为“橘子红了”而失语。领他上山的农民，并不明白市长为什么高兴起来。他有些沮丧地告诉李，他的橘子不甜，没人买，自己都懒得卖。

　　“什么原因？”李问。

　　“哪晓得？”农民摊摊手。

　　“你学过技术吗？”兼任科技局长的李，下意识地想到农业技术。

　　“看过书。”农民有些委屈地说：“我都是照书上做的，还是又酸又涩。”

　　“你看的是什么书？”农民支吾了片刻，稍后，他回家翻出一本毛边四卷的旧书： 《柑橘栽培技术指导》。再看编写者： 吉林省科委。

　　同行的一个小公务员急了：“老乡，东北的气候和我们差异这么大，你哪能用他们的书，指导自己种橘子？！”

　　那个农民一时瞠目结舌，一副恍然大悟、而后手足无措的模样。

　　李川很奇怪：“你连死书都愿意看，怎么不问‘活书’农技员？”

　　农民觉得眼前这位市长真是奇怪：“农技员在哪里？我没见过！”

　　中午，市长问镇长，你们镇的农业技术推广站呢？你们的农技员平时不指导农民吗？镇长赶紧解释。在机关工作多年的市长这才醒悟过来，虽然每个乡镇都有七所八站，农技站其实并不为农民干活。王台镇的农技站长，就是溪后村的挂点干部，依理农民应该很容易见到他。

　　农民们表示，确实，见到这位站长也不难，可是，见到他的时候，都不太愉快。作为挂点干部，他的要务是“要钱要命”。

　　几经周折，李才明白，所谓“要钱”，说的是收公粮；所谓“要命”，指的是搞计划生育，劝妇女结扎。两件最不讨人喜欢的事，搁在农技站长身上，农民们几乎忘了他的真正身份。

　　长期在基层行走的随同人员告诉李川，王台的现象，不是个别，整个延平区，或者说整个南平市，6000余名农技人员，没有几个人真的跟农技打交道。人们还告诉他，非独南平，全中国也大抵如此。要不，中南海的那位高级官员为什么得出“网破，线断，人散”的结论？

　　事实上，李对农村的科技情状，是有心理准备的。他之所以兼任南平市的科技局长，就是想提升农村落后的科技水准。显然，南平农村科技的缺位，比他想像的要严重。驻村小组当晚的总结会上，与会者概括了农技人员和农民的关系： 两个循环体，各有各的一套。农技人员写论文写书，评职称，有了高级职称，就为人师表，带徒弟教学生，学生再写论文，评职称，如是往复，就是跟农民没关系。

　　推延开来，政府涉农部门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何尝不是“各干各的”？

　　有人说，瞧，这就是一只浮在水面的“皮球”。

　　“必须叫‘皮球’沉下水。”李川问大家，“用什么办法可以让科技人员下乡，直接为农民服务？”

　　众人面面相觑，间或有小声嘀咕，就是嗓门不够响亮。

　　李川说话了：“选派科技人员下乡去。”

　　五年过去了，提起往日，李川觉得似乎有些草率，“那时的心情特别急迫，就是希望农业科技人员这只皮球能够沉到水底”。

　　市长，同时又兼任着科技局长，他的决定在驻村小组会议上，没有遭遇任何异议。

　　照中共惯例，大凡举动，总要有个旗号。文件在李川返回后第一周打出旗号：“选派科技人员下村开展科技活动”。略有诗人气质的李川，给首批252名科技干部，起了一个诗意的称谓： “科特派”，全称“科技特派员”。

　　尽管中共历史上的“特派员”无上光荣，“科特派”帽子却没有几个人愿意戴。市府红头文件的下发，一如掠过一潭死水的微风，兴不起一丝波澜。

　　首先是相关部门有抵触情绪。临时机构“科特派办公室”收到的一份报名表上，写着一把手局长和司机的名字。

　　基层乡镇亦有异议。他们担心上面下派干部，要吃，要住，要花钱。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在电话中为难了半天，突然话锋一转，跟科特派办公室说：“来吧，来吧，帮我们从上面争取个把项目，来不来上班都无所谓。”

　　科技人员本身对此项使命，也不太在意。日后成长为“科特派”中明星级人物的方金妹，乍听之下的反应，是“还不和技术下乡一样，搞个走过场”。

　　消极因素一一反馈到市府。李川在运用行政力量“强迫”推行的同时，有针对性地给出两项“怀柔”政策：

　　“科特派”带给乡镇的只能是“零负担”，出差等费用均由市府专项资金给予报销；

　　“科特派”下乡后，先前的待遇、工资、职务、职称四不变，唯一可变的，是优先晋级提拔。

　　1999年2月 26日，南平市的“天安门”前，252名来自市县乡三级的“科特派”，佩带醒目的大红花，听候市府官员作出征前的总动员。李川反复申述一个要点： 你们和过去的工作队不一样，你们唯一的使命，就是科技服务。

　　似乎厌倦了下派官员的农民，满腹狐疑地接受了他们。浦城一个农民说：“早晨一根竹竿赶出一百来只鸭，晚上一只没回来，科技特派员来了，能让我的鸭子活一半？”

　　显然，技术在身的“科特派”拯救的鸭子远远不止一半。“没有什么疑难杂症。只是农民们太缺乏科学常识。”南平市科技局副局长张泽华感慨：“科特派早春下乡，夏天还没到，我们就听到底下传来一片叫好声。”

　　是年秋，张泽华去政和调研，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股份制”。南平市农校的一个“科特派”，见农民不敢跟他学种蘑菇，就自己出钱买原材料，和农民一起入股。这个利益共同体待一季蘑菇长成后，就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张发现，这样的事情不止一起。可“科特派”们说起这事，无一例外地遮遮掩掩。张明白，他们拿着工资，又和农民一起受益，心里不踏实。

　　李川听了张的汇报，异常兴奋，大呼：“方向，方向。”

　　几日后，张泽华突然发现李川出现在南平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并再次听到“利益共同体是个方向”的领导意图。

　　农历新年将至。首批出征的“科特派”，行将服完一年“农技役”，由乡返城。市府尚未作出第二步决策，就陆续收到松溪等县一拨拨农民写来的信，恳请“科特派”再留一年。另有几个“科特派”希望下乡调研的张泽华，转告市委领导，让他们继续把利益共同体做大。

　　民间社会赋予“科特派”的普遍美誉，传递给决策者一个信号： 他们的第一个“皮球”沉下水了。先前忐忑不安的心，安稳地落回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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