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寓言》自序(5)

“十品官”

　　2000年6月8日，李川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再一次站在南平市的“天安门”前。鲜花，锣鼓，夫妻洒泪话别的场面，以及他那富有鼓动性的演说，送别了600余名“六八支书”。

　　至此，酝酿已久且饱受非议的“下派村支书计划”，承载着官方遣往乡村的第二拨特 使，锚起帆扬。该计划同时宣示，中共南平市委希图改造贫困农村的第二只“皮球”落水了。

　　细察下派支书，有20出头的小伙子，也有过知天命之年的半老汉。在中国的官阶中，他们都是乡长和县府局长级别的公职人员。他们的目的地，是南平下辖的十个县区的贫困村落，他们先前的职务全部被冻结，他们新的职务一律是村党支部书记，官方统称他们为“下派村官”。中共武夷山市委书记张建光，以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文思，将他们定义为“十品官”。

　　中共智囊机构有关人士，喜欢将下派村官和特派员、党代表之类的词汇连缀在一起。“特派员这个词，几乎和中共党史一样长。” 中共南平市委办公室主任张培栋觉得特派员这个词，和历史上的党代表，是同一个意思。1980年代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张，掰着手指头说，毛泽东在井冈山打游击时，就派出了党代表，古田会议把支部建到连队，也离不开党代表，电影《红色娘子军》中仅有一个男的，也是个党代表。这些党代表，实际上就是今天的下派干部。

　　据此，张认为，李川的做法，是中共组织工作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

　　曾出任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川承认，选拔下派干部，确与他从事多年组织工作的背景关系紧密，但这样的做法，绝非一时兴起，亦非事先设定思路的一盘棋，而是审时度势后的顺势而为。

　　“科特派”下村好长一段时间，发现他们在乡村底层社会的效用，由于乡村基层组织的涣散，削弱了许多。南平辖下的国家级贫困县政和的一个“科特派”说：“农民是分散的，我想把贫困村的农民召集起来，连个村干部都找不到。如果遇到持不信任态度的农民，也没有人替我们疏通解释。”

　　诸如此类的信息汇集到李川那里，已从市府转移到市委的李，想到1990年代中期他在宁德挂职时看到的两个下派村支书。岁月将细节淘汰尽净，记忆中唯有良好的结果。第二个沉到农村水底的“皮球”，迅速在他的脑子中形成。

　　此时，恰逢机构改革的滚滚风雷涤荡神州。南平分流机关公务员的压力，不仅压给每个担心自己会否被视作冗员的人，也压在李川的头上。怎么裁撤富余公职人员？如何转变政府职能？

　　此外，他在短暂主掌市府期间提出挽救农村的“强村大户”战略，因为没有强有力的村官推动，迟迟未见转机。他一直在考虑，从哪里找到能够带领村庄致富的能人，培育经济大户，从而以邻居效应，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众多考量聚集于一点： 下派。

　　2000年初，李川第一次在市委常委会上，道出给全市三分之一村庄下派“大队书记”的设想。

　　沉默。

　　还是沉默。

　　山林地纠纷，“三八九九六一”留守的抛荒田地，平均负债39万元的“空壳村”，派性宗族矛盾，有黑社会性质的地方恶势力，上访，越级上访，“三个党员八颗牙，还有一颗是假牙”的村官队伍——如此背景下，焉能指望素无乡村任职履历的机关公务员当好村支书？

　　据称，一位当过县委书记的常委打破了沉默：“让我去当支部书记，我都没有信心。”

　　换届选举在即，有人建议是否等到基层党支部选举结束，再派村支书？从事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导师游劝荣，在李川当市长时出任他的市长助理。和持不同意见者一样，他也担心这般运动式的下派，能否奏效，一旦大规模落选于换届，后果不堪设想。在这个计划经济烙印很深的山城，任一考虑不慎的细节，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洪灾过后亟需稳定的南平。

　　李在常委会上据理力争： 我们能否因为农村工作难，就回避？

　　回头看当时的农村，一个前南平官员说：“不能说，我们做官的都没有责任心，确实是那个破摊子太破了，不回避又有什么好的办法？”

　　破摊子的“破”，在官方调研的资料中是这样表述的： 村支书普遍老化，全市1616个村支书，35岁以下的不到五分之一；村官文化素质低下，大专文化者不到千分之一，三分之二没有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部分村官的领导力，非但适应不了发展新农村的要求，而且因为工作方式简单，作风粗暴，甚至以权谋私，以致党群干群关系紧张；一些乡村“无人管事，无章理事，无钱办事”，上头的政策，除了收费，到了乡镇就打上了句号。总之，矛盾日积月累，越级上访频频，执政党在乡村的执政基础受到削弱。截至1999年底，南平有281个村处于瘫痪状态，更多村的状态，则是偏瘫。

　　彼时，乡村自治的海选风潮，已漫卷到南平。李不相信，仅凭一纸法律文书，就能让中国文化素质最为底下的群体，享受到最高级的民主。

　　常委中有人表示，同意书记关于乡村现状的描述，但是下派干部的传统做法，就能挽狂澜于既倒？

　　李反问： 在没有更好办法的前提下，为什么不可以试试我的办法？

　　常委会上的争论，最终没有改变李川的“猛药计划”，只是细则变得更为具体可行。

　　雷厉风行的李，召集十个县、区委书记，欲图统一思想。面对“班主任”，官场上喜欢自称“班长”的县委书记们，表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后来，李川发现，“班长”们跟他耍了个小聪明。他指望下派支书去把强村做强，创造辐射效应，班长们却在有意无意间，把下派支书送到贫穷的村落。李猜想：“他们可能打算借这个机会，从市里搞些钱财，扶持一下贫困村。”

　　从今日之效果看，李觉得“班长”们的小算盘，反而歪打正着。变革“偏瘫村”和“全瘫痪村”的“皮球”，由是入水。

　　担心中共的基层领袖们不接受陡然间交权的安排，老百姓短时间又不拥护新任支书，决策层让下派官员的“娘家”，反过来给下嫁的“婆家”备些“彩礼”，用于修路搭桥，看望鳏寡孤独，资助失学孩童。

　　“敲门砖”很快敲开了农民们业已对“公家人”闭锁的心门。

　　三个月后，中共在南平的乡村组织开始换届选举。624个下派村官百分之百当选五分之四满票当选的格局，表明李川的这只“皮球”再次沉到水底。游劝荣等人悬着的心，也沉了下来。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