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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雷
近两个月来，对于计划生育这个三十年来执行最为坚决的基本国策，有两个变化很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有一个大的变化，由向来单一的“处罚多生”政策，
增加了“奖励少生”的制度。
国务院决定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支持(各负担50%)，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夫妇年满60周岁以后，可以申请领取奖励扶助金，扶助金最低发放标准为人均每年600元。这个制度的试点正在四川等地进行。如果试点工作进展顺利，资金发放渠道畅通，该制度有望于明年全面推行，中央财政每年大约拿出70亿。
按照人均每年600元，一对夫妇1200元，如果60岁后不种地，将承包地转让、转租，再加上这每年1200元，这对夫妇的生活可以做到菜里有肉。辅之以正在铺开的新合作医疗，这个计生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养儿防老”的现实压力，他们实际上多了一种选择。如果这个政策可以落实，其效果不会比单纯的“严厉惩罚”小。
第二，中国的城市计划生育政策也有了一些变化。上海率先取消了不生育双倍奖励，并且，原先关于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间隔期的规定也已取消。这个调整在4月份已经做出，这个月在比较大范围公布出来。
不鼓励夫妇不生孩子，符合“二胎条件”的可以再生……在上海开始的这几个变化，虽然属于“地方法”的调整，虽然仍是“户籍地法律”而不是可以普享的“居住地法律”，它带来的影响却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相对于农村，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开端。例如上海，人口负增长已经持续了几年，预计2030年这个城市每两人中就有一个65岁老人。同时，人口年龄结构峰谷交替，对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上海市说：“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受以往人口变动，尤其是不同时期人口出生规模相差悬殊的影响，上海人口年龄结构严重不规则，导致今后一段时期内出生人口、学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变动较大，从而对资源配置、教育、劳动力供求、社会保障等产生了波浪式冲击”。
我们认为，像上海等大城市“人口问题”的出现，除了近二十年城市化率快速前进、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从而改变区域人口的生育观念外，一直以来严厉执行的城市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主要原因。由“限制多生、鼓励少生”，惯性发展为“奖励不生”，表现出强烈的政策惯性。像上海这样在可以被允许的框架内，调整“地方法”对国策的适应方式，是必然的选择。
这两个变化，让我们对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有了新的理解。归纳起来就是，与时俱进，以人为本，“人口战略”不是单一的“少生战术”。
时代在发展，社会、经济条件在不断变化，政策自然会有相应的调整。中央政府对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上海的区域计划生育政策调整，都是明显的例子。
如果我们继续单纯沿用行政管理和经济限制的方法，靠“严厉处罚、奖励不生”去推行计划生育，已经不可能达到抓紧抓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目的了。同时，强制性治理模式总是与高行政成本相伴相随，并且治理的强制性越高，行政成本的增长幅度也越大。如果老百姓不拥护，地方政府和干部为难，工作做起来就困难。现在，农村有了这个奖励，感情上能接受、经济上有保障，计划生育的工作就好做，国策就容易完成。采用这种方式替民减压，这就是以人为本。
对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来说，“少生”从来不是国策的终极目的，它可以算做一个必要手段。国策的根本目的在于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以达到人的全面、和谐、均衡的发展。所以，“人口战略”不是单一的“少生战术”；所以，区别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做出调整，是国策长期执行的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很小。”人口问题当仁不让是中国的长期问题、战略问题、关键问题。但正因如此，长期国策才必须随着世事变化而变化，遵循规律而调整。毕竟，制度没有最好的，只有人民最需要的、国情最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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