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大勇气解决股市问题

　　要有大勇气解决股市问题

　　过去的三年多，让人们学会了接受和习惯股市的下跌，甚至形成了“下跌疲劳”。

　　9月9日，开盘不到半个小时，仅仅2.5亿元的成交量，上海股票综合指数就轻松跌破1300点这一整数关口，创下了自1999年“5·１9”恢复性上涨行情以来的新低。这一点位， 被目前还残留在股市中的主要机构投资者——基金公司、证券公司视为心理上的最后一道防线。

　　对于积弱已久、投资者信心缺失而且开始边缘化的证券市场来说，任何解释似乎都属多余。但还是有人希望推罪于一个明确的诱因。

　　当天，一份会议记录被公布。这就是所谓的明确的诱因，这份记录是本月初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举行的证监会官员与几家大券商内部座谈会的会议记录。其中明确传递出一些券商和基金公司的负责人对目前股市状况的担忧和不满情绪，他们一致认为1300点是心理底线，一旦突破，整个股市就会“江河日下”。当然，最重要的信息还是“证监会很可能将不再托市救市”。因此，近期盘整得颇为艰难的股市终于放任下跌。

　　这，应该并不是一个像样的理由。

　　事实上，早在2001年证监会就明确表示过“不会以股指为监管目标”。为什么人们还希望政府像对待粮价一样经常给予调整呢？不能不承认，过去的中国证券市场甚至股票价格走势上烙下了太深的政策印记，以致有了经济学称之为的“路径依赖性”，投资者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事关证券市场发展、规范的政策、制度、法规等均以“利好”或者“利空”这样简单、定性的词汇来解读，总是习惯地误认为监管机构主要职责就是调控市场。习惯的力量真是难以估量。以致于每每股市大跌便会挤压出要求政府干预的期望。

　　最近几年来，证监会在证券市场的法规建设、制度建设等诸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股市中过度投机、“圈钱”盛行等状况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作为证券市场的基石——上市公司的质量逐步提高；伴随着近年来“超常规”发展的基金公司以及QFII的进入，投资者队伍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证券市场氛围开始形成。这样的努力，部分地解决了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

　　但与此同时，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却还在恶化。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下降，过去沉淀下来的诸多问题充分、集中地暴露出来。并且，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就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群体沦陷”：券商整体面临的早就不再是亏损而是生存问题；基金公司在经历了短暂的幸福时光之后也开始了艰难时刻；普通投资者则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深度亏损之后，大部分对股票投资失去了兴趣；而去年抱着浓厚兴趣进入的QFII们，采取的也多是观望态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对比？什么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我们认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说法：“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股市的定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政府的定位是股市要为国企融资服务，这种定位所设定的制度安排有很多根本性缺陷，只有抑制这种缺陷才能够解决股市问题。希望端正政府对股市的看法，应对股市重新定位，纠正以往不恰当的制度安排，包括股权分置的问题。”

　　而从微观层面上来说，我们认为必须解决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包括股权分置、股市过度融资、建立合法的资金通道等。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公认的严重影响股市健康发展的因素。

　　当然，我们也认识到，这些的问题由来已久而且不是一个单一部门能够做到的。除了股市融资过度的问题基本能由证监会解决外，股权分置问题更多地需要国有资产的管理部门来解决，而合法的资金通道尤其是券商的正常融资则必须放到整个金融体系内来解决。

　　目前的股市，已在一定程度上吻合了两年前有学者提出的“推倒重来”的标准，但就此推倒重来、重建“完美市场”可能也还是梦想。务实的方案应该是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由所有市场参与者共同商讨来完成，任何一个方面都要尽到自己的义务。

　　股市是反映一个经济体发展状况的镜子，当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时期，各领域的改革矛盾纠缠在一起，对改革推进的疑虑必然在股市中得以体现。所以，如果我们正视中国改革的艰巨性，我们就能正视当前股市所遭遇到的挫折，随着改革的推进，我们需要用改革的艰巨性充分过滤盲目乐观带来的股市虚假繁荣，也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以驱散股市低迷的阴霾。10年前，吴敬琏曾提出过“股市需要大智慧”，现在看来，要解决目前证券市场的问题除了大智慧，更需要大勇气、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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