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为何集中悼念董辅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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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06日 05:33 中国青年报 | |||||||||
记者 何磊 本报北京8月5日电 “人若无死,时间便不稀缺。时间若不稀缺,则一切丰盛有余,经济学也就不会出现。所欣慰者,在稀缺的时间与生命中,经济学家已经克尽全力为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作出了
董辅秖走了。7月30日他因病在美国辞世,享年77岁。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将运回中国。 “如今教会了徒弟,他也该安心地走了。”董辅秖的老同事、《经济研究》前主编唐宗表示,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经济学家,已经完成了主要的历史使命。 赵晓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学家划分为“四代”:薛暮桥、顾准、孙冶方、于光远等属第一代;吴敬琏、董辅秖、厉以宁等属第二代;林毅夫、杨小凯、张维迎、周其仁、樊纲等为第三代;包括他本人在内的青年经济学家则是第四代。 他说,第一代称得上凤毛麟角,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第二代现在寥若晨星;第三代群星灿烂,如日中天;第四代则是批量生产,正在崛起。 赵晓认为,第一代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反思,并提出商品经济;第二代建构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框架。第三代人数众多,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国家决策和社会进步。具体设计和运作的第三代中,许多学者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其中,一些人在国际学界也很有影响,用研究成果不断校正着中国经济的航向;一些人走上了决策者岗位,实践着中国的经济改革。 “如果说前三代是站在市场之外或边缘在指点的话,第四代则彻底融入市场中。”赵晓说,由于市场的需求,各学府、研究机构在批量生产着第四代经济学人。他们成为金融、证券市场以及政府部门等的具体操作者。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难以再出现吴敬琏、董辅秖这样的“大师”了。 国内权威经济学刊物《经济研究》前主编唐宗和董辅秖共事多年,他同意赵晓关于“四代经济学家”的说法。 他说,“帮助年轻一代尽快成长起来”,曾是董辅秖担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几年时间里的重要使命。 唐说,第一、二代经济学家把中国从计划经济推向市场,再往后走,恐怕是后辈们的事了。 “董辅秖的最大贡献不是提出了什么新的经济学理论,而是第一个提出了所有制改革。”唐宗说,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有人会问,提出所有制改革算什么贡献? 他清楚地记得,董辅秖首次挑战所有制理论禁区是在1978年。那时“文革”刚结束,在大部分人眼里,改革所有制就意味着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现在外商可以来购并国企,而当时经济理论往前推一点点都非常难。” 他回忆,在计划经济年代,只要行政命令,用不着经济学。当时搞经济理论的人,就是给党和国家的政策做注解、辩护。谁想做点新课题,没等结果出来,就会被政治运动打下去。然而,就在这种环境下,一些经济学家用他们的嘴和笔与决策者争论。有人为此甚至进了监狱。也有学者的意见被采纳了,董辅秖就是其中一个。 唐宗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改革所有制。他认为,当年由董辅秖率先提出的这一改革,今天仍在继续。 他说,尽管这不是哪一个经济学家的功劳,但希望人们能记住,第二代经济学家曾用全力将中国这艘大船从计划推向市场。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张汉林说,董辅秖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在中国入世谈判低潮之时,他仍积极宣传加入WTO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 有学者认为,媒体集中对董辅秖的悼念,是因为他及整个经济学家群体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推动。 董辅秖 (1927-2004) 1927年生于浙江宁波,1946年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赴苏联学习,获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副博士学位。回国曾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 他曾任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