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恩师董辅礽教授

　　叶辅靖

　　自今年7月8日收到董老师最后的只有一句话的EMAIL后，我对董老师病情就有一种不详的感觉，但绝没有想到来的这么快。2004年7月30日下午4点多我因要外出刚离开办公室，电话响了，我赶紧折回接电话，是小周师傅打来的。他沉痛地告诉我董老师刚在医院里走了。我一下子懵了，连续词不达意说，“怎么是这样，怎么是这样？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小周师傅说，“是药的副作用太大，导致肾衰竭。”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挂的电话，一下子瘫坐到椅子上，一个多小时都无法接受这个噩耗。

　　一

　　我信奉唯物主义，不迷信，但有些感应和预兆却常常应验。2003年10月国庆节长假期间，我连续有3次在凌晨3点不到的时候突然惊醒，醒后心里莫名的别扭，再也无法入睡。我想，“糟了，哪位亲人又要出事。”因为对睡眠一向很好的我来说，每次出现这种情况，接下来总有亲人或病或灾的消息传来，而且结果不好。因此，10月8日我赶快给家里的人打电话，询问情况，家人都挺好，是我过虑了。哪想到，10月9日下午，我就接到师弟李刚的电话，说董老师查出了不好的病，昨天到协和医院住院了。听到这个消息，一方面感到极为突然，另一方面暗暗叫苦。说突然，是因为董老师身体一向很好，几天前我还去看过他一次，一点也看不出生病的迹象；之所以暗暗叫苦，是没有想到这不详的征兆应到了董老师这个至亲的亲人身上，而且凶多吉少。但我当时多么希望董老师病情有个吉祥的结局啊！当我在协和医院病房里看他谈笑风生、极有逻辑地安慰一波又一波的探望者时，我怎么也不相信最后胜利者竟是病魔！

　　大约在半个月前，我梦到过董老师。梦中的对话，醒后大部分都忘了，只是场景还历历在目。当时是一条小河，董老师在河的一边，我在河的另一边，河水很清澈，河的两岸都是绿油油的。他隔着河很坦然地笑着跟我说了许多话，突然河里开始涨水，我急忙伸手去拉他过河，他也试着伸了几次手，但一直没够着，随后，他就说，我不回去了。那天早上起床后，以为是个普通的梦，也没有多想。现在看来，大概也是一种预兆。我小时候老人常给我们讲，人死前常常通过托梦的形式向不在身边的亲戚或亲人“辞路”。董老师大概也是在永别前“辞路”吧。愿董老师走好。

　　二

　　我在成为他的学生前见过他，在见到他之前的许多年就一直崇拜他。我是80年代早期上的大学。那时，董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著名经济学家了。当时，在我们这些学习经济学的同学中，如果不知道董老师的名字是很没有面子的事，因此，他当时发表在报刊上的许多文章我都读过。他的文章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超前、观点鲜明，让人豁然开朗。比如，他关于所有制改革、市场机制与公有制不兼容、非公有制经济、混合经济、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原因、指令性计划与市场机制不能有机结合的原因等问题的论述，甚至超出了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承受力，认为冲击力太大，对我们头脑里的传统观念有颠覆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认为，董老师与有些同样著名的学者相比，观点虽然“激进”，但是，第一，有观点。不像有些人那样模棱两可、圆滑、左右摇摆；第二，论证透彻。比如，关于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原因，当时流行的解释是，生产力的多层次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先进生产力，非公有制与低水平的生产力相适应。但是，这种解释，总使人觉得有点隔靴搔痒，没有说到点子上。而董老师的解释就彻底的多。他认为多种经济成分之所以共存是因为各种经济成分各有强点和弱点，多种所有制共存，有助于使得它们的强点和弱点互补，并使各自的强点强化，弱点弱化，可以保证市场的有效运行，使公平和效率紧密结合。对照发达国家的现实，就可以发现，公有与非公有的区别不在于它们包容的生产力水平有高低之分，非公有企业完全可以适应最先进最高水平的生产力。

　　董老师的上述观点，登在80年代中期的“世界经济导报”上，我认为比较新颖，曾将全文抄录在笔记上。

　　三

　　毕业到北京工作后，听别人谈到董老师时，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董辅?的文章都是自己动笔写，从来不让别人替他写文章。”刚听到时，还感到奇怪，后来听多了，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对董老师的治学和为人就更加敬重，于是就生出了拜访他的念头。1993年9月份，我给董老师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拜访他的愿望。信寄出去后，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他那么大的名气，又在全国人大财经委任职，而我只不过是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的一个最最普通的教师，他能让我去见他吗？没想到，不到一个星期，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信上写了他家的详细地址和电话号码，说是在西城区三里河二区某楼某单元二楼。怕我找不着，还特意说，在燕京饭店后面。接到回信，我非常激动，在第二天就跟他约了个时间，结果，到约定时间，我自己临时有事，没有去成，隔了一天才给他解释，他很宽容地说，没关系，你有时间再来。过了几天，我终于在他家见到了他，他没有客套，让我坐下后直接问我想跟他谈什么问题。对我的第一个问题，他说我问的题太大，他把那个问题分解成几个小问题，问我是否是我想问的问题，我说是的，他就一个一个解答。至今记忆犹新的有这样几点，他说，研究经济学，一是脑袋里时常要装几个问题，有些问题一时想不清楚，但不断的思考就会触发灵感，并增强逻辑性；二是要多写，他说，写作是强迫思考，只有写的时候，才真正知道你是否把问题真正想清楚了。现在看来，这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经验之谈。那次，他还说，他一直在向于光远和薛暮桥学习。他说，于光远同志总是不停地写，还能边开会边写，他自己却做不到，而薛暮桥先生对现实经济实践很熟悉，且勤于思考。

　　这次见面之后，因怕打扰他，很久没再与他联系。到1995年时，我自己遇到了一个困难，我又斗胆给他打电话，请求他的帮助。一来我第一次见他时可能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二来时间间隔太长，当我说出自己姓名的时候，他似乎很陌生，但他得知需要帮助的是正当的事情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时，他家正在装修房子，很吵，只记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没有记住名字，随后他又把电话打过来问我的名字。在他的帮助下，我顺利地克服了困难。

　　从这次事情之后，我就想，要是能成为他的学生该多好啊！1996年刚好他招博士，我没有跟他打招呼就报了名。但报名之后，给他打电话报上姓名后，从他的反应听得出来，他根本就不记得我拜访过他，更不记得，就在一年前，他还帮过我的忙。我问他，能否去见他，指不指定参考书？他以非常不热情的口气回答说，不要去见他，也不指定任何参考书，凭本事考。幸运的是，那年因为加考了高等数学，而英语考试又很难，过线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之一，我就这样侥幸投到了他的门下。事后得知，当时，有很多故交和大人物给他打招呼，希望他录取谁谁，但他说，没有过分数线他不能录。现在有人污蔑董老师只招大官和大款，我可以作证，我的绝大多数师兄师弟，在成为董老师学生之前都是一没有钱，二没有权的最普通的劳动人民的子弟。

　　试想，当时，如果邓小平同志不恢复高考，那么又有几个劳动人民的子弟能够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诚然依靠推荐，依靠主观印象也能够发现优秀人才，考试成绩好的人也并非各个优秀，但是，作为一种选拔机制，哪一个更客观、更公正、更可靠，还有争议吗？

　　四

　　在电视剧《康熙王朝》里，伍次友预测孝庄将来必然“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确实，凡是誉满天下的人，往往也谤满天下，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概莫能外。董老师誉满天下，但是，也不是没有人误解他、恨他甚至骂他。董老师挨骂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不识时务”，看得比别人远，老是超前，喜欢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方向出发考虑问题，“不懂得”媚俗，不愿意随波逐流地起哄，坚持独立思考、不甘愿盲目做部分群众情绪的尾巴，不懂得迎合某些大人物的需要。

　　1978年他率先闯入所有制禁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虽然那时已经开始酝酿改革开放，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仍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金科玉律，不能有丝毫怀疑。董老师当然熟悉这些理论，但是他发现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病大多发源于所有制方面，人们视为当然前提的东西恰恰是问题的根源。他也知道提出这个问题的风险，但他还是决定挺身一试。197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会议邀请他作报告，但没有限定报告的内容，他决定把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思考作为报告的内容。 当他当着全国各地代表的面，提出要改革国家所有制，实行政企分开，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行政社分开时，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被他的大胆陈词震惊了。会后徐雪寒老先生怀着一片好心，找到他说，“老董，你的胆子可真大，政企合一、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这样提是要冒风险的。”徐老先生是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曾任外贸部副部长，因受“潘汉年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蒙冤受屈，被贬为《经济研究》杂志编辑。董老师十分感激徐老的好意，但他并未因此胆怯，而是很快整理成文公开发表。为这件事没少受批判和攻击。以后多次被逼着做检讨，他说没有错误，拒不检讨，这些人提出，没有错误，片面性总有吧? 他倔强地回答，也没有片面性。有趣的是，几年之后，所有制改革成了时髦话题，当时逼他检讨者，当着他的面对外国朋友说，“改革所有制问题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但他提得太早了。”

　　在市场问题上也同样表现了他的勇气。早在 1980年董老师就主张取消指令性计划，反对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1981年上半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征求意见时，他直言反对“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一提法，他说，“这个文件是一个历史性文件，应该为今后的改革留更大的余地，这样提将来就不好推进改革了，建议把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改为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须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大的进步，而且，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经济体制奠基人和卓越领导人、德高望重的陈云同志坚持的观点，董老师居然要指出它的局限性，自然给一些媚上的人提供了批判他的把柄。但是，实践最终迫使人们不断接近真理、服从真理，党的十四大最终弃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

　　为“温州模式”辩护是另一个例子。改革开放后温州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甚至出现了产值过亿元的首富村。温州小商品已卖遍全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很自然使许多人产生了担忧。担心这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和蔓延会削弱社会主义的力量，从而引起了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激烈争论。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从经济学家到普通百姓，多数人都对温州模式持反对态度，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舆论更是一片讨伐声，温州就像过街老鼠一样，大有人人喊打之势，就连浙江省有些官员也躲避瘟疫一样，害怕与温州发生牵连。董老师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率队到温州实地考察。他从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势方面为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打气，他希望能把温州模式坚持下去，理直气壮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他说，“公有制占主体是就全国而言的，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要如此，所以温州人大可不必神经紧张地发展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农村非农企业，他们可以昂然地走自己的路。”

　　现在回过头来看，浙江因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使其就业形势和发展潜力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董老师当时可以加入到对温州口诛笔伐人的行列，大骂非公有制经济，从而赢得喝彩，但是，他却选择了当时可能挨骂，但最终有利于老百姓道路。这两种做法，哪一种更能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是很清楚了吗？！经济学家揭露和痛斥丑恶现象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仅仅表达愤怒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顺应历史的发展，理性地对制度建设进行引导，对丑恶现象釜底抽薪。否则，出发点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但结果却更深地损害人民的利益。

　　董老师敢于直言还表现在许多问题上。例如，他在上一轮宏观调控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上都提出了与主流意见相反的看法，而最后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在上一轮宏观调控中，他在1996年4月的全国人大财经委的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就指出已经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要增加流动资金，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防止经济惯性下滑。有人当场批评他，说这是实行罗斯福的“新政”，这样做，加强宏观调控就会前功尽弃，价格又会重新上涨。他说不要紧，涨不到哪里去，生产资料已经大量积压了，就是有点上涨也没有关系，如果不这样做，经济会一步一步往下滑，再要拉动起来付的代价就太大了。到1998年2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审查1998年的经济计划、财政预算和货币计划时，当时经济下滑的势头已经相当严重了，但当时的计划、预算和货币政策仍是从紧的取向。这是他作为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最后一次会议，他明确指出政策取向不对。他说应该加大投资的增长率，计划投资增长10％保证不了8％的GDP的增长率，投资起码应增长15％。以后政府向全国人大报告经济计划时加了“以上”两个字，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以上。实际上投资是不足的，这从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反映出来。当时规定，1998年的财政预算计划减少100亿元的赤字。他指出，预算的方向不对，为了增加有效需求，应实行扩张性的预算，而不应实行紧缩性预算，应增加财政赤字，而不应减少100亿元财政赤字。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全国人大通过的预算仍继续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结果经济迅速下滑。到了8月份不得不修改预算，全年增加了500亿元财政赤字，增加发行1000亿元的特别国债。对金融计划他也提了意见，他说不要再提适度从紧了，应该实行松的货币政策，他的意见也未被接受。

　　一直到1998年下半年许多人才承认有效需求不足，宏观调节政策才开始放松，但时间已经耽误了。由于经济已经在惯性下滑，要想再把它拉动起来就要费九牛二虎之力，付出的代价很大。他认为，这里当然有亚洲金融风暴对出口的影响问题，也有过去重复建设造成的问题，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问题是政策上没有及时调整，长期坚持实行紧缩的政策，必定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针对上一届政府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董老师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考，认为，该方案要想达到目的，必须具备四个条件，而这些条件实际上是不具备的，因此，行不通。话虽说的委婉，但点出的要害却极为到位，因此，经济学消息报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有话要说”的预报打出以后，文章迟迟不让见报。后来，该方案果然无法在实际中运行，只好废止。

　　董老师作为一代经济学大师，不仅在微观经济如所有制、国有企业改革、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等方面有独树一帜的理论，而且对宏观经济如宏观调控、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的要素、可持续发展等有新的贡献。他不仅能够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而且在许多方面常常是走在时代的前列。许多人只是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有创新，而董老师除了文革时期以外在他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创新。现代有人说董老师没有提出自己的数学模型。须知，每个国家的每个时代要解决的紧迫问题是根本不同的，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定型，他们的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既定制度前提下揭示变量间的关系。而我们国家特别是董老师这代人所处的这段历史阶段的我们国家，他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制度前提问题，是要如何建立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和体制，没有这种前提数学模型就是无本之木。如果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后者，只能是舍本逐末。试想，如果邓小平同志要通过模型来提出市场经济，那么中国不仅现在无法走向市场经济，恐怕几十年后也仍然无法达成建立市场经济的共识。

　　五

　　近几年，我本人与董老师联系比较多，对他有了更深、更多的了解，他的言行使我从内心里更加敬爱他。董老师虽然给人的印象有点严肃，但同他的接触中，我感觉他对弱者有天然的同情心。无论是与他平常的交谈，还是从他的书中，都给我这样强烈的印象。每次与他说到社会上以强欺弱的事情，他都非常气愤。1998年在抗洪最紧张的时刻，他看到围困在洪水中的农民，心情非常焦急，总是念叨，该怎么办。近年来，在私下谈到教育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对成绩优秀但因为家贫而上不起学的现象愤愤不平。他说：“在中国由于以往人们的收入相当平均，人们对贫穷家庭出身者很少有歧视。但近来这种情况已开始出现。值得注意。例如，有的大学在录取学生时采取双重标准,考试分数达不到录取标准者可在交钱后被录取,这样等于剥夺了交不起钱的学生上大学的权利,是非常不公平的。”再如，近年的西部大开发，他一再提醒有关部门要处理好利益关系，特别提到西部少数民族的利益。他说，不要使少数民族同志觉得被冷落，民族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开发大西北本来是件好事，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破坏民族团结，所以一定要使当地的少数民族得到利益，领他们成就一番事业等等。

　　董老师对我本人在各方面要求很严格，但主要不是体现在说教上，而是他以自己的行为做表率。我从来没有听到他私下里攻击别人，更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唆使自己的弟子去咬自己的对手。实际上，过去他很少跟学生谈学问以外的话题。近年来他明显比过去慈祥和随和，不时也与我开开玩笑，说些轻松的事情，但从没有听到他涉及到与别人是非。他对我的生活也一直非常关心。有一段时间，他看我经济比较困难，多次主动说，“我借给你点钱吧”，我说，“我不借您的钱”，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呀！”。他还多次让我带孩子去他家，我想来日方长，没想到成了永远的遗憾。本人也总以为他身体健康，没有急于与他一起照相，仅有的一张合影还是2003年首都经济学界春节团拜会上别人抓拍的，非常模糊。这也是我的再也无法弥补的损失。

　　董老师，您太累了，确实也该休息了，您安息吧！您走了，但是，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2004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