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金融报记者 黄宇 发自上海
除了作为一名著作等身的经济学家，董辅礽一生扮演最多的角色是老师，他前后带过50多名博士，如果不是身体的原因，曾有目标要带到80名，他的弟子中如今不乏金融及企业界的优秀人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他们的深情记录为我们提供了接近大师的另一种视角。怎么说呢，从更宏大的背景来看，这应该是知识分子经世济民之外的另一种责任吧，
缺了这一点，似乎很难成就董先生作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人格。
他克己为人。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与夫人陆昂，都是董先生的弟子，让陆昂感念不已的除了老师对自己学术上的精进教导，还记录了董老临行前的一场谈话。已被确诊为直肠癌转肝癌，决定赴美治疗的董辅，在病房里不断重复的一句话就是“这可怎么办呀？还有这么多的学生，这可怎么办呀？”
在央行官员杨再平的记忆里，董老师是一位对自己学生的成长和事业倾注崇高关怀的长者。杨再平在悼文中回忆道，1993年10月从加拿大回国后不久，跟董老师说想申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做经济学博士后，他当即表示支持，并很快写了推荐信，他的积极推荐让自己很快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成为人生事业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我博士后即将出站时，我先请董老师推荐我去国家经贸委工作，他很认真地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还慎重地盖上他的私章，让我交给当时的一位经贸委常务副主任。我去经贸委工作了一段时间，觉得人民银行的工作可能更适合我，于是又请董老师推荐我去人民银行，董老师也答应了，还借一次开会的时机亲自交给戴相龙行长一封推荐信。这样我便比较顺利地进入了人民银行，开始了我所喜欢的中央银行工作。”
如此不惜笔墨的繁复记述，只为表现先生对弟子的倾力帮助与提携，似乎也为表达自己对逝去师长的百般辗转的追思情愫。
在关门弟子刑莹莹的眼里，董先生是这样令人肃然起敬的谦逊、认真和虚怀若谷。“第一次上课，是2002年10月。我和几位同门早早到了教室。到那里去坐电梯只能到八层，然后再爬一层楼梯才能到。先生来的时候提了一个袋子，我正好坐在门后，上前接，先生拒绝了，他说自己拿。坐到位置上后，他从袋子里拿出了十二本书，让我们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仔仔细细地签上名送给我们新入室的三个弟子。”
类似的记述还有很多。我们惟一能说的是，在弟子们的泪光中远去的温厚长者，将以一代经济学大师的坚毅面孔站在中国经济史学的人物长廊，何其难，何其幸！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8月06日 第九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