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董老师

　　一

　　2004年7月30日下午3时零3分，敬爱的董老师永远离我们而去。消息传来，似晴天霹雳，又如天塌地陷，我悲痛万分。我不相信——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打电话到美国给刘霭年阿姨，刘阿姨说“董老师去了”，我仍然接受不了这一事实。董老师精力那么充沛，思维和行动那么敏捷，对经济科学那么辛勤执著，对改革开放大业那么无私无畏地奉献，对广 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么忠心耿耿地维护，对莘莘学子是那么倾心热忱地扶掖教诲，他怎么会离开他所热爱的事业和人民，他怎么会离开热爱、敬仰他的学生呢！他总是那么辛勤忙碌——为他执著追求的经济科学探求真理和坚持真理，为他热爱的经济科学的学科建设竭尽全力，为他勇敢倡导和不遗余力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奔走呐喊，为中国早日摆脱贫困落后作出了毕生的贡献。他所热爱的祖国、人民和经济科学以及热爱他的莘莘学子，又怎么能离开他这样的经济学大师呢！

　　老师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我哀思无限，热泪滚滚。10岁的儿子见状，边哭边说：“妈妈，别哭了，等董爷爷回来，我们去祭拜！我也要写一篇怀念董爷爷的作文。”在儿子幼小的心灵里，董爷爷已经对他有了深刻的影响。

　　2003年春节前，董老师刚搬家到离我家不远的万寿路海军干休所宿舍，我们一家三口去看望。刚一进门，董老师就高兴地叫刘阿姨“快拿压岁钱，快拿压岁钱！” 刘阿姨忙用信封装了200元钱给孩子。孩子非常兴奋，回家来认真地读了记董老师人生旅程的《求真之路》一书后，写了一篇作文：《董爷爷给我压岁钱》，文中说要像董爷爷那样刻苦学习，长大了做一个像董爷爷那样的人。以前我或全家每次去董老师家，临走时董老师和刘阿姨都要送我水果或别的东西带回给孩子吃；可我们去看望，他们从不让我带任何东西。像这样的事情，在孩子从小到大的心灵里，怎么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怎么能不感情至深呢！不仅如此，我父母先后做白内障手术，都是在海军总医院工作的著名眼科教授刘霭年阿姨收治住院，在她的直接关怀下手术的，其间也包含了董老师的关怀。我父母对董老师的怀念同样深切。

　　那天我们进董老师家门时，董老师和刘阿姨正在往书架上放书，看见董老师站在梯子上，我忙叫我爱人帮忙，董老师连说“不用，不用”。 董老师说：“现在我总算有了一个书房了。可惜还是太小，书太多放不下，还在院子里租了一间房放书。”这是海军部队分给刘阿姨的一套军级干部的住房，董老师和刘阿姨高兴地领我们参观。我们告辞时董老师执意要送下楼，他在衬衣外面套上一件夹克衫一直把我们送到楼外面。没想到，这竟成为永诀。

　　春节期间，我打电话给董老师说要去看望，他说节前不是看过了嘛，不要来了。我知道董老师不喜欢礼尚往来，春节期间他们的客人多，董老师难得在家休息，也就没有坚持要去。非典期间，我打电话说要去看望，他说门岗守卫很严，不让外人进出，你们进不来。我也就作罢了。后来他们去了美国。2003年国庆期间我出差回来给董老师打电话说要去看望，刘阿姨说家里出了点事，叫我不要去，我万万没有想到竟是董老师被病魔缠身，也就没有去。后来再打电话，就没有人接了，我十分不安，就去问他们楼里的电梯司机，得知他们已去美国治病。

　　我打听到董老师美国的电话后，就常打电话问候。除夕之夜，我更加想念董老师和刘阿姨，打电话过去，他们也正在收看新年联欢晚会节目，董老师情绪很好，告诉我正在播出的是唱歌。我表达了新年祝愿和希望董老师早日康复回来，刘阿姨说治好了就回来。我感情特别激动，写诗一首：

　　只道好人总祥瑞，惊闻染恙怒向谁？

　　越洋电话深致意，难表寸心涌热泪。

　　爆竹声中送旧岁，严冬将去春又归。

　　辞旧迎新惟一愿，殷盼恩师早日回！

　　我多么殷切地盼望董老师早日康复回来啊！3月中旬我给董老师打电话，他说他是全美国12人中的第11个用的一种试验新药，肿瘤指标已减少三分之二，肝功也正常了，体重也增加了。他情绪很好，我很高兴。4 、5月份董老师在电话里说起化疗的事，我的心很沉重。6月上旬董老师在电话里说了一句可能肿瘤还在长的话，令我十分揪心。7月27日清晨我打电话过去没有人接，只好在电话录音中向董老师祝贺77岁生日，祝愿他早日康复回来。当时应是美国时间傍晚，家里没人接电话我心里极为不安。没想到30日傍晚就传来噩耗。

　　敬爱的恩师啊，您就这样去了。我满怀无限的哀思、无尽的缅怀，写下挽联祭奠：

　　求真务实超前改革论石破天惊独树一帜伟学者

　　高风亮节学科领头人呕心沥血诲人不倦好老师

　　我写下一首诗表达内心的悲痛：

　　惊闻噩耗难置信，越洋求证悲更深。

　　好人本应百年寿，怨天尤人心不平！

　　眼前尽是音容貌，心中无限哀思情。

　　挥泪重温教诲谆，进取学术报师恩！

　　我最敬爱的董老师啊，纵有千言万语，表达不完我对您的崇敬、爱戴；纵写千诗万词，寄托不了我的悲痛、哀思、怀念。您扶持、关爱、教导我学习经济学的往事，历历就在眼前………

　　二

　　1981年5月，董老师到昆明讲学，我是昆明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77级学生。我有幸对董老师谈了自己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想法和看法，请董老师指教两篇文章。董老师鼓励我报考研究生或研究人员。没承想董老师会亲笔写信附上这两篇文章，请云南省经济研究所所长刘隆寄给四川财经学院(现西南财经大学)的刘诗白教授推荐我报考研究生。1982年1月，我师从刘诗白教授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同时在董老师的亲切关怀和不倦教诲下，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探索。今天，再捧读当年董老师指导我学习的一封封书信，其情更感深厚，其悲更为深切。

　　1981年12月，我收到四川财经学院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后，写信给董老师。董老师给我回信：

　　张素芳同志：

　　得悉你考上研究生，令人十分欣喜。望你在刘诗白老师的指导下，取得更大的成绩。并请向刘老师问好。

　　就你的情况来说，有了一定的基础，但也要看到，师范学院的课程对你以后从事经济学的深造是相当不够的，你需要花更大的力气用于打基础上。外语、数学、统计、学说史、经济学理论、实际经济问题、各部门经济……都要加强，否则到一定阶段，要再上升到更高水平就困难了。这点望考虑，也应向刘老师明确提出，以便鞭策。祝

　　成功！

　　董辅仍

　　(1981)12.29.

　　董老师的这些教诲，对我是最为及时的教导和鞭策。

　　1982年9月，我开始考虑硕士论文选题，想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写信对董老师说了。董老师给我回信：

　　张素芳同志：

　　你在今年入学一周年时给我的信，我没有复。昨天又收到你另一封信。

　　我知道你在刘诗白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上有很大进步，补了许多过去没有学过的课程，我是很高兴的。除了你个人的努力以外，刘老师的指导是你获得进步的重要因素。刘老师学识渊博，你在今后一定能取得更大的进步。我对此深信无疑。从你已经补过的课程看，似乎高等数学当属欠缺，如果没有学，似应补学为好。我自己深感数学基础太差，无力使自己的研究深化。我学过高等数学，多年不用都忘了，而目前又无时间去补。再就是外语，不知你掌握得如何。多学一门外语多一个获得信息的渠道，不可忽视。

　　关于你的论文课题，要根据你的考虑和刘老师的考虑来定。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学力、兴趣。题目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自然更是重要的。对于研究生来说选好课题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可惜在信里我无法就这个问题展开谈，那得写很长。

　　你选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作为研究论文题目，你作过考虑并征得刘老师同意，我想题目是好的，需要的，重要的是你应尊重导师的意见。所以我的意见只供你参考。你还是应听导师的意见。既然你写信来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只好讲一点看法。

　　一)这个题目，你可以做出东西来，这不会有疑问。但要做好，有更多的独创见解，则很难很难。因为前人已经作了大量的论述。

　　二)这个题目是抽象程度很高的题目，应该是在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作了研究以后，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作出高度抽象、概括。

　　三)要有很好的哲学素养。

　　因为你已作出了决定，就必须作出很大的努力，我想也许通过这个题目的写作，能提出些新的见解。

　　我自己的想法是，应该选一个题目，通过这个题目的研究，能够较深入地了解经济的运动，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理论的概括，这可以为你今后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题目不应太窄，以便于今后的发展。从我所去年研究生毕业论文看，抽象程度太高的题目，往往不易成功。因为你已选定题目，这些意见只能供你今后参考。

　　祝

　　学习成功！

　　董辅仍

　　(1982)10.16.

　　我认真、仔细、反复读了董老师的信，决定放弃这一选题，随后写信告诉了董老师。董老师给我回信：

　　素芳同志：

　　我刚从美国回来，看到你的信，知道刘老师也认为你的论文选题不太理想，而你已经决定改个题目。我觉得这样很好，原来那个题目太难驾驭。从我所一些研究生失败(论文第一次未通过)的教训看，大多是论文选题不当。但是，我也认为，你不应把论文题目的选定放得很晚，应该逐步考虑起来。因为论文题目选定后就可逐步留意，收集资料。

　　我觉得，对你来说，不宜选太抽象的、理论性太强的题目，应该选一个较为实际的且有理论性的题目。这样通过论文的写作可以多了解实际经济生活，又可以结合实际问题提高理论素养。当然选的题目应该在今后有较宽的路可走，即能继续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如何选，选什么，我不可能说得很具体。刘老师是很有经验的，他会提出很好的意见。

　　你很有志气，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你一定会取得大的成功。

　　祝

　　好！

　　辅仍

　　(1982)12.2.

　　根据董老师的指导，我又考虑从企业的改革实践入手探讨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写信告诉了董老师。董老师给我回信：

　　素芳同志：

　　事情太多，实无法及时回信。

　　我觉得你的题目还是太大，落脚到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问题，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和方向，太大。因为，这样大的题目，既非解剖个别企业所能弄清楚，也非你的能力所及(因为缺乏对实际经济生活的了解)。所以我担心会失败，还得缩小。

　　我一时无法多考虑，望你三思。请多向刘老师请教。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过四天我要去一趟美国，回来后有机会再谈。

　　祝

　　好！

　　辅仍 草上

　　(1982)12.20.

　　从来信考虑的题目，我有一个感觉——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人如缺少对部门经济学的了解，往往容易流于空泛。供考虑。

　　1984年伊始，我开始考虑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入手探讨国营企业的所有制改革问题作为论文选题，可顾及自己的观点在硕士论文中通不过，又想打退堂鼓退到选抽象的理论问题。为此我很苦恼，写信给董老师。董老师回信：

　　素芳同志：

　　信收到了，可能以前还收到过信，但未复。

　　对你信中提到的问题和苦恼，我是能理解的，这是探索过程中常常会碰到的。我赞成你选择第二个考虑。对你来说，目前阶段最重要的是把基础打扎实，扩大知识面。我几次向你提出让你看到自己的弱点——你在师范学院的学习经历使你受的基础训练太窄，这对你今后的发展是不利的。如能在研究生阶段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把基础打好，那是很必要的。这样想想，我想你就可以排除苦恼了。

　　对于你信中提到的第一方面的考虑，我认为，那是很困难的选题，是只有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有了全面的了解以后才能去涉猎的。所以，你选择它作论文选题就有失败的可能。而且，按我看来，学政治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学家常常有一个共同的弱点，这就是缺乏对社会经济运动的切实了解，因此在探讨一些问题时，往往失之空泛，深入不到经济过程中去。这种弱点并不是容易补正的，所以，我劝你不选这个题，也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觉得你不应犹豫。

　　关于论文的选题，我认为还是应该选一个稍窄的稍为具体的题目，有利于你了解实际经济过程，同时又可以从理论上概括提高的题目。如果你仍然对所有制问题感兴趣，可以选一个具体的所有制问题来研究。例如关于集体所有制问题等，不要铺得太宽。例如城市集体所有制的史的考察之类。不知材料有无困难，或者城市或农村中的联合经营的所有制问题等。我没有仔细考虑，只是一时想起的，不算数。你也可提出几种选题考虑，征求刘老师意见。希望你同刘老师一定要配合好，这是很重要的。

　　就写到这里。信是在从天津到北京的火车上写的，写得潦草，希原谅。

　　董辅仍

　　1983.4.20.

　　我捧读惠书，禁不住热泪盈眶，感激之情难以言表，遂填词《卜算子.感师》一首：

　　困或无人解，欣喜锦书来。渴领教诲明方向，关切暖心怀。探索多歧路，有幸良师带。谁言世间伯乐少？自惭疏文才！

　　后来，我考虑从利润范畴入手，从企业的商品生产经营来研究说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我将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了董老师，董老师给我回信：

　　素芳同志：

　　你的信我已收到很久了，事多，且也不急，没有及时复信。

　　我对你选定的研究课题(论文)表示赞同，特别是当我了解到你曾在工厂里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个题比较灵活，可大可小，可深可浅，可虚可实，可以根据你的情况和资料来剪裁。我想，你可以从这里开始，为你以后想研究的问题奠定一个基础。

　　我建议你写这样几部分：

　　1)社会主义利润范畴的理论史的考察。从政治经济学史的角度研究一下理论的演变、得失，国内、国外都可包括进来。建议读几本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书，包括1981(？)三联书店出版的章良猷的苏联经济思想史论文集，还有财政、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书，南斯拉夫的理论……

　　2)社会主义利润范畴与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谈这个范畴的意义、作用，与其他范畴、指标的关系，利弊问题。

　　3)利润范畴与经济体制改革。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可大做，中做，小做。如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利润与经济效益、利润与价格的改革、利润与国民收入分配、利润与企业的权利，甚至也可以写一些理论抽象程度更高的问题，如利润与所有制的改革问题等等。你可以作一些实际调查，现在实行利改税后问题很多。

　　以上是未经深入思考，随时想到随手写下的。不是为你拟提纲，你只可参考，作为一种思考的线索。望扎实收集理论资料、实际资料。写得好，可以写成一本专著。

　　我到常州参加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过四天就回去了。

　　祝

　　你近安

　　辅仍

　　1983.6.5.

　　写这个题目，我相信你可以驾驭。

　　这封信是董老师在常州开会期间写的，写在一张小笔记本纸的两面，同信寄来的，还有董老师在一张台历纸背后写下的：“马雷舍夫：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约1961年出版或1962.三联”的便条。

　　董老师考虑到有的书籍我不好找，很快给我寄来了章良猷的《苏联经济思想史论文集》和其他一些参考书及资料。

　　在董老师和刘老师的指导下，我把论文题目定为《社会主义利润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就此进行专题研究。我写了一篇关于价值决定和生产价格、平均利润问题的文章，寄给了董老师。董老师给我回信：

　　张素芳同志：

　　信、稿都收到。

　　稿我已看过，正请别的同志看，因我不大懂此问题。但我不太同意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论点，因为价值要在供求一致的情况下考察。所以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非是第一种的一个前提，即供求一致(或社会劳动分配与社会需要的比例相一致)。正因为如此，我拿不准，请别的同志去看了。但文章还是写得清楚的。只是一般道理讲得多了，可简炼些。

　　论文题目问题，我意，可改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利润范畴问题”。这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可向理论方面做，也可向实际方面做。或许好通过。你提的题目“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利润与经济体制改革”，我也考虑过，题目大，难度大，不易通过。不如改为我想的这个题。

　　关于利润范畴问题，我想在信中谈，很难谈清，得写一大篇。我不想多写。

　　祝

　　好！

　　辅仍

　　(1983)10.24.

　　董老师把我的这篇文章请经济所里的胡瑞梁老先生看。从此，我的学习和探索又多了胡老师的关怀和指导。

　　1983年底我初步拟出论文写作提纲，我把它寄给了董老师。董老师给我回信：

　　素芳同志：

　　来信收到了。

　　星期日寄出两本拙作，想必收到了。

　　对提纲我无大意见。只觉得摊子铺得很大，非十——十五万字不能完成。不知有无这么多的写作时间。因为写系统的著作，不象写文章，不易驾驭，使体系严密，逻辑严密。只是感到提纲的最后一部分，即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体系问题，似乎可以不写：1)问题太大，本身就可以独立成专题；2)同前述问题层次上相距太大。请考虑。别的没有什么意见。现在的问题是要能收住，放得太开，容易蜻蜓点水。

　　我听胡瑞梁同志说，他将提出意见。他对你写的东西有好印象，认为水平不错。我想，目前你不宜在理论高度上上得太高，不如往实际上深入下去，然后，在过一段时间以后，再抓更抽象的理论问题。这样，可以根基打得扎实些。我目前处于欲上不能欲下不能的状况，根基未打好，(两者的根基都未打好)，徒唤奈何！

　　祝

　　新年快乐！

　　辅仍

　　(1983)12.28.

　　1984年2月，我和另一个同学到北京做毕业论文调研。董老师提前为我们联系好社科院经济所对面的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招待所，并执意带我们到招待所登记，看我们住的房间，询问食堂伙食情况，还与胡瑞梁老师一起专门请我们吃饭。这是我第三次见董老师(第二次是1981年末在董老师昆明讲学的报告厅里)，第一次见胡老师。(胡老师是王亚南的研究生，在经济所德高望重，比董老师大10余岁。我一见到他和经济所别的老师，他们都异口同声地称董老师为“我们的头”，亲切自然，足见董老师在经济所的威望。)董老师专门关照经济所图书馆和资料室，让我以他的名义登记借阅。如果这些登记卡还保存着的话，一定还能查到我签的董老师的名字。

　　我在京期间，董老师和胡老师开始考虑我的毕业分配问题。连续在学校学习、生活了七年，我不想留校教书，想更多地接触、了解社会。我当然想毕业后能到北京工作，可以开阔眼界，站在更高的层面从经济学中去解剖认识现实社会。但我们是学校的第一届研究生，各专业总共只有十七人，学校和主管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都不准我们自己联系工作。我知道要到北京很难，就没有对董老师和胡老师谈起想到北京工作的想法，是他们先提出来并把此事一直放在心上。

　　回成都后不久，我将论文写作和毕业分配情况写信告诉了董老师。董老师给我回信：

　　素芳同志：

　　我从桂林回来，已是四月底了。接着准备并开始整党，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抓整党上。所以你的信回得晚了。

　　我想，关于论文，你就按已经定的提纲写吧。也不要管别人是怎样的观点，只要自己的观点言之成理，能说明实际即可。你的写作速度很快，现在要注意理论的深度，注意逻辑的严密，努力做到无懈可击。

　　关于工作事，我同胡老师谈过。他的意见也是等到刘诗白同志来京时或他去成都时，与刘老师面谈一下。他谈比我谈方便些。如他谈不通，我再谈，就好些。我想，有可能谈通。

　　祝

　　好！

　　辅仍

　　(1984)5.21.

　　我的论文写好后，寄还董老师的书。董老师给我回信：

　　张素芳同志：

　　信及书都收到了。

　　最近搞整党，太忙，实在无时间。

　　今天已见到刘诗白同志，向他谈了你的工作问题。他说，银行不会放。五个研究生，二人因家庭关系留不下，其余三人可能都得留校。我听听口气，不太好说。再考虑有无别的路子。如请物价研究所找总行商量。胡老师已去成都，你可能见到了。

　　敬礼！

　　辅仍

　　(1984)6.13.

　　一天我和同学与学校一位负责人不经意间谈到毕业分配，我不会婉转，一下子就与这位负责人搞得很僵。我产生了很多想法，写信告诉了董老师。董老师给我回信：

　　素芳同志：

　　收到来信。

　　我后天出差吉林市，十天后才能回来。

　　关于你的工作事，我同何建章同志谈过。他是计委经济所副所长，他说明年有二个研究生名额，但已经下达了学校名称。如要进你，还得取得新的名额。所以现在还不算定。此事难在属银行系统，银行花钱培养干部，不愿外放。

　　我想：1)你争取调离学校，但无把握。

　　2)留校。我想，靠自己努力还是可以做出成绩的。并没有人限制你发表文章。

　　3)留校后攻博士学位。

　　路还是有的，靠自己去走，不必为此烦恼。

　　祝

　　好！

　　辅仍

　　(1984)8.18.

　　马上到吉林开会，来不及多写。

　　1984年9月我到杭州莫干山参加“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前，得知董老师要在苏州主持召开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讨会，我开完莫干山会议后正好还能赶上，就提前给董老师写信要求参加。由于会议规模小，很多要求参会的人都没有被同意。董老师给我回信寄到莫干山会议上。

　　张素芳同志：

　　信收到了。

　　苏州会议是工作会议性质，请勿去苏州。我们在通知中已说明。请原谅。

　　辅仍

　　(1984)8.31.

　　论文收到，但我实在没有时间看。

　　我同贵校赵国良同志谈起你的工作，他谈的情况也是不放人，都得留校。此事看来很困难。

　　论文可否请别的同志看看。我实在困难，你送来，我不看又不尊重，可实在没有时间。你看如何办？

　　开完莫干山会议后，因我在接到董老师的信前就买好了从杭州到苏州的船票，我还是到了苏州旁听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研讨会。会后由苏州到了北京。在京期间，董老师为了我的分配，托人带给我一信：

　　张素芳同志：

　　我已同中国人民银行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处(？)的戴伦彰同志联系好，他请你去面谈一次。请你抽空去一下，地点是三里河中国人民银行内，时间最近这两三天。

　　董辅仍

　　(1984)10.22.

　　董老师为了我能毕业分配到北京，能够想的办法都想到了。

　　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前，我给董老师写了一信，可董老师的回信却是给别人的。我忙寄回给董老师。董老师马上给我回了一封信：

　　素芳同志：

　　对不起，我把给别人的信装入给你的信封中。那天，行色匆匆赶写了几封信，就离京外出了，因此出此差错。

　　你的论文答辩，我实在无法参加，元月初我到印度去了，中旬才能回来。

　　预祝

　　答辩成功！

　　董辅仍

　　(1984)12.27.

　　1985年1月，我的硕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通过董老师直接给刘诗白老师商量，我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教育司工作。董老师知道我不会愿意做行政工作，先后向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物价研究中心等多个单位介绍推荐我，其中还包括红旗杂志社。他没想到我会选择红旗杂志社。我考虑到做《红旗》的编辑，信息来源广，联系面宽，是一个了解认识现实社会的好角度；而且编辑工作单纯，自主性大，属于自己的时间多，正好有利于我独立思考，从经济学中去探寻现实社会真实的内在联系，把学术研究完全作为个人的事业。所以1988年《红旗》改《求是》时，董老师给我联系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我也没有去。

　　到新的工作岗位后，我曾一度为适应不了现实生活而苦闷，在给董老师的信中流露出这一情绪。董老师给我回信：

　　素芳同志：

　　信及书均收到。

　　看来你情绪不佳。

　　或者是环境使然，或许是急于求成使然。

　　你的路还长，得一步步走，不要左顾右盼，要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或许换一个环境，会好一些。不管别人讲什么，干什么，你自己拿定主意干下去。特别注意不要急于求成，研究工作急不得。多了解实际，从具体到抽象，不要一下去追求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社会是复杂的，得准备碰各种钉子。我已经碰了不少。想开了，什么都无所谓。

　　祝

　　新年好！

　　辅仍

　　(1987)12.22.

　　处于困顿之中的我，从信中感受到深切的理解、关爱、鼓励和鞭策，从此这些话一直成为勉励我的座右铭。

　　此时此刻，我抚摸着董老师给我的一封封信件，细读信中的字字句句；我仔细地录下这些信，不愿少一个字，一个标点。因为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那么亲切，那么珍贵，凝结着董老师的心血和真情！特别是写这些信时，正是董老师为研究写作和行政事务以及学科建设处于最为繁忙的时期。当时他身兼数职，除了自己的研究写作和处理各种行政事务，还有约写稿的、邀请作报告的、通知出席座谈会的、邀请出国访问交流讲学的等等，令他应接不暇。董老师那么繁忙，还是不吝时间和精力给我这个在校学生写信，一点一滴指导我的学习。这些信中的字字句句，对于我，犹如迷茫的摸索者的指路明灯，在独立的学术探求中成为支撑我的巨大的精神和感情力量。

　　在探索经济科学的道路上，董老师的教导和关爱给予我坚持不懈独立思考的勇气和力量；董老师高尚的人格、人品和求真务实、坚持真理、辛勤耕耘、严谨治学的精神以及渊博的学识，对我的人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从董老师对我的直接教育、亲切关怀中，深切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弥足珍贵的真实感情，感受到生活中的真、善、美，这是我在探索经济科学的人生旅途中最大的幸运和收获，

　　董老师对我深切的关爱，是我的幸运；可这又不只是董老师特别地、偶尔地对我一人，他对所有的求学心切的年轻人都无私地扶持、关爱；就是对在他家干活的小保姆，他见她是高中毕业，又爱学习，就想方设法通过新疆的亲戚把她介绍到那里考上了大学。这一切，是他高尚的人格和人品使然。凡是与董老师有过接触的人，都会被他高尚的人品和人格魅力所倾倒。我深知，这其间，深深地饱含着董老师对求学者、对别人无私的关爱和对经济科学的热爱。

　　此时此刻，看到熟悉的董老师的字迹，见物思人，一想到我再也见不到敬爱的董老师了，我的心更悲痛，眼泪从心灵深处涌出，滚滚而下，任何语言也难以表达我对董老师的无限爱戴和怀念！

　　三

　　1985年初我分配到北京工作以后，虽说与董老师同在一城，可联系反倒不如在校多。我深知，董老师很忙很忙，我不能再让他为我操心；我的路得自己走，我只有在学术探求中独立思考，不懈努力，努力去像董老师那样做人和做学问，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证明他对我没有看错、没有帮错，才是对他最好的回报。我深知，董老师扶持、关爱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得到任何回报——我只不过一个小小的幼稚的在校学生，很难说我能有什么发展，帮助我对他个人没有任何好处，只会给他平添辛劳和多耗心血。可我唯一能回报董老师的，也只有以发自内心的深情去体会、领悟、感知他对我的真心、苦心和希望之心，以他为榜样做一个真正的学者，以自己的学术成果让他感到欣慰啊！

　　这些年来，正是在董老师的精神和他对我关爱的鼓舞和鞭策下，我把研究经济科学作为人生的要务，始终没有松懈学术探求。董老师直面现实，求真务实，勇于探求和坚持真理的正气、勇气、锐气和骨气，激励我从理论层面独立探索现实社会内在的真实联系；董老师淡泊名利、只求科学、无私奉献、胸怀坦荡、光明正大、高风亮节的崇高品格，给了我精神力量，激励、鞭策我抵御现实社会的种种诱惑稳定地走在探索学术以保持独立人格和自我的生活道路上。

　　由于研究领域不同，我很少与董老师深谈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只偶尔寄过文章请他看，他仍然是那样认真审读并提出意见。去年7月我的论文集《市场经济理论探析》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8月中旬拿到样书，我首先在扉页写上敬献董老师教正。当时董老师已去美国，国庆前他回来后不久又匆匆去美国治病，没想到这本书我竟永远送不到他的手上了。我是多么想让董老师看到、读到这本书啊！这是我对他20几年来对我谆谆教诲、扶持关爱、殷切期望的汇报和回报，我是多么希望他能够再就书中的论点给我指导啊！可他却永远看不到了，这怎能不使我悲痛万分、遗憾终生呢！

　　从我认识董老师至今，我们见面次数不多。可无论是我在校期间还是到了北京，董老师只要见到我的老师、同学或同事，不管他过去认识不认识这些人，他都要关切地问起我的情况，转致问候。1992年春节我结婚，董老师知道后非常高兴，忙从建国门赛特购物中心给我买礼物；以后他见到我的同事，总是关切地问起我和家人的情况。1998年《东方经济》刊载了我写的《春风化雨董老师》一文，编辑部把稿费寄给了董老师。董老师马上从邮局把钱寄到我家里，在汇款人简短附言栏写着：“东方经济稿费转寄”。今天，看到这张汇款单复印件，我是多么感慨万端啊！

　　我到北京后，有时逢年过节去看望他，有时在会议上匆匆相见一面，有时给他打电话简短问候。每次我打电话致问候，他都要连说“谢谢！谢谢”，并问候我们全家。可我从认识他至今，从来都没有当面对他说过一句“谢谢”的话。因为“谢谢”二字根本概括、包容不了我对他的深切感激、爱戴之情！我从来都没有对他说过我对他关爱我的真情实感，这些感情难以用语言表达，只是深深地珍藏在我的心底。

　　有一次我去看望董老师，只有刘阿姨在家。我对刘阿姨说起董老师对我的关爱和我的感激之情。刘阿姨说：“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刘阿姨把这视之平常，可见董老师做这一切发自内心、出于自然。这是他高尚的人格和人品使然！是啊，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应该是心灵相通，彼此理解，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可在这人性常常被扭曲的年代，这样的人格和人品已经变得多么的珍贵！对比社会上包括学术界许多人情淡漠、投机钻营、趋炎附势、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不惜以出卖人格去换取蝇头小利的种种卑劣行径，更显出董老师的人格和人品是多么的高尚！

　　董老师，我的恩师！以前我想：您现在很忙，您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多打扰您，以后等您年事高了，操劳的社会事宜少些了，我再多多地来看您、陪您，向您细细地畅谈我的思想感情、学术追求和人生感受，向您领教学术思想和人生真谛；您搬家到离我家很近的海军干休所院里，我为能很方便地常常看望您而感到非常高兴。想不到，这一切都还没有做就已经成为永远不可能了，这怎能不使我更为悲痛万分、遗憾终生呢！

　　董老师，我的恩师！我怎么也接受不了您已经离开了我们的事实。想起庆祝您七十诞辰时，老、中、青三代济济一堂，研讨你的学术思想，畅谈你高尚的道德人品，大家是多么热烈深挚啊！我写诗一首：

　　谁说七十古来稀？经纶满腹正当时。

　　献身学术半世纪，真知灼见独一帜。

　　直面现实真学者，诲人不倦好老师。

　　好人一生自平安，他年又庆双七十！

　　敬爱的恩师，我多么希望与您一同庆祝您的“双七十”啊！

　　像您这样的好人，本应长命百岁，可您却英年早逝，这怎不叫我撕心裂肺般悲痛！我深知，是您太辛劳，付出太多，透支身体过多。您不辞辛劳、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中国的经济科学贡献了毕生精力，却从未想过自己。您是耕耘在经济科学园地里的辛勤园丁，硕果累累，利国益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中的重大经济问题上，您都有深入扎实的研究和独到精辟的见解。您还是中国经济学的学科领头人，特别是为“文革”结束后的经济学拨乱反正和经济科学的复兴，为倡导和推进市场化改革，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您要不是那样辛苦劳累，怎么会得癌症，怎么会英年早逝呢！

　　在您的人生中，从大学从事地下斗争到从事经济理论工作，您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冲锋在理论的最前沿，超前提出一个又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真知灼见，成为市场化改革的倡导人。您以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为主线展开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进行探索所提出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对于推进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理论变革和改革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巨大的影响。

　　您的学术观点总是超前的：第一个最早提出所有制改革，在1978年就提出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明确、尖锐地提出改革政企不分的国家所有制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确实是胆大包天，石破天惊；您在1980年最早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应当包括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两方面，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必须以所有制的改革为基础，全面正确地概括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您在改革一开始就主张引入市场机制，主张由市场调节经济的运行，最早正确地指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您最早为非公有制经济“正名”，在著名的“董氏八宝饭理论”中，非公有制经济提前十几年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您最早提出“按商品经济的要求”、“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对国有企业按竞争性、非竞争性分类和按其功能实行改革，完善了改革国家所有制的具体思路；您为在中国建立发展经济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把对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与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提出了切合中国经济实际的可持续发展的独到见解；您最早并一直不遗余力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摇旗呐喊，您先后任第七、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九届全国政协的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作为经济学家，您代表人民的利益提出了许多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建议，作了大量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作，在有关经济立法和执法检查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等等。您的这些见解，不仅为学术界所逐步认同，而且被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接受和为经济发展的实践所验证。

　　像您这样的经济学大师，应当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骄傲，理应受到社会的欢迎和尊崇。然而，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下，您却一次又一次为自己的见解“提得太早了”而屡受不公正的对待，吃了不少苦头，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这，不仅是您个人的悲哀，更是中国经济学界和中国社会的悲哀！面对强大的压力，您坚持真理，从未低头弯腰，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和精神。您的身体一向很好，要是您这许多年来没有这些社会压力，不吃这许多苦头，又怎么会患癌症？！还有，要不是非典蔓延害得人不敢出门，无法就医，您的病就一定会早发现、早治疗，这样又怎么会成为不治？！您是又一个因向传统体制宣战而英勇就义的烈士！这样，我的“惊闻染恙怒向谁？”，就有了答案；我的“怨天尤人心不平”，就是由此而生！

　　怀念敬爱的董老师，我的心里有无数的话语、无限的情思诉说不完，表达不尽。我深知董老师最希望我做的，是在中国这块研究经济学最肥沃的土壤上不懈耕耘。我一定继承董老师的遗志，像董老师那样，为彻底完成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从根本上铲除中国贫穷落后的根子；为建立一个真正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为董老师那样的学术大师和每一个普通公民，不再因为提出了超前的学术观点而受压力、吃苦头，而更加努力地在学术上进取！

　　敬爱的董老师永远不会离我们而去，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敬爱的董老师永垂不朽！

　　2004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