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雨寄哀思 慈爱耀心田——缅怀恩师董辅礽

　　7月30日下午4点50分左右我如往常一样在宿舍里看书，突然接到师姐的电话，董老师今天下午逝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大脑一片空白，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消息准确吗，是不是误传？”师姐在电话的另一头再一次确认。接着马上又接到上海的一位师姐的电话。怎么这么急？怎么这么快？怎么会这样？不是传过来的都是好消息吗？不是治疗的挺顺利吗，不是癌细胞都杀灭了很多了吗……我呆呆得坐在椅子上，泪水模糊了双眼，悲痛的心情顿时爆发出来。

　　老师就这样离我们远去了，走得这么突然，这样令人无法相信，学生还很想念您，还想见到您，还想聆听您的教导，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永远得不可能了。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老师的音容笑貌依然那样清晰，似乎老师还在身边，还在关心和爱护着我们。

　　老师有一颗善良的心，一颗关爱年轻人的心。2002年我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董老师的博士。社科院博士英语入学考试难是出了名的，很多人报考社科院都栽在英语上。考完后觉得专业课还可以，只是英语没底。成绩出来后，我考了第一名，虽然英语也是最高可离录取线还是差一分。我以为没有希望了，因为家境的原因很可能从此告别求学的道路。没几天接到所里老师的通知，让我参加面试。在此之前我和老师并没有联系过，老师也不知道我这个学生，只是知道董老师招学生很公平。后来从一位师姐的口中才得知，董老师以前是不招英语不合格的学生的。当时她就在老师的身边，老师最初是不准备招我了，而且已经告诉了所里主管招生的老师。过了一会儿，老师说：“一分之差，断送一个学生的前程，改变他的命运，真于心不忍啊！”在反复考虑之后，又给所里的老师打了电话，了解了我的一些具体情况，决定再给我一次机会。老师给我的这个机会对于我而言是多么的重要，老师有一颗善良的心，有一颗关爱年轻人的心，才使我能够继续踏上了求学的道路。

　　与老师的真正接触是从2002年9月15的第一次上课开始的。我们怀着激动和忐忑的心情早早的来到了教室，静静的等待。过了一段时间，老师一个人走了进来，手里提着十几本书，我们几个立即跑上前去接，老师没有同意，自己提到了教室的最里面。然后把书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开始一本本的仔仔细细、工工整整地在书的第一页签上名，送给我们三个新入门的弟子。来教室的路很长的，即使车停在楼门口，还要穿过一个很宽的大厅，电梯只能到十八层，还要走一层楼梯，拐几个弯才能到我们的教室。当时很惊奇，跟老师时间长了，这样的事多了，也就不觉得奇怪了，老师每件事都事必躬亲，从来不愿意麻烦人。

　　老师，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长者，对学生的关心从第一次接触我就感受到了。上完课，老师一个个问我们三个新入门的学生，生活上是否有问题，是否有经济困难，学校住宿怎么样，伙食好不好。对于我的情况老师在入学之前就了解一些，问我学费交了没有，生活上有困难就说出来，让我安心学习，不要有后顾之忧。

　　老师给我们上课每次都很认真，作了充分的准备，手边放着一摞资料，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中间去洗手间，老师从来没有中断过。老师的时间是很紧的，工作也是非常繁忙的，日程排得很满，但对于给我们上课从来都是一丝不苟，每十多天就会上一次课。每次上课都会提前几天通知，时间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事情更改过。老师注重我们独立思考问题能力和将经济理论应用到对实际问题的思考能力的培养。每次上课老师讲完后，要求我们每个学生发言，老师都仔仔细细听，从不打断。我们有些观点有时片面，有时过于主观不符合实际，有时甚至是错误的，老师从来没有严厉的批评过，老师会仔仔细细的帮我们分析，耐心的给我们讲解。对于学生的疑问老师每次都认真的解答。有一次我给老师打电话说对于十六大报告中经济方面的几个问题，有一点想法也有一些疑问，想向老师请教。老师说让我立刻去家里，给我详细讲解，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讲完之后，老师还决定就十六大报告中的经济部分给我们加一次课。我们学生都知道老师很忙不忍心占用老师宝贵的时间，可是老师对我们每个学生都是这样，都倾注了巨大的精力，从来没有吝惜过。我们有时跟老师说像您这样带学生太辛苦了，老师总是说我怕误人子弟，怕没有好好的教你们。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学生的培养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老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一例例浮现在眼前。记得刚入学时老师说你们工作不多，对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没有深入地了解，有机会带你们出去。这样一句话对于一位工作如此繁 忙的人，也许很快就会淡忘了，但是董老师没有。去年四月初董老师去上海交大讲课说可以带我和一个师兄一起去，并提前给我们讲课提纲，让我们准备一下，并告诉我们借这个机会多了解一下上海。当时非典已经在国内蔓延，但还没有达到影响工作和生活的程度，不过老师再三叮嘱一定要带口罩，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上午到上海的，老师的飞机是下午到，我们到机场去接老师。看到老师从机场提着两个大包走了出来，我们马上跑上前去接。老师见到我们很生气：“你们来接我干什么，带你们出来是让你们了解上海的，应该抓紧时间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老师生气，也是唯一一次批评学生。老师不让我们帮他拎包，我们强行接了过来，很沉，全是书，讲课准备的资料。到了住处，老师私下对我说：“到上海各处看需要钱，你家里困难，这些钱你拿去。”本想拒绝，看到董老师坚决的神情，只好接了过来。走出董老师的房间，手里沉甸甸的，心里更沉，有千万种感觉涌上心头。一个老师，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考虑的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对一个学生能够想的这么细，关爱到如此地步！

　　在上海的四天里，老师很认真也很辛苦。每天从早到晚足足八个小时，而且在此之前老师已经讲了四天，这中间只休息了两天，还回了一次北京。一次课讲完了老师都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认真的准备下一次课。如此高的强度，别说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就是一位年轻人也吃不消。有两次晚上讲完课，我们一起吃饭，看到老师异常疲惫的样子，静静的坐在那里，腰比平时弯了许多。我们很心疼，劝老师要注意身体，稍微缩短一下讲课时间。老师没有作声，只是淡淡一笑，依然还是那样认真，那样的投入。听课的工商业精英们深深的被老师博大精深的思想、独到的见解、灵活的头脑、敏捷的思路所折服，更是惊讶和敬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竟然有如此旺盛的精力、充沛的体力和执着的敬业精神。老师在讲课的中说的一段话，也许能够代表老师的心声：“一些企业家作企业不光是为了挣钱，那么多钱几辈子都花不完，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我是发不了财的，也当不了官，我最大的愿望和追求是别人喜欢读我写的文章，我写的书，愿意听我讲的课。”后在临走的时候听交大的老师说，董老师不仅上课认真，并且对每个学员的作业都仔细的阅读，详细的批改。

　　老师不光对自己带的博士，认认真真、兢兢业业，还乐于帮助每一个学生。有一次来我们学校做讲座，讲完之后，有一位学生想留下老师的联系方式，方便以后向老师请教，老师毫不犹豫的将住宅电话和手机写了下来。后来在老师去美国的那段日子里，听一位师兄说，二十多年前他在上本科的时候，给老师去了一封信，就一些学术问题向老师请教。因为当时与老师素不相识，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没想到得到老师详细的回复，以后的通信来往就更加频繁了，至今仍然保存着厚厚的一摞老师写给他的信。

　　在生活中老师和师母都是慈祥、随和的，有时还很风趣。记得02年的深秋，那时天已经凉了，一次讲完课，老师看到我裤脚边露出的厚厚的毛裤，非常有兴致的拉起裤脚跟我比谁穿得少，当时老师只穿了一条单裤，连秋裤都没有穿。老师对我说：“不要穿得太多了，冻一冻对身体好。”在场的师兄师姐，看到老师的举动和孩子般的神情，以及我的窘态，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一月三日是师母的生日，每次老师安排课都会询问我们的时间，这一次师姐暗暗的将上课的时间定在了那一天。师母的生日过得很开心。我们几个年纪小的像孩子一样跑到老师面前，给老师敬酒，围绕在老师周围。老师也很风趣，提起一个小师姐的“终身大事”，说不光要读书学习，也别耽误了找男朋友。师兄师姐们立刻调侃起来，有的还郑重其事的出主意，我们两个在一个学校，也做了一些补充，把小师姐羞得满脸通红。老师还和师母喝了交杯酒，师母的脸上洋溢着幸福。老师和师母的感情是我们羡慕的，两位老人一起风风雨雨、相互扶持、恩恩爱爱的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在一起依然那样甜蜜、那样温馨。那一晚老师在我们心中老师不光是，历经坎坷、叱咤风云、爱憎分明、正直无私、忧国忧民的一位学者、一位经济学泰斗，更是可亲、可敬的一位老人，一位长辈。

　　老师生活上极其俭朴，对物质的要求很低。我跟董老师的日子里，董老师总是穿着同一套衣服，没见他换过，一件夹克，一条休闲库裤脚早已磨起了边，如果不知道的话，谁也不会相信这就是名震国内外，在理论和实践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老师家里东西极其简单，一个书柜已经用了很多年，铁皮暖壶表面已经生了很多锈。老师住的房子还是前年年底师母分的。

　　老师得病是去年十月份左右的事情。老师当时刚从美国回来。十一的前一天我们三个弟子，到老师家去看望老师，向老师汇报这段时间学习和实习的一些情况。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时检查已经发现了一些问题，老师正在等最终的结果。那天老师的神情依然那样自若、那样平静，显得非常轻松。我们还极力建议他在八士大寿时带满八十个学生。老师当时说不想再带了，我们都非常差异。他说多了怕指导不过来，耽误了学生。老师带的学生很少的，老师是社科院、北大和武汉大学的老师，二十多年的博导仅仅带了五十多个学生。对老师的那段话，后来想起来明白了。

　　一个多星期后，突然接到师姐的电话，老师病了，是癌症，已经转移了。我呆在那里不敢相信，老师身体一直很好，精力也很旺盛，怎么可能呢，不会是真的。电话的那一头已经哭的说不出话来了。我们立刻去医院看望老师，周师傅已经在医院门口等着我们了，周师傅再三叮嘱我们见到老师后，不要哭千万不要哭。走近老师的病房，门口已经堆满了鲜花，门外已经有好几拨人在等候。后来听师兄师姐们说，于老师和历老师也来看望老师了，于老师身体不好坐着轮椅，他们久久不肯离去。见到老师后，强忍着泪水。老师除了穿着病服之外，一点不像生病的样子，一点没有谈自己的事，给我们一个个的安排，开题，论文写作、论文答辩，工作和未来发展，想的都是我们。老师还安慰我们：“不用担心我，我精神很好，美国的医疗技术很先进，没事的，也许我还能回来参加你们的论文答辩呢。”我们劝老师到美国之后安心治疗，不要工作了，也不要为我们分心了。老师说：“治疗并不耽误工作，我还是能工作的。”老师乐观的精神和与病魔抗争的顽强意志，使我们的心情好了许多，再加上可以到美国治疗给了我们更大的希望，但心中依然有一丝隐隐的担忧。走出病房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老师，老师也正望着我们，眼中流下了泪珠。心头一股热流涌了上来，老师在身患重症，生死危难的时候想的还是我们，不让我们担心，怕我们难过。后来老师又让我们去了一次，时间很短，没想到那次短短的相见，竟然成了永别。

　　老师去美国的这段日子，我们师门时常聚在一起，每次都默默的祝福老师，愿老师早日康复，每次都能从大洋彼岸传来老师的声音，依然那样熟悉、那样亲切，仿佛还在我们身边。一有老师的消息，大家马上互相传告，当听到治疗很顺利的时候大家兴奋不已。在美国治疗期间，老师依然非常关心我们，从安排实习，开题报告和论文的地审阅、批改，到论文答辩的安排，老师工作到了最后一刻，关爱我们到了最后一刻。今年五月份我用email将修改的论文开题报告发给了老师，几个小时之后得知老师的腰扭了，坐着很痛苦。我立刻给老师打电话，老师接到电话后说刚刚将回信给我发了出去。放下电话，看着老师的回信，能够想象到，老师是拖着病弱的身体，忍受多么大的疼痛阅读我的开题报告，是在怎样的痛苦之中一个一个敲击键盘给我回信的，老师您的每一下都是敲在学生的心里，敲得学生心痛，敲得学生自责。

　　噩耗传来，犹如晴天霹雳，七月三十日永远的定格了，老师就这样走了，走得这么突然，这么仓促，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多么希望这不是事实，多么希望能够及早地发现，多么希望医生没有误诊，多么希望没有可恶的SARS耽误老师的病情，多么希望美国治疗能够顺利，多么希望病魔能够再给老师多一点时间，哪怕几天，就几天，再让我们和老师通一次电话、再见一面，学生还有很多话要跟您说，和您在一起的日子太短暂了，太珍贵了。寸草之心，还未来得及做点滴回报，老师您就这样走了。望着照片，看着回信，一段段往事，一幕幕情景，又涌向脑海、浮现眼前……

　　夜已经很深了，窗外的雨越下越大，仿佛寄托着我们对老师深深的哀思。老师就像这雨一样，奉献了自己，滋润了大地，也像这雨一样永远不会消亡，永远活在学生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