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视野 深层次思考大学生就业问题

　　——与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对话之二　　　　　　　　　　　　　　

　　吕东伟

　　用“严峻”这个词形容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并不过分；分析“严峻”的深层原因，总会有人提及“扩招”。对于“扩招”的批评，除涉及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外，更直 接的则是有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否都是“扩招”惹的祸？就业难究竟难在哪里？就业难是否意味着人才过剩？汤敏博士个人认为，从宏观和深层分析看，当前就业难只是经济转型过程中暂时的困难，并不意味着人才过剩，其中一部分还是因为就业观念调整不够，测算就业的方式不合理而人为造成的误导，决不能因为这些暂时的困难而放弃高等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的大战略。对于大学生就业问题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转变旧的认识和观念，建立一套科学的、准确的大学生就业预测与跟踪体系，真正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和办法来看待和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不是扩招制造了失业，不能用短期内的问题作为长期发展战略决策的基础

　　记者：自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扩大。2002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总数达145.11万人，比2001年净增27.26万人，增幅达23.1%。截止2002年7月初，全国共有93.98万毕业生落实了工作单位，待就业51.2万人，一次性就业率约为65%。到12月份，就业率达80%。2003年，应届毕业生达到212.2万人，比2002年增加67万人，增幅达46.2%。应该说，就业形势用“严峻”来形容并不过分。这是否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都是1999年以来高等教育扩招惹的祸？

　　汤敏：我是这样看待目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首先，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并不是扩招以后才出现的。扩招前已经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据统计，1998年高校毕业生的待分率就曾高达30%。就业问题与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发展周期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放缓时，就会出现就业不足，高等教育即使不扩招也会出现失业的问题。事实表明，非但不是教育制造了失业，而且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缓和失业的有效途径。如果没有扩招，将有几百万学生失去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他们几年前就要面临就业问题。扩招并没有“扩”出更多的劳动人口来。

　　其次，要知道，这几百万人经过高等教育的训练，综合素质，创业能力、就业竞争力得到加强，假使他们在一次性即时就业时没有找到工作，并不能说他一年后或两年后找不到。实际上，在这20%的毕业生中，有要出国的，有要考研究生、博士生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从事一些临时性的短期工作。在就业统计中，已经算为就业。在国外，如果有工作，但因为工资不理想、地点不理想，或是工作不理想而不去就业，就不能算作失业，而称之为“自愿失业”。在我们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生恐怕有不少是属于这种情况。当然，作为大学毕业生，想找好一些、收入高一些的工作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可能只能算入“自愿失业”中去。大学教育提高了他的就业素质，不是非要给他一个工作。没有人会说，上了大学还不如不上。几乎所有的国家的现实都在证明，在所有投资里，高等教育是最好的投资之一。作为个人来说必须坚定这样的信心，一个人要想有更好的发展，必须接受教育，最好能接受高等教育。同样，一个国家要想比别的国家发展得更快一些，必须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上适度超前发展。对国家和社会来说，扩招也使得国家未来劳动力水平和结构得到极大的改善，其深远意义及经济效果将来肯定会显现出来。十六大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与此相适应，高等教育总规模到2020年也应该比经济增长规模更大一些。目前高等教育出现的就业问题只是经济转型中暂时的困难，原因很多，不能把短期内的问题作为长期发展战略决策的基础，千万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而放弃高等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的大战略。 不能人为制造恐慌，对于就业的统计应与国际接轨

　　记者：不是扩招制造了失业，但2003年确是高教扩招后的第一届本科生毕业，也是我国一个毕业生高峰年，对于就业“难”的感觉最强烈的恰恰是这扩招后的第一届本科毕业生。他们早早费尽脑汁准备好了一份份的简历，巴巴不远万里赶集似的参加一场场人才招聘会，满天撒网，往往收获寥寥。

　　汤敏：实际上，目前所渲染的就业难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一种恐慌。我认为当前那种农贸市场式的招聘会形式极待改善，如果只是发发简历，不如直接通过邮局和网络投递。铺天盖地的劳动力市场，微乎其微的签约率，无形中使得疲于奔命的大学生们造成了一种恐慌，以至于无心大学最后一年的学习。从工作需求方来看，招聘会的形式使很多小企业、小城市、县城等用人的需求没有得到反映，而这些领域很可能有着大量的需求。从供给方来看，所有的学生，包括非应届毕业生都要到招聘会上看一看。这样的招聘会非但没有真实地反映出供需双方的情况，反而人为地夸大了供需不平衡，造成一种恐慌情绪，使学生、家长以及用人单位产生了错误信息，应该加以大力改进。 此外，我们现在广泛报道的所谓一次性就业率是否科学也是值得探讨的。一次性就业率指的是7月份大学生的签约率。与计划经济下硬性分配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需要一些时间，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甚至半年内找不到工作也是正常的现象。实际上，这种就业统计还是我们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就业模式的一种延续，我们的待业率能否等同于失业率？我们是否应该采取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来进行更为市场化的统计呢？我们能否将自愿失业作为一项指标设定在我们的统计里来呢？我在查阅国外资料时，往往看不到中国的同口径资料，缺少准确的对比。类似一次性就业率、待业率等定义十分不清晰、不科学的似是而非的数据满天飞，再经过媒体的炒作，也会造成人为的恐慌，误导学生，误导家长，也误导社会，更会影响我们对当前的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

　　不能用计划经济的眼光和办法对待就业问题，加快“精英化”就业观向“大众化”就业观转变

　　记者：诚然，影响就业的原因很多，但毕竟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了“难”。这是否如一些人所人为的，意味着我们的人才已经过剩，或者说出现了“过度教育”？怎样理解“就业难”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暂时困难？

　　汤敏：对于人才是过剩还是不足的判断也是当年高等教育能否启动消费的关键所在。高学历人才的需求与宏观经济的大环境息息相关。经济增长率与我们接近，甚至低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国家，他们18至22岁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与我们接近甚至高于我们。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口径对比，1999-2002年高等教育入学率中国为7.45%，韩国为71.69%，菲律宾为29.45%，泰国为31.92%。如果连经济增长速度为我国一半和人均GDP与我们不相上下菲律宾、泰国都可以支持那么高比例的大学生，原则上讲，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不应不能容纳现有的和正在增长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我国近13亿人口，有1300多万在校大学生，仅占人口的1%；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即使把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等全部加上，2002年也仅为15%，只是进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级阶段；我国15岁以上就业人口中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仅为8年。不仅与发达国家差距甚远，而且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这能说是人才过剩吗？我国加入WTO后，国内企业不得不面临着国外企业更激烈的竞争。国际竞争归根到底就是人才竞争，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竞争。靠廉价劳动力粗放型经济是不能长期维持高速增长的。造成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例如泰国，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不足，以至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很快地失去了优势。我国香港经济在当前转型过程中最大的制约就是高层次人才的不足。而这正是由于港英当局当年短视的高等教育政策留下的后遗症。从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正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积蓄人才。“月有阴晴圆缺”，就业市场受经济的影响必然也会有波动。就像1997年所谓的一次性就业率就高于1996年和1998年。就业率不可能一直上升，也不可能一直下降。这种波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生分配的观念，用计划经济下的一次性就业率来看待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就业难或者失业，由此得出人才过剩的结论，这是不合时宜的。

　　记者：正如您所说，不能将就业难归咎于扩招，就业难也并不意味着人才过剩，那么，产生“难”的感觉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是否在于我们对于就业的认识上有偏差？纠正这种偏差关键的是什么？

　　汤敏：应该说，目前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实施“自主择业、自由就业”的政策，使得就业基本市场化，价格机制已经开始发挥其作用了。习惯于计划经济机制下的就业观念，许多大学生在价格机制调节的就业市场上反倒有了“失落感”。在“精英教育”时代，高校毕业生短缺，社会精英岗位充足。高校毕业生就业是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在社会精英岗位上的就业。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社会精英岗位与高校毕业生数量相比显得不充足甚至短缺了。就高校毕业生整体的就业情况而言，是进入了一个“大众化就业”的时代，一部分高校毕业生通过竞争，进入社会的精英岗位。同时，必然要有一部分高校毕业生从事与大众化教育相适应的比较低一级的工作。这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20世纪50年代，如果一个高中生回农村，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那时候高中生稀缺。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邢燕子，上完高中后回到农村，成为全国的典型。现在高中毕业算什么？当有大量高中毕业生时，高中生回农村已经不再是新奇事了。大学生也是同样的道理。在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的国家，大学毕业生干的也往往是很基层的工作。同样地，在今后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后，可能连硕士生、博士生也要干一般性的工作。十六大提出，要“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高等教育在培养高精尖人才的同时，也必须打造出一批具有高级技能、较高知识水平和较高收入的一般工作人员，以适应进入WTO后，世界工业生产基地向我国转移，我国成为“世界加工厂”的需要。因此大学毕业生必须调整就业观和就业期望值，树立大众化的就业观。正确认识自我，认识社会职位要求，找准自己就业的社会定位。高校毕业生要充分利用当前国家政策营造的更为宽松和广阔的市场就业环境，主动投身到毕业生就业市场中，以进取的态势，积极参与就业竞争，做好参与竞争的各种准备。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有助于淡化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消除其不恰当的“优越感”，从根本上转变大学生的就业观。我并不认为研究生干以前本科生干的活，本科生干原来专科生干的活是一种人才的浪费。同样的一项工作，如果研究生比本科生干得好，本科生比专科生干得好，它就不是浪费。 高等教育必须真正面向市场办学，纠正对创业教育的误解，大胆扩大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面向

　　记者：从我们整个社会和宏观经济需求来看，大学生就业难不意味着人才过剩，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就业难呢？高等教育面对就业的压力，应该采取何种策略？ 汤敏：许多实证研究都表明，“就业难”不是供给过多造成的人才过剩，而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的表现。造成这种结构性矛盾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高等教育本身的问题。作为供给方的高等教育面对着两方面的需求，一是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等教育市场依然是“卖方”市场；另一个是社会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与高等教育“卖方”市场不同，人才市场基本上是买方市场。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高等教育的反应相对滞后一些，使得高校在专业设置上有失平衡，培养出的许多大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不适应市场的需要。然而，坏事也可以变好事，也许正由于大学生就业难，会进一步推动人们呼吁了多少年都没有能够推动的一些高等教育的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以前大学毕业生总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政府开列计划，高校开设一个专业，毕业生由政府包揽。只要是某某名牌大学，靠着牌子，就不愁自己的学生分配不出去，学校基本上不用关心市场需求。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学生分不出去，就不会再有人买你的服务，将来专业就会被取消。这就促使我们大学要更好地与市场结合。今后我们的大学要有超前意识。我们的经济已经以市场经济为主了，我们的工人、农民、企业家们成天地承受着市场的压力，为什么高等教育就不能真正面向市场，就不该承受市场压力呢？一个大学的教育结构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它当然就会被市场所淘汰。由于高等教育有一个周期，专科三年，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而市场在不断变化，特别是对一些与市场经济结合比较紧密的专业，必须对市场做出科学的预测，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没有市场的压力，就不会去琢磨市场的变化。我们的大学过去是不用去琢磨的，现在不行了。不琢适应市场，不但害了学校，更重要的是害了众多的学生。面对市场经济，许多产业这几年也都经历过“阵痛”，高等教育也需要一次“阵痛”。在诸多产业已经实现市场化的今天，高等教育也必须奋起直追。谁“阵痛”得早，谁就会早一点在市场中站住脚，减少“阵痛”所付出的代价。 记者：尽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产业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与企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大都停留在与大公司、大企业的合作上，与中小型企业的合作关系很不够，中小型企业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合作关系表现得较为疏远。

　　汤敏：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的高等教育到底是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为少数高科技大企业服务，还是为大量的中小企业服务？社会在分工，高等教育可能也要分工。我们能不能在有一部分高校、一部分专业为高精尖企业服务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高校与专业就定位于为中小企业服务。中国目前最大的市场是什么？是中小企业。中国最缺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是能够直接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高等教育和专业。中国中小企业已经超过8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工业新增产值的76%以上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中小企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已占全国的60%和40%，在近几年的出口总额中，中小企业约占60%。同时，中小企业还提供了大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我们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在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的飞速发展急需高等教育为其提供充分的智力和人力支持，在高等教育与中小企业之间建立一种亲密合作的伙伴关系越来越显得迫切。在国外，许多高校都设立了中小企业研究中心，和中小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政府规定一些公立大学必须为中小企业服务。我国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为什么不能将自己定位于为中小企业服务呢？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大学，它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肯定和为高精尖企业、大企业服务的大学不一样。那么它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应该是实用型的，是适合中小企业发展需要的人才，而不是眼高手低的所谓高层次人才、纯理论人才。

　　记者：目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支持政策。在您看来，其意义是什么？

　　汤敏：有能力的高校毕业生应该积极准备自主创业，不仅自己为自己解决了就业，还为他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作为高校，就需要对在校大学生进行创业教育。现在一些人对高校的创业教育有一些误解，将关于创业教育的讨论局限在在校大学生能否创业的问题上。创业教育并不是让大学生在校期间创业，也不是让大学生一毕业就去创业，而是给大学生播下将来创业的种子，知道应该如何创业，根据什么样的条件，创办什么样的事业。当机会来临时，他就会抓住机会进行创业。上面谈到，我们的大学生不愿意到小城市，不愿意到中小企业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学生没有一种创业的概念，只是一种在大企业打一辈子工的思想。而从创业的角度来说，他更愿意去中小企业、小地方。因为在大地方人才济济，他可能会觉得机会比较少；在大企业，他只是一个螺丝钉。而在中小企业、小地方，锻炼的机会更多，重新谋划自己未来的机会可能也就更多，可能很快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如果我们将创业种子播撒在学生的思想里，那么，他的择业方向就可能不一样了。 政府必须关注民生，实施就业优先发展战略 记者：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大学生是“统招统分”，政府包揽分配，靠的是做思想工作，采取的是行政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大学生就业问题呢？

　　汤敏：应该看到，目前，不但是大学生就业较难，整个社会都存在着就业难的问题。因此，政府要从大战略上来提高就业的地位，实行工作重心的转移。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当前的“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转到“就业优先”的战略上去，从根本上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近10年来，中国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而且还有继续恶化的可能。大批城镇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几百万进城打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进入就业高峰期的新增适龄人口造成了叠加的就业压力。虽然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就业率的提高。由于许多地方政府过于追求经济增长率，追求大工业，采取的是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新近增加的一些企业和经济项目非但不能增加就业，反而降低了其吸纳能力，造成“高增长、高投资、低就业”的现象。我们20世纪90年代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仅为80年代的1/3。据测算，1980-1989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32。1991-1995年，GDP年均增长率为12.0%，就业增长率降至1.2%，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1。1996-2000年，GDP年均增长率为8.3%，就业增长率降至0.9%，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1。在一个真正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充分就业和防止通货膨胀是政府最主要的两大政策目标，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不等于增长是硬道理。发展是全面的，它也应包括民生，包括就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