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汤敏 高等教育融资需要不断创新

　　——与亚洲开发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的对话　　　　　　　　　　

　　吕东伟

　　采访汤敏博士，很自然地就谈起了高校扩招问题。1998年11月，汤敏博士和夫人左小蕾博士联合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了一封信，提出三年内扩大大学招生一倍的建议。这封信一 经发表，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1999年开始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决策并坚持连续三年扩招后，汤敏博士和“扩招”这在我国高教界乃至整个社会引起重大反响的事件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针对一些人对扩招的批评，汤敏博士认为，解决目前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需求和供给、规模和质量等矛盾问题需要高等教育在融资机制上不断创新。

　　高校扩招拓展了高等教育融资的途径

　　记者：扩招是在经济发展急需扩大内需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您在建议信中提出的扩大消费需求、缓解就业压力这些目的都达到了吗？

　　汤敏：与1998年相比，1999至2001年间全国高校累计净增加本专科招生数491万人，为数百万原本无望上大学的学生家庭提供了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满足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热切愿望。成千上万的人上了学，缴了学费，消费了，大学规模扩大了，教室和宿舍多了。这些难道不是消费吗？这些难道不能拉动内需吗？据初步估计，三年扩招至少拉动了800亿元以上的社会资金投入高校基础设施，有力促进了以扩大内需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在过去三年里，新建的学生公寓和学生食堂是过去50年的总和。仅学生公寓建设一项，就拉动了社会资金投入200多亿元。

　　此外，扩招是否缓解了就业压力呢？当时由于正进行大规模国企改革，大量下岗职工本来就使得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而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又会和他们争夺有限的工作岗位。大学扩招可以使新增劳动力延迟进入就业市场，给下岗职工腾出工作机会。下岗是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暂时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几年的缓冲期对于国企改革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证明，高校持续扩招，大幅度提高了高中阶段各类学校毕业生升学的机会，缓解了全国的就业压力。据统计，全日制普通高校三年共计扩招323万人，相当于使同等数量的高中毕业生至少推迟就业3-4年，积极有效地发挥了高等教育对劳动力培养和储备的蓄水池功能。

　　记者：那么，您怎样看待扩招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呢？

　　汤敏：如果说扩招过程中一点问题都没有是不客观的。但将高等教育积重难返的一些问题归结于扩招，认为高校扩招后带来规模过度扩张，造成办学质量下降并把扩招与质量视作因果关系， 这是不公平的。我们高等教育更大的教学质量问题不是一个老师教20个学生和一个老师教40个学生的差别问题，而是关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如何与时俱进进行改革的问题。扩与不扩，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在建议信中，我们强调“防止一哄而上，不注意质量的方式扩大招生。”我们认为，对哪些高质量的、有条件的大学，扩大招生的规模可以更大一些，速度可以更快一些。而对哪些条件不够的新办学校应该少扩大，甚至不扩大。有条件进行扩招的大学在扩招层次上也应有所偏重，一些重点大学，有望成为研究型大学的应该主要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而将本科生教育规模的扩大放在一般性的教学型大学。此外，部分大学生找工作有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大学的专业设置不符合社会需求。但是我们不能因这一问题的出现就不扩大招生，因为这一问题并不是把大学入校的规模维持在当前的水平上就能解决得了的。只有教育面向社会，面向市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教育供需不对口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口号已经提了多年，为什么至今成效不大呢？我认为，这与财政拨款为主的大学的融资制度有关。只有当学生在上大学需要缴费时，他们在选专业，选课时就会更认真地考虑毕业后的出路；也只有当教学的好坏，专业的设置直接影响到学校的招生和收入甚至生存的时候，学校才会把精力和资源放到提高教学质量上来，专业的设置也才有可能真正地面向市场。

　　记者：您提到，对于高等教育的供需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是和高等教育的融资制度有关，您怎样看三年扩招过程中的融资问题呢？

　　汤敏：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相对落后的原因在于国家对高校的投资不足。然而，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统计资料，虽然我国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我国的高教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却是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我国每一大学生获政府教育补贴与人均GNP之比例却为东亚各国的2倍，南亚和拉美各国的2.5倍之高！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重高教，轻基础教育的现象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今后国家的有限财力应该主要放在九年义务教育上。中小学教育是典型的公共财产，涉及到几乎每一个家庭。国家财政的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应为大多数人服务。对于大学来说，不少理论证明，它相对来说更接近一般商品的性质，更适合“谁受惠谁付费”的原则。因此，国家未来对高教的财政拨款可能不会，恐怕也不应该有高速度的增长。高等教育要有大发展，只有通过扩大招生来大幅度提高教师的生产率，通过增收学费来提高教师的收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师的待遇与学校经费的问题，使我国高教事业走上良性循环。

　　实际上，三年大扩招不仅拉动了内需和缓解了就业压力，而且也拓展了高等教育融资的途径。三年扩招期间，尽管政府财政性高教经费投入大幅增长，从1998年的342.6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613.3亿元，增幅高达近80%；但政府高教拨款占普通高校总投入的比例却从62.9%下降至52.6%，体现了高等教育融资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特别是高校自筹收入增幅强劲，全国普通高校由多渠道构成的学校自筹收入，从1998年的202.2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553.3亿元，增长了1.7倍；占普通高校总投入的比例也相应地从39.1%跃升至47.4%，成为高教经费来源的半壁江山。其中，高校收费也成为高等教育融资的一个重要途径。基于成本分担之上的学杂费收入2001年已达298.7亿元，比1998年的73.1亿元，增长2.1倍。可以说，学校和广大学生家庭都为高校扩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高等教育融资多元化迅速形成的重要因素。多元化融资渠道逐步形成的重要意义在于，开始改变高等学校过去由于在经济上只与政府发生关系，从而在办学上也过分依赖政府的状况，为高等学校注入了经济的活力，使得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具有了经济的保证。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高等学校，将成为融资的主体，逐步改变过去依赖政府的“等、靠、要”习惯，或隔离于社会的“象牙塔”风气，主动地面向社会开放办学，更加灵活、更加自主地密切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科研开发与经济发展的联系，并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

　　助学贷款政策应该作为一种战略意义上的融资途径与高校收费相配套

　　记者：一方面扩招的确扩大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另一方面，您提出新增学生要实行全额自费，把高校收费作为高等教育融资的一个重要途径，并建议按照当时的标准每人每年1万元左右，您认为这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否具有这样的支付能力和支出意愿呢？

　　汤敏：这是一个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问题。如果按照传统的融资制度与思路进行，按照传统的靠国家财政拨款办大学，大学办社会的思路，高等教育当然是既没有需求也没有供给，扩招的余地也就没有多少。而如果换个思路，则我国高校的扩大招生是有潜力可挖的。有学者用居民的收入及储蓄结构来说明，我国大部分家庭并不具备支付每年1万元学费的能力。他们通过对1万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也证明，在目前的供给状况下，供需的均衡价格应该在3000元左右。对此我们提出在全额收取学费的同时必须建立大规模的战略意义上的助学贷款系统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学费负担。有了助学贷款这一机制，老百姓的支付能力可以大幅度提高。它可以把预期收入转化为现实的支付能力；把短期的沉重的学费负担变成长期的细水长流式的还款负担。通过银行系统的运作，把少数人的储蓄变成多数人的投资与消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恰好解决了我国的大部分存款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问题。

　　我国近年来有大量的储蓄沉淀在银行系统中贷不出去，助学贷款可以把这部分资金变成老百姓的现时的投资消费。如果没有助学贷款这一关键的配套机制以及它对老百姓教育需求的影响，就有可能大大低估市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从需求分析的角度来看，有了一个较大规模的有效的助学贷款的机制，教育需求曲线就会整体向右上方移 动，从而提高可支付学费的均衡点。一些学者实际上低估了增加学费收入对大学供给的影响，以及高校的各种制度进一步改革后对供给的影响。众所周知，供给是投入的函数。当投入增加的时候，一般来说供给也会增加。如果增收的学费能基本留在大学里，加上国家每年正常的经费增加，则三年内每年大学的收入与开支可以增加30-40%左右。低学费制度似乎在帮助穷人，但实际上的效果可能反而是阻挡了他们致富的可能性。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孩子能上大学就有了一个进入知识阶层，进入中产阶层的可能性。其效果可能会影响好几代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送孩子上大学实际上是一种长期投资。由于国家财政的能力有限。事实证明，靠财政拨款支撑的低学费制度，仅能使极低比例的适龄青年受到高等教育。低学费制度帮的只是极少数的人，而把大量的完全有能力，有资格受更好教育的青年排斥在大学甚至于高中之外，何况他们中的相当部分还不一定是穷人。跳出政府办学校，学校办社会的框框，加快高等教育产业化进程，创新融资机制，则我国高校的供给还大有潜力可挖。

　　记者：虽然国家推行了助学贷款政策，但在推行过程中仍旧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问题。据最新统计，截止今年10月，已经有405986人获得贷款，实际发放金额240811.94万元，但银行已经审批的国家助学贷款人数只占申请人数的34.19%，申请贷款人数只占在校人数的12.74%，获得贷款人数只占在校学生的4.52%。你怎样看待这一政策？您刚才提到战略意义上的助学贷款政策是一种什么样的含义？

　　汤敏：收学费确实涉及到一些家庭支付能力的问题。严格说来，他们只是暂时的支付能力不足。因为学生一旦毕业后找到工作后就有支付能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与任何的投资和融资的原理一样，“先借钱投资，赢钱后还贷”。通过助学贷款的方式，用学生未来的收入来支付现在的学费，以解决一些家庭的现实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近年来，助学贷款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校教育的发展，也刺激了教育消费。然而助学贷款的规模还很小，仅仅限于解决特别贫困家庭，把助学贷款当成了一种福利。我认为，只要有人想贷就可以贷给他们，甚至可以把助学贷款扩大到诸如MBA、MPA等专业学位教育乃至中等职业教育上。也就是说，助学贷款应该是一种战略意义上的一种高等教育的融资政策。因为与开展其他项目的贷款相比，助学贷款需要花费银行更多的人力和财力。而我国又没有一套有效的个人信用系统，助学货款的风险高、手续繁杂，银行从中获取的实际利润相对较少，因此很多商业银行不愿大规模推动助学贷款。这些助学贷款的特点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是各国在推广助学贷款时遇到的共同问题。有的国家采取国家担保的方式，使银行没有后顾之忧。在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国家主要采取这种方式。另一些则由国家采取补贴的方式，对参与助学贷款的银行给予补贴。还有的国家建立了专门的机构来帮助银行收账追账。要使银行系统真的把助学货款当成一项事业来做，助学贷款利率应比一般贷款利率稍高。助学贷款的额度小，成本确实很高，而且贷款时间较长，合理的利率能提高银行的积极性，也鼓励学生毕业后尽早地还款。到目前为止，各国对助学贷款普遍采取的还是低息政策。一般只收商业贷款的最优利率。低利率政策限制了银行扩大助学贷款的积极性。既然是对农民的小额贷款，对中小企业的利率可以上浮，为什么同样是额度小，风险大，成本高，而教育又公认为是收益较高，助学货款的利率不能向上浮动一些呢? 跳出教育需要补贴的思路，就能在高等教育融资上闯出一条 “穷国办大教育”的新路来。收取使银行获得至少是贷款平均收益的利率是天经地义的。国家教育部门的任务应该从直接办学中脱离出来，把工作的重点转到监管，规范上来。政府要适当控制市场秩序，制止乱收费状况。在推行商业办学时，必然会吸引大批的投资者加入到办学的队伍中来，许多办学者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可能会不断抬高教育费用，增加农民的负担，在此情况下，就需要政府出来控制市场秩序，制止乱收费情况。

　　记者：把助学贷款作为高等教育融资途径之一，您认为最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汤敏：把助学贷款作为一种战略意义的高等教育融资途径，前提是建立一套个人信用系统，这是大规模开展助学货款的基础。助学贷款系统设计必须严密，如果搞不好，就会增加整个银行系统的风险。从技术层面上看，个人信用系统的建立没有多大难度。国家要把建立个人信用系统当成一个战略问题来抓。目前人民银行已经率先在上海市试点。北京、广东、浙江等地的个人信用系统也正在启动。在未来的几年内，相信我国的个人信用系统就可以初具模形。在还没有建立全社会性的个人信用系统之前，可以先把助学贷款的信用系统建立起来。要使一个人办理了助学贷款，所有的银行都可以很容易查到他的信用记录，只要他有助学贷款没有还，他今后就无法通过银行再进行任何储蓄或贷款。建立了个人信用系统后，绝大多数人能够按时偿还贷款，因为他今后还要与银行打交道。

　　打破常规聘请世界级水平的校长，创建一所全新的世界一流大学

　　记者：您曾提出，要用全新的理念建设一所全新世界一流大学。目前我们正在努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而且民办高校也已经办了不少，您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所大学在融资上与现有的大学有什么不同？

　　汤敏：21世纪，世界各国在经济和科技上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全球竞争，说到底就是对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竞争。谁拥有人才，谁就能把握未来。我们认为，尽快在我国建一所全新机制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大学，对扭转国内机构吸引不来高级顶尖人才、留不住人才的被动局面，对知识经济产业形成推动力，对我国高校形成示范作用，对我国在未来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都必将产生巨大的作用。全新大学从学校管理、学科设置、到融资筹资、激励机制都会起着很好的示范效应，必将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而建设这样一所全新大学关键在于教育融资上的创新。首先，它应该全面与国际接轨，而不受我国传统教育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它必须要有一个“世界级”水平的校长来筹办。有了世界级水平的校长，才能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才有可能筹到足够的经费，也才能聚集到世界级的人才。众所周知，在海外华人中已经有了像田长霖、吴家玮等数位国际上公认的高水准的教育家。他们丰富的管理经验以及他们个人的威信与资历就是承办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保证。虽然近几年来国内也开办了一些民办大学，但水平一般不高。这除了是受体制上的束缚以及融资手段的不足之外，与没有一个有国际号召力的校长也不无关系。没有一个高水平的校长，就不能保证学校的办学水平，也就筹不到较高额的款项，更吸引不到较好质量的师资与学生。第三，该大学的建设与营运费用，应主要甚至全部从海内外民间筹集，我们可以根据国际上民营大学筹资与基金管理的惯例，对大学的冠名权，对学院、系、所，包括学校各项建筑物的冠名，进行招标。

　　大胆尝试向海内外民间筹资办一流大学的新路

　　记者：这样的全新融资体制是否切实可行？有没有困难？

　　汤敏：事实证明，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并采用新的融资机制，在较短的时间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是完全可能的。香港科技大学就是一个范例。它从1986年开始筹建，1991年开始招生，并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在学术水平上超过了有90年历史的香港大学和30年历史的香港中文大学。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开始就用了一种全新的体制、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法、很好的融资机制。90年代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筹办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们的经验还证明：建立一所全新的大学，比改造、创新一个旧的大学可能见效更快。这是因为，一所全新的大学可以免去许多旧体制下的束缚与包袱、以及各方面的不必要的干预。亚洲开发银行参与创办的越南RMIT大学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越南在1995-1999年的几年时间里申请上大学的人数增加了3倍多，但他的大学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每年到国外去念书的人就有1万多。于是，他们开始和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技术学院合作，邀请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三家一起投资共同创办这所全新的大学，完全是外资。印度理工大学的成功发展也说明，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只要集中一定的财力，按照国际惯例来进行融资，是可以办成一流大学的。

　　我们提议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它的运营经费最好是由民间筹资，一部分是国内民间的，一部分是国外民间的。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靠国内的民间筹资时机还不成熟。因为根据我们的估算，这样一所大学的融资规模在10亿至15亿美元，中国的民营企业还处在一个成长壮大的过程中，目前谁也拿不出很大一笔钱来做这件事情；此外，国内的税收和各种政策对出钱捐款办教育并没有特殊优惠。因此主要靠国内民间资本的可能性不大。但海外华人的潜力非常大。向海内外民间筹资也有着现实的可行性，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欲要留名青史，没有比办教育、特别是办一所世界-流的大学更好的途径了。约翰-哈佛在1638年去世的时候，把他一半的遗产和私人图书馆捐献给哈佛大学。几百年过去了，哈佛大学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千千万万的富翁匆匆而过，谁的名字留下了？哈佛的名字留下了。耶鲁大学也是这样。想当年有多少像陈嘉庚一样富有的华人大亨，但为什么惟有陈老先生的英名永留？正是陈嘉庚先生鼎力资助了厦门大学，许许多多中国人世世代代怀念他。的确，在中国现在办一所这样的大学，还有许多困难，这就需要国家给予“特校特办”的支持，包括筹款机制、管理机制、土地使用政策以及校办产业等等一系列政策。只有有了新的政策，它才会办好。找一个好的校长，就有这样一个好处，他会自己去要这个政策；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也应该有胸怀，既然我们加入WTO给外商这么多政策，为什么不能给高等教育以特殊政策呢？

　　<<中国高等教育>> 2003 第一期,总第28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