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优分配原理

　　我与茅于轼先生之间的友谊之桥

　　王国乡

　　我与茅先生的友谊是在未晤面之前由通信开始的。那是在八十年代初，我尚在河南工作。由于我和茅先生都致力于价格理论和价格体制改革的研究，并分别发表了关于边际收 益递减规律和择优分配原理的文章，茅先生在看到我的文章后，便以文会友，主动写信给我交流学术观点。自此开始了我们之间以讨论择优分配原理为中心内容的通信联系。至今 我的手头仍珍藏着当时茅先生用工整的笔迹给我写的五封信。这些信件不仅部分反映了茅先生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而且表现了茅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处世品德。因此，在庆贺茅先生七十华诞之际，我想通过介绍这些信件的内容和背景来说明茅先生令人敬佩的学者风范与品德，并对作为我们之间的友谊桥梁的择优分配原理的科学内涵作出评论，以表达我对茅先生的敬意。

　　从茅先生给我写的五封信看茅先生的学者风范和处世品德 　

　　从1981年5月27日到11月12日，茅先生共写给我五封信，全文抄录在下面：　

　　王国乡同志：

　　见到您在《经济科学》上发表的文章“应该重视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研究”一文，十分钦佩。文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议，值得重视。如果大家都照这样去做，农业经济效果将有很大提高。事实上，我认为不仅农业上有这样的规律，一切经济活动最后都会碰上这个规律。因此是具有普遍性的。我在去年《经济研究》12月号及《经济科学》第二期介绍了择优分配原理，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现再寄上一本《择优分配最化原理及其应用》请你指正。

　　以后如有大作，盼不吝赐教。　

　　致

　 敬礼

　　茅于轼上

　　81.5.27

　　100081，北京，西外，铁道研究院经济室

　　王国乡同志：

　　接到寄来的资料和来信，非常高兴。你写的文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与择优分配原理”，我一口气读完了，感到非常钦佩。你的许多想法和我所想的不谋而合。从文中可以看到，你对收益递减和择优分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特别是应用到定价理论方面，我认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我国的物价理论如果不从教条框框中解放出来，对经济建设有很大的危害。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实在是非常必要的第一步。此外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方面，你也提出了新的正确的意见。我觉得择优分配原理有必要大力宣传和推广应用。在资本主义国家边际收益均等是对经济现象作出解释的一个理论，很难说它起了什么积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个普遍原理被赋于了积极的含义，即择优分配，它变成了我们做好经济工作的一个有力武器。

　　关于收益递减规律的证明，我曾苦思过很久。因为这个规律是教条主义等批判多年的一个靶子，不予澄清，等边际收益理论便不能成立。我在上次寄给你的文章中作了一个反证(收益函数是凹的)，但仍不圆满，你的文章中对此作了相当多的讨论，但我尚未完全消化，还得仔细想几天。

　　我愿向你自我介绍，我是50年上海交大机械系毕业，二十余年从事机车发动机和性能研究，近一年关心宏观经济问题，你自谦是经济和数学的门外汉，那么我更是门外汉了。但不管怎样，我们懂得一点，看到一点就有必要向大家提出来。我最近在从事国家能源政策的研究，因此五月成都会议未能去参加，他们选中了我写的一篇文章“能源与资源经济”，可能在《经济科学》近期发表。寄上“试论我国能源产品的定价原则”一文，可能和你的工作有些关系。但此文的稿子请你阅后寄回给我。

　　希望以后经常联系。你如有机会出差来京，勿请通知我。我办公室是：西直门外，大柳树村，铁道研究院经济室，电话8996518(坐16路汽车从动物园始发)。我家住：三里河，南沙沟2-1-1，电话862129(13路汽车终点站隔壁大铁门内)。

　　此外，你文中最后一段关于解决剪刀差价格问题，我认为是一个极有见地的建议。我在京接触到几位农业经济方面的研究同志，也有同样见解，你来后可以共同讨论。此事关系到农业发展的长期大计，推广责任制以后必须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草草勿恭，请见谅，致

　　敬礼

　　茅于轼上

　　81.6.6

　　国乡同志：

　　非常高兴接到你的来信。知道你受左倾路线的迫害二十多年，而且始终忠于学术，努力不懈，取得了出色的成就，非常钦佩。我和你也有类似的经历。1957年因发表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看法，我于1958年被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每次运动挨整。到文化大革命，全家被抄，几乎是死里逃生。现在恶梦已经结束，开始了新的学术和研究工作，可惜年龄已大，记忆力不好，学习很吃力，所幸是十几年来对专业不敢荒疏，现在改行搞经济研究，有些基础知识还可应用。只要努力工作学习，相信还可以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

　　去年我在《经济科学》和《经济研究》发表了择优分配的文章以后，继续接到一些同志来信，讨论边际收益递减和择优分配理论。其中有北大的地质系同学和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研究生，经常接触，互相切磋，颇有得益，现在又有你参加我们的讨论。我已将你写的文章和你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都欢迎有你这样一位同志。我们人数虽少，但我认为我们正在沿正确的道路上开展经济研究，响应的人数会越来越多。现在一方面需要继续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一方面应争取将已经取得的成果广为宣传。我和在京几位同志甚至讨论过自己创办杂志的可能性。如能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则人力、经费等问题均可解决。我们将进一步考虑这种可能性。现在国内经济方面的杂志为数甚多，但思想解放而且有眼力的编辑不多。择优分配的文章在《经济研究》发表也是几费周折。最近我写了一篇“能源和资源经济”，也被退稿。据说《经济科学》正在考虑发表。比较起来，还是北大的《经济科学》容易接受新事物。《经济研究》我虽认识一位付主编，但他们杂志的传统格局颇难打破，我的影响很微小。你写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与择优分配原理”字数近14000，《经济研究》不大可能采用，只有于光远等大名家的文章才能超过一万字。如果推荐给《经济研究参考资料》还有可能，但那里我没有熟人，只能写一个内容介绍，试一试，待有消息再通知你。南开大学经济系办一季刊名为《价格的理论和实践》，你的文章中有一部分讨论价格问题，我觉得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可否单独整理出来投给他们。

　　来信提到你曾写过许多稿子，包括构思了“经济几何学”。我极希望有机会学习这些新颖的思想。我很希望你有机会来北京，以便当面请教，还可以请几位有兴趣的同志一起来听。北大一位同学写了农业经济和国民经济均衡理论。我们准备从七月五日起连续三天在我家听他的介绍，你来的话，也可以组织三、四个人的小型讨论会。

　　来信提到你的工作选择问题。我认为到什么机关去是个次要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单位的具体工作环境：有一个正常的学术气氛，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有一位有胆识的领导。至于单位的名称，是学校，是研究机关，是行政机构，虽然也是一个考虑条件，但毕竟是次要的。所以你在决定行止之前，最好对那个单位的具体环境有相当的了解，如果你能来京，我们还可进一步当面讨论。下星期我将参加科学院系统科学所与人民大学合办的多目标决策理论讨论会，为期一周。八月去哈尔滨参加中国能源系统模型讨论会。八月底去泰安讨论中国能源政策中能源经济一章的内容，中间也许会去上海一次。我家的住址是复兴门外，三里河南沙沟2-1-1，在13路汽车终点站旁大铁门内，电话862129。办公室电话8996518。办公室在西直门外16路公共汽车到大柳树北站下车即是。

　　你提的意见：产品应按边际成本定价，我认为是合理的，我当时的考虑是从宏观出发，较高的燃料价格对发展工业不利。且现在燃料价格尚且低于平均成本，从实现可能性上看要提高到边际成本完全没有可能。所以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

　　昨天河南省计委综合处王小叶同志来信，说承你的介绍，希望得到我写的择优分配原理，当天我已寄给他，想已收到。

　　余再谈，祝

　　好

　　茅于轼上

　　81.6.26

　　国乡同志：

　　七月九日来信收到，你写的文章拜读之后感到收益很大，希望你早日来京，有更多的机会相互切磋和砥砺。你的文章我收信的当天就转寄给《经济管理》，并附了推荐意见。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志关心边际收益概念的应用和探讨，将大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改善。

　　你不日将来京参加《经济参考》的编辑工作。这个工作对学术研究来说，提供一定的有利条件，主要是消息灵通，能结合实际，联系面广。但也有其不利之点，即偏重于实务而且工作一定很忙，未必有很多时间从事冷静的思考。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发挥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经过努力一定能做出更大的成绩。《经济参考》出版以来很受读者欢迎，编辑也很努力，但据我看似乎办报方针还不明确，照顾的面太广，经过若干时日之后，客观将引导它向某些特定的方向发展，这个特定的方向我猜想可能是“商情报导”。

　　今年我准备招收1～3名研究生，报考的人数比往年多几倍，有可能选择一些特别优秀的青年。此地有几位青年人极有才华，写出了很出色的经济学论文，你来之后可以供你参考。

　　你的家属希望能努力设法调到你的工作单位。长期分居总不是办法，当你有机会提出这个完全正当的要求时，切不要错过。《经济参考》是新成立单位，中央必有户口指标留给它。按理说应是有可能解决的。

　　我在八月中旬要去哈尔滨，参加能源模型的学术讨论会，八月下旬去泰安，参加能源经济的政策讨论。最近工作特别忙。

　　《经济管理》编辑部收到你的文稿后也许会直接和你联系。

　　你如来京可打电话给我：8996518或者打到我家862129。

　　祝

　　好

　　茅于轼上

　　81.7.18

　　王国乡同志：

　　很久没有接到你的信，正在挂念之中，昨天收到你七日来信和三篇文章。知道你已调郑州大学任教。这个工作比编辑更有机会来钻研学问，可惜不在北京，我们当面讨论学问的机会就少了。明年初我将有机会出差郑州，因国家科委将在郑州召开第三次国家能源政策讨论会，届时我一定来拜访你。

　　你写的三篇文章我都拜读了。我很同意你的意见，我国的经济学必须进行一次“边际革命”，否则经济学的水平只能停留在马克思的时代。关于收益递减规律的认识，也关系到正确解决许多经济问题。而经济界对这一简单真理竟然还在争论不休。人民大学一位研究生因为论文中以收益递减为基础进行了经济问题的理论探讨竟被导师否决，论文通不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中国的高等学府，实在叫人啼笑皆非。

　　“从微观经济的投入──产出规律看追求产值的弊害”和“矫正关于速度问题的错误观念”二篇文章，将按你的意见转给《经济参考资料》。但“利润──价格机制在实现资源择优分配中的作用”一文，因为涉及到我写的“择优分配原理简介”，由我转去容易涉嫌(拉人为自己的文章吹嘘)，因此我考虑还是由你直接寄去为宜，况且我的发言权也很有限，我曾推荐过几篇很出色的经济论文给《经济研究》，也未尚采用。“择优分配原理简介”一文也是推来推去拖了一年才登出来。这本杂志办得缺乏生气，跟不上时代，落后于现代经济理论甚远，八股气息比较浓，至少在形式上如此。此地经济界同仁多数认为《经济学动态》办得比较好，思想比较解放。

　　上个月直属国务院的“物价研究中心”在此召开了几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邀我参加。该机构目前尚在筹建，具体业务由物价总局内的物价研究所代理。他们有一个宏伟的价格改革计划。为此，开会征求各方意见，从本月七日起他们召集一二百人专门学习价格理论，本来也约我去，因铁道部另外派了人，我也没有足够的物价工作的经验，所以没有去，上次会上我作了一个发言，事后整理了一篇文章，寄给你，请你批评指正，阅后请再寄回给我，此文我给了《价格研究参考资料》，是一个发行很有限的内部资料。未知能否刊出，你从事物价工作，有这方面的经验，大概也关心这方面的工作。

　　以前，我写的“试论我国能源产品的定价原则”《价格理论和实践》决定采用，我已将该文的末段作了修改，还是你提醒我修改的。

　　你说82年春将来京进修，未知是到哪里去进修？我也很希望有进修的机会，去年我参加了在颐和园办的计量经济学习班，收获很大，前年我参加了北航举办的系统分析学习班，也极有所得，可惜今年没有学什么。

　　此信仍寄物价局，未知你能及时收到否。

　　祝

　　好

　　茅于轼上

　　81.11.11

　　寄《经济研究》的稿子全文有七张图。一般情况编辑部要作者将图自己描好，以便他们制版。我请我爱人将这几张图描了一下，图上的字你可用铅笔填上将来排字复印。

　　九日来信亦收到。 12/11　

　　这些信件虽然主要是讨论择优分配原理和物价改革问题的，但从字里行间也反映出茅先生作为学者的高尚品格和风范。我认为这些品格和风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已任，锐意追求理论创新。茅先生原是学理工的，76年才转入铁道经济研究所，重点研究国家能源政策问题。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尽管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制定，但在经济理论上仍然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所束缚。主流经济学派仍然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把市场经济归入资本主义体系，把西方经济学视为异端。在价格理论上，大多数人只知道“平均成本加平均利润等于生产价格”的教条，而不知道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在实现资源择优分配中的作用，特别是把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定理的边际收益(效用)递减规律看作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工具，长期进行批判和攻击。正是在这种学术环境下，茅先生率先根据资源有限性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收益函数是凹的)，采用数学规划方法，证明了有限资源总产出极大化的必要条件是使资源的边际收益均等(等边际收益或统一边际收益)，并以此为根据说明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必然等于统一边际收益，从而自动调节资源的择优分配。茅先生把这一择优分配原理看作是突破教条主义束缚，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做好经济工作的有力武器”，因此，他在八十年代初写了许多文章进行宣传和推广应用。仅在这五封信中提及的文章就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科学1980年第2期》、《择优分配原理简介》(经济研究1980年第12期)、《能源与资源经济》(经济科学1981年第3期)，在81年以后，茅先生又相继发表的有关择优分配原理的文章还有：《物价调整的目标和步骤》(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价格与经济效益──关于择优分配定价原则的探付》(价格理论与实践1985年第1期)、《及早调整能源产品价格的建议》(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1985年第7期)。此外，茅先生寄给我的打印文稿还有：《择优分配最优化原理及其应用》、《能源产品价格问题》、《制订能源产品价格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定价原则》、《出口能源产品的效益分析》等。这些文章有些是作为专家建议报送有关部门的，有些是在学术会议上宣读的。上述研究结果在他后来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作了系统的阐述。这些论文和著作都针对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根据择优分配原理提出改革的政策建议。茅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择优分配原理有必要大力宣传和推广应用。在资本主义国家边际收益均等是对经济现象作出解释的一个理论，很难说它起了什么积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个普遍原理被赋予了积极的含义，即择优分配，它变成了我们做经济工作的一个有力武器”。这充分表现了茅先生学以致用──用理论研究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他以后写作《生活中的经济学》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的学术活动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其二是：热诚扶助学界新人，发挥学术队伍组织者和带头人的作用。茅先生给我写这些信时，我刚刚因错划右派改正，在学术界毫无影响可言。而茅先生却不远千里频频写信给我，对我的学术研究工作给予热情鼓励，并为我作推荐发表文章和参加学术会议。我寄给他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与择优分配原理》一文，就是由他推荐发表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的。茅先生还请他的夫人为我所写的《利润──价格机制在宏观资源择优分配中的作用》一文绘制了七张精美的图表，以便我寄给《经济研究》发表。茅先生对我的热诚帮助只是他一贯扶助学界新人的品格的具体表现。事实上，在他给我写信的同时，已有一批锐意改革的青年学人聚集在他的周围，经常到他的住所进行学术讨论。茅先生这种作为学术队伍组织者和带头人的风范，在以后他到社科院工作期间，以及在创办天则研究所的活动中，更为发扬光大。　

　　其三是，待人诚恳谦逊，平易近人，堪称学者楷模。在未见到茅先生之前，我已从他的来信中感觉到他那种平易近人、诚恳谦逊的学者风范，及至半年后我在郑州亲自见到茅先生 ，更为他这种学者风范所感动。当时茅先生已是国内外著名的能源经济学家，经常参加国际、国内的学术活动，可谓知名人士，但对我这个当时默默无闻的人都平等对待、促膝谈心。在以后近20年的交往中，茅先生经常同我主动切磋学问，有时还将尚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同我交流，征求我的意见。这种平易近人，谦逊、诚恳待人和治学的精神，实为学者的楷模。　

　　择优分配原理的科学内涵 　

　　宣传和推广应用择优分配原理是茅先生80年代初学术活动的主要内容。要评价茅先生的学术思想，就必须阐明择优分配原理的科学内涵。　

　　茅先生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由数理基础和经济学意义两部分构成。其数理基础称为等边际收益原则(或边际收益均等原则)。茅先生把资源配置问题用数学规划方法概括为一个约束条件下多元函数求极值的数学问题，运用拉格朗日乘数方法可求出其最优解是多元函数的偏导数相等。用一般经济学语言来说，即是在资源总量有限、边际收益递减条件下，择优分配资源使其总产出极大化的必要条件，是同一资源在不同生产环节中的边际收益均等。茅先生认为，等边际收益原则的经济学意义在于为社会主义国家制订价格政策提供了一个理论根据，即合理的价格既不是当时长期不变的计划价格，也不是当时不少学者主张的根据平均成本加平均利润计算的价格，而是由等边际收益决定的价格。由于在市场调节中，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从本位利益极大化目标出发，按照边际收益(或边际效用)等于价格的原则决定资源的投入量或消费量，因此由供求平衡决定的价格必然等于等边际收益，从而保证实现资源的择优分配。由此可见，择优分配原理实质上是一种为市场价格，乃至市场经济辩护的理论。　

　　茅先生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从结论上看，同西方微观经济学是基本一致的，但在立论的前提和论证方法上都有独到的特点。西方经济学立论的前提是经济人假定，即假定人都是利已的或自利的，因此，生产者会以最大利润为目标决定生产要素投入量，消费者会以最大利益(剩余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决定消费量，从而通过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达到资源最优配置。而茅先生立论的前提却是社会效益极大化，即总产出或总利润的极大化，并由此推导出等边际原理以及合理的市场行为和市场机制。在论证方法上，西方经济学采取的是实证分析方法，即通过经济人假定和边际收益(效用)递减假定来说明已经存在的市场经济是怎样运行的。而茅先生采取的是规范分析方法，即以社会效益极大化为目标推导出等边际收益原则，再由市场机制实现等边际收益的作用证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利为目标进行选择对实现资源择优分配的必要性，这就是从社会利益极大化目标出发，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应当引入市场机制的结论。　

　　茅先生在信中提到的我的几篇文章关于择优分配原理的阐述，其主要论点同茅先生的论点基本一致，茅先生称之为“不谋而合”。但在某些细节上也有差别。这里顺便作一些介绍：第一，关于等边际收益原则的证明，我没有采用高等数学方法，而是采用了比较直观的图表分析法。第二，在《应该重视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研究》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与择优分配原理》二文中，我提出了生产力发展规律与生产力结构规律的概念，目的在于把当时学术界关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错误认识从列宁的教条中解脱出来。当时的我国经济学界一直把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当作批判的靶子，其主要根据是列宁曾批判过这一规律。我指出列宁所说的在技术进步条件下边际收益不递减的规律属于生产力发展规律。而现代经济学所说的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则属于生产力结构规律，即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不变要素连续增加可变要素的投入量，其边际收益是递减的。我们不能因列宁否定作为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边际收益递减律而否定作为生产力结构规律的边际收益递减律。第三，我在自己的文章中对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提出了一个证明。由于西方经济学把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当作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没有提出证明，而我国不少学者在理论上予以否定，又不愿通过实践来验证；因此，要阐明择优分配原理，就必须对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加以证明。我的证明要点如下：人类在时间和空间内进行生产，其生产活动必然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决定了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只能生产有限量的产品。因此，在一定时间内，相对于一定生产空间(作为不变要素)连续增加可变要素的投入量，其边际收益必然是递减的。因为假定边际收益不递减，那就是肯定边际收益不变或递增，根据函数对偶原理，这意味着，随着可变要素的数量增加，总收益会无限增加。这同在有限时间和空间内只能生产有限量产品的前提是相矛盾的。实际上，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也对收益函数性质作了证明：“以化肥对农产品的增产作用来讲，在其它条件不变时，产量的增加总是落后于化肥量的增加，如果产量永远和施肥成正比，我们就不必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只要在一亩地上不断增加施肥量就可以了”。在这里，茅先生运用的一个隐含的前提。便是“一亩土地(有限空间)的产量是有限的”，正因为如此，化肥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收益函数是凹的)。如果认为化肥的边际收益不递减，那就意味着通过增加施肥可以使一亩地无限增产，从而只要在一亩土地上不断增加施肥量就可以了。由此可见，茅先生对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论述，同我的证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继续宣传择优分配原理的现实意义 　

　　在80年代初期，我和茅先生都曾经主张大力宣传和推广应用择优分配原理，设想的近期目标是促进价格体制改革，实现价格市场化；长期目标是促进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引进市场经济机制。但到80年代后期，茅先生进入社科院从事美国问题研究，同时致力于道德问题和现代经济学研究；我在进入大学任教之后，主要从事国际金融的教学与研究；加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价格市场化的步伐加快，我国已经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因此，我和茅先生对择优分配原理的关注程度相对减弱，也很少写这方面的文章。但是在我动笔写这篇文章时，重读了茅先生当年所写的文章，深感在今天继续宣传择优分配原理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择优分配原理是揭示市场经济奥秘的一把钥匙。目前，我国举国上下已普遍认识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较浅的层面上。现已广泛传播的经济学虽然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有深入描述，但因其体系复杂、学派众多，一般大学生和干部很难通过学习来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比如，一般认为市场经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它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如果我们要问，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资源配置的内涵又是什么？一般人都难以作出扼要而精确的说明。根据择优分配原理，我们可以作出明确的回答：所谓资源最优配置就是指资源的边际收益均等，所谓看不见的手，就是通过经济人的自由选择和均衡调节，实现等边际收益原则。所以，我认为，继续宣传和普及择优分配原理的基本知识，对于广大干部和民众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和优越性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其次，择优分配原理是判断各种学术观点，各项经济政策，乃至各种具体存在的经济制度是否合理，是否正确的科学准则。根据择优分配原则，作为社会集体福利的标志的总产出极大化的必要条件是资源的边际收益均等(包括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均等)，而社会成员以最大本位利益为目标进行的自由选择和均衡价格调节又是实现资源边际收益均等的必要条件，因此，一种学术观点、一项经济政策或某种制度是否合理，就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实现资源配置的等边际原则，是否有利于社会成员以本位利益为目标的自由选择，是否有利于形成市场均衡价格。这样，择优分配原理就成为我们判断一切经济行为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科学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