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一位学者的深深沉思

　　陈大鹏

　　认识茅先生，是在1994年初秋。

　　那时，在险象环生的商业竞争中，我数次遇挫，负债累累。怀揣着一种怨恨、悲怆、沮丧的心情，离开炎热得令人烦躁的深圳，来到南部沿海大亚湾，在一个渔村里住了下来 。这里有我的一位同学，名叫刘兴成，人大研究生毕业后自愿到设在该地的农行任出纳工作。

　　望着茫茫一色的海天，寂静中听着波浪的一阵阵涛声，我梳理着自己纷乱的心绪，抑制着种种在不平衡心态下极易产生出的冲动，希望能透过浓重的如暗夜般的天幕，把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楚些。

　　偶然间在兴成君书桌上看到了茅先生写的一部关于道德问题的书稿初样(兴成君在北京就读时曾兼职做过茅先生的助手)。我反复读了三遍，文中阐述的以德立国、以德树人的道理使我深受感触，茅塞顿开。由此，我认识了茅先生，并仰慕至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我们这些生活在60—90年代的青年人，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迷茫和困惑：从小学到中学，我们接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大学时期，又深受流行的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3进入社会后，又面临着现实生活的种种挤迫。社会每时每刻都处在变革当中，激荡的雷鸣声从头顶上方滚滚而过，一切浪漫的幻想和虚弱的热情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随风飘散着，长时间找不到一个立足点，也找不到——片明朗。于是，许多悲剧在无序的状态下被不择手段的行为制造出来，对一个国家社会而言，这是值得深深忧虑的。

　　无独有偶，事隔两个月以后，在一位好友处我又读到一部美国人写的书——《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台湾版)，书中围绕十道羊皮卷的故事讲的都是做人处事的原则，与茅 先生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

　　非常庆幸自己在经过—一番彷徨之后又重新找到了人生的坐标。合乎人性的秩序和规则永远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特征，肆意泛滥的恶不但会加害于他人，还会毁了自己。仁爱、守信、谦和、诚实、敬业、正直、坚毅、忍让、勤奋、慎独、节俭等等道德素养，是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真正获取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

　　一年后，我从灾难的旋涡中挣脱出来，偿还了债务，并迅速崛起，重新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足的实力和信心。这是我人生途中的一大转折，而这一转折则归功于我 谈到的这两部作品。正是从这些闪烁着人类精神的好书中我受到了启迪，陶冶了心智，确立了人生的信念。

　　于是，在我的头脑中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用自己的努力，促使这两本书尽早在大陆出版，让更多的读者感受她们的神奇和魅力。

　　1995年10月的一天，在一位好友的陪伴下，我与茅先生在北京他的寓所里第一次见面。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一致，他热情、谦和、平易，有大家气质却毫无学者名流的架子。我们讨论了书稿，最后，达成了一项共识，那就是，在广泛听取意见和收集社会素材的基础上，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这部作品创作修订得更臻完满，使它成为一部醒世之作。

　　当我就联系《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一书版权之事向茅先生提出请求帮助时，他非常支持，欣然应允。茅先生现任民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承担着国内外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并且在工作之余，勤于笔耕，著书立说。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履行着对一位普通青年许下的诺言，费尽周折，终于利用海外亲友的关系，将《推销员》一书中文简体字版权介绍到了国内。1996年4月，这本书由茅先生作序，在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不久便在社会各个领域读者中掀起巨大反响。

　　当我携带一笔酬金到茅先生家里向他表示谢意时，他仅仅收下在版权联系过程中花费的数百元钱，而对其他部分执意不收，他声明他应当收受他所支付的成本，其余部分是企业家对市场所作贡献的报酬，理应归创造利润的企业家所有，他无权分享。这使我深受感动，从茅先生身上，我领略到了一种可贵的人格力量。

　　从1994年完成《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初稿到1997年以《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做书名最后定稿，三年中，茅先生一直观察思索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人道德发展的前景，对作品反复斟酌，几易其稿，表现出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深沉的忧思和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综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道德，这个世代人民日常行为难则和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伦理基础，在一次次社会动荡和变革的冲击下，不断裂变和演化着。适应着各个阶层不同的利益需要，一切合理的或不合理的说教在历史的舞台上翻滚跳跃着，组成了一幅丰富而杂驳的传统画面。

　　感谢那些历史的推动者。如今，我们处在了一个虽陌生然而却是崭新的时代，战乱和动荡的硝烟烈火已经散去，和平的歌声如冬日过后温煦的阳光一样在这块幅员辽阔的国土 上荡漾。群枭争雄的时代已经结束，千千万万的人冲破僵死的清规戒律，唤发出显示生命强劲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社会朝着丰富多样化迅猛发展着。然而，由此也产生了无序，迅疾奔跑的人只顾低头直冲，猛一抬头，却发现失去了坐标。于是，有人惊呼“危机!”也有人诅咒“世风日下”。

　　伟大的时代亦会产生巨大的过失和缺憾，这并非就是一件坏事，不论人们承认不承认，历史的步伐确确实实是在向前迈进的，短暂的无序和丧失规则就如同一位跋涉者在向一个峰巅攀登时必须经历的一条凹谷。人的本性是向前和追求幸福的，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人类无论发生过多么可怕的灾难也从未陷入过绝境，而是迎来了一次又一次更为辉煌壮观的文明曙光。这一依据就为我们重建中华道德精神提供了一条穿越误区的基本途径。

　　管子曰：“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当12亿中国人第一次解决了温饱问题，对精神生活的渴求就不会不更强烈一些。如今的世界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国与国之间彼此隔绝，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冷战已经结束，商品经济市场化在各国都蓬勃发展着，人与人之间的生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因此，人类对道德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

　　法律可以制裁犯罪，而良知却能帮助人们从善，一切符合人类生存和共同利益的德行都将被继承和发扬；邪恶的、落后的、泯灭人性的行径终将被据弃。

　　迷雾不会永远蒙住探索者执着的眼睛，一旦全社会人士达成共识，一个崭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就像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一样势不可挡。拥有了她，国民素质将大幅提高；贫穷将被摆脱；任何高楼大厦都能在平地和废墟上建起；战争、内乱、环境污染、泡沫经济、浮躁的发财欲望、铤而走险的犯罪活动等都将受到扼制，不合理的体制和制度会被重新设计，整个社会将最大可能地消除内耗，总体效益全方位提高，从而使人类的生活长足地繁荣、稳定和发展，变得更加美好。

　　茅先生的这部专著，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分析了道德发展的历史，描绘了一幅道德乐园的图景，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市场经济下什么是真正的道德，道德如何重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需要全社会人士都加入进来，以行动来共同探讨，如此，这部作品才真正达到了目的。

　　1997年除夕之夜，聚集在深圳我屋中的朋友同学们就“利己利他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因此错过了春节文艺晚会中许多精彩的镜头；中央电视台连续举办的“世纪的呼唤——市场经济与职业道德”的节目，学者文人，社会各界人士争相发言，情真意切；还有许许多多大中城市开展的“交通法规与文明行为”宣传月活动；诚实和信誉在商业社会中被广泛推崇；以及文明礼貌用语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使用。这一切，显示出新的时期人们对道德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关注。“道德”一词在经历了昔日的扭曲之后，又重新唤发出慈和的笑容。

　　应当向茅先生致以敬意，在经过一番艰苦的探索后向我们提供了一部全方位阐述道德问题的专著。

　　一部作品的价值不在于量有多大，也不在于哗众取宠地赶时髦，而是看她能不能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说出真知，引人思考。本书作者从司空见惯的日常现象中，从大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开发出新的视角，推导出新的概念，从而会把读者带进一个新的领域，一定会受到所有关心中国社会发展的有识之土的喜爱。

　　过去有一句常说的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自认为，“匹夫有责”不仅仅在大敌入侵或发生内乱之时，还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如果每一个公民都做到了文明处世，以礼待人，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国家的灾难。争做英雄、伟人是理想，而做好——个普通人也是理想。心理暗示的反复作用，可以使印象得到巩固，人们的行为规范相互间良性影响，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会提高，如此，则个人大幸，国家大幸，中国就会早日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从而有能力有条件为整个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7年11月1日·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