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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圣华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茅于轼先生日前在北大讲学时谈到中国市场经济的道德前景。茅于轼从经济的角度思考道德问题，新意迭出，令人耳目一新。
一、道德的核心：等价关系
人们谈道德一般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谈的，道德的特点是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即人们对利欲的节制。但是，节制利欲并不否定人们利益追求的合理性。实际上，人不追求利益是不行的。如果人人抵制利益，就没有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的可能性。茅于轼以我国古代的一部小说《镜花缘》里君子国发生的一个做交易的故事阐明这个道理。由于交易双方都是君子，都以对方的利益为原则，结果发生了争执。付银的一方硬说自己的银子成色欠佳，分量不足，要多付，而收银的一方则嫌银子成色超标，钱头又过高，不敢多收银子。结果交易无从达成。无奈付银人已走远，收银人只好将他觉得多收的银子秤出，送给了过路的乞丐。茅于轼说，我们常常错误地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过关心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其实，若人皆从别人的利益为行为的出发点，得到的也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无私的君子国里人们讨价还价没有可能，形成不了价格，不存在具有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在现实的商业世界中，虽然交易双方都从谋利为目的，但通过讨价还价，达成协议，这种交易具有双方同意的均衡点。由于君子国内不能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均衡，从动态变化的观点看，它最终必定转变成“小人国”。因为君子国最适宜于专门利己毫不顾人的“小人”们生长繁殖。当“君子”们吵得不可开交时，“小人”跑来用使君子吃亏的办法从中渔利。因此，茅于轼指出，道德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利益的等价关系或者平等关系。这种等价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1)人们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等关系；(2)人们在基本权利上的对等关系；(3)在经济利益和各项基本权利面前，人人机会均等。没有均等的机会，就谈不上“等价关系”。
从最本质的方面观察，人自利并不错，问题是自利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别人同样有自利的权利，不得侵犯别人的自利。那种借口集体主义，抹杀个人利益的做法是错误的。不存在不能落实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如果有什么情况集体利益要求牺牲个人利益，仅仅是因为有更多的个人利益需要这样做。也不能借口少数服从多数而剥夺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因为少数人的基本权利若得不到保障，最终可能连国家主席(如刘少奇)的基本权利也得不到保障。
二、道德形成于人际互动关系之中
道德不仅不反对个人利益，相反，一个人正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才有道德的要求的，道德产生于人与人的互动关系之中，是一个反复的相互学习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人们懂得了：虽然我有所牺牲，但对人人(包括他自己)都有利。人们在无数次的两败俱伤(因不遵守道德所致)的教训中学会了相互尊重，学会了必要的节制或牺牲。但道德的维持在人际关系中不一定是稳定的，如果有人犯规占便宜，均衡就打破了，就会出现相互提防，相互欺骗的局面，又需要反复学习，从受伤害的教训中回归到道德的路上来。要别人守规矩，自己也得守规矩；犯规占了便宜，别人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结果对双方都不利。如果大家共同遵守道德规则，社会将处于协调与和谐之中，如果别人都遵守，只有一两个人不遵守，这一两个人便可以拣得便宜，因为别人都是君子，君子可欺以其方。但如果一切人都效仿这一两个人的话，社会道德就荡然无存，人类将重新变为野兽。只有每个人都遵守道德，学会必要的节制和牺牲，个人和社会都最终能从中得益。从这一点看，道德是一种交换，一种特殊的交换，是个人与全社会的交换。当人们享受到别人提供的道德服务时自己也愿意提供这种服务；当别人没有提供这种道德服务时，自己也不大愿意提供服务。
因为道德是一种公共服务，所以处于公共权力中枢地位的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对道德状况的影响是巨大的。茅于轼认为，地位越高，影响越大，故有“上行下效”的说法，没有“下行上效”的说法。皇权政治总标榜统治者“光明正大”，而事实上是“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要老百姓守规矩，自己却大搞愚民政策，大耍欺骗手段，皇权政治成为社会道德败坏的总根源。其实，任何个人或集团都要受到利益上的制约，都要恪守道德准则，没有人可以例外，因为不受规则约束，不受权力牵制的个人或集团必然会损害别人的利益。中国有句俗话：打铁先从本身硬。领导以身作则，群众才可能跟上。光说不练，群众会怀疑领导想欺骗大家，并从中得利，道德水准非但不能提高，反而可能恶化。政府及其官员当反求诸己，在制度设计中保障任何人都受到规则、权力的实实在在的牵制，如此方能正本清源，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道德的社会。
三、中国道德的再造之途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开始了我国历史上崭新的一章：人们变得更富裕了；人际关系的范围大大扩展了，其内容也更多是利益往来；西方的观念大量地进入；等等。社会似乎世风日下，出现了道德的迷茫。再用过去强调的道德原则来要求新的一代人，实际上很难被接受。事实上，新的道德观正在酝酿之中，道德观的变化使新道德观的扩张成为一个无法超越的必然过程。如果不对旧的道德观念加以重新调整，必将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格格不入。茅于轼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我国道德再造的途径：
(一)传播平等观念，促进新道德的确立。茅于轼说，平等是专制、特权的对立物。专制主义思想、特权思想不清除，政府行为就可能有意无意地强化个人崇拜、盲目顺从的思想，成为确立新道德的障碍。不清除专制主义思想和特权思想，而欲建立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势必矛盾重重。专制主义秩序是建立在不问是非，甚至违反人性的顺从上的。这种“道德”所酿成的悲剧绝大多数是盲目顺从造成的。在专制主义社会里，强权大于真理，人们被强权强制性地解除了理性的武装。一个不分是非曲直，盲目顺从强权的民族实在是没有理性的可怜的生物之群。
(二)加强制度设计，保障人们基本权利上的平等。茅于轼认为，在制度设计中，平等不仅在伦理上，而且在逻辑上都是唯一可以被每个人都接受的原则，这个概念的出发点就是人生而平等，即人在基本权利上平等。
(三)建立、完善市场体制，保障平等基础上的竞争。人们在经济收入分配上如果出现不公平或者扭曲，就必然导致道德败坏。可惜现在有许多人认为收入的扭曲是人们过分追求自己利益的结果，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现象的最终原因在于特权过多地干预了经济，造成了不平等的竞争环境。我们可以看到，凡是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地方，如分配平价外汇，分配进出口配额，审批低息贷款，调拨平价物资，核准土地使用，分配住房，分配紧缺商品的机构，都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地方。因此，必须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逐步取消对垄断行业以外的价格管制，使商品交换尽量不经过“公共权力”这一环节，腐败自然无从产生。收入分配就不至于被扭曲。茅于轼说，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平等”竞争，就会为新道德的确立准备好条件。
(四)建立、健全权力制约机制，优化社会组织环境。茅于轼认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组织的变化，在道德观念的选择上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专制政治下，占统治地位的是专制主义道德观，讲究盲从和愚忠，而民主政治下，则讲究平等。由于专制主义道德阻碍了人类本身的发展，是不适应社会组织演变的道德观念，最终必将被淘汰。我国正在逐步确立市场经济的组织模式，这有利于以平等为基础的新道德观的确立。但腐败现象、特权现象在我国还严重存在着，这与市场体制所要求的平等精神是不相容的。要事实上遏制腐败、消灭特权现象、务必建立、健全权力制衡机制，使我国政治、经济组织制度不再成为滋生腐败、特权等不平等现象的根源。
1998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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