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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强
也许是从小受过较多德育教化的缘故，平时对道德之类书籍总是甚少留意。然而，经济学家茅于轼的新著《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却着实让我转变了一回观念。
与一般文学、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学科门类相比道德不啻是一项十分独特的
领域，这是一片极易陷于枯燥冗长的沼泽地。所幸，与常见的道德说教大异其趣，《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以下简称《前景》)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讨论道德问题，因此书中充满了别开生面、引人入胜的丰富内容。
熟悉的人都知道，茅于轼先生专长微观经济研究，他颇谙“生活中的经济学”，善于将生活的点滴经验与市场经济的运作规范联系起来，将经济学还原为事理常规。其“家常式”的经济随笔，说的虽是日常琐事，却往往折射出一些惊人的启示。他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是这样的“点化大众”之作，《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保持了同样的风格，《前景》一书仍然保持了这样的风格。
关于本书的内容特点，作者有这样一段“夫子自道”：他说，本书讨论道德问题着重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道德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用大家都同意的简单逻辑来分析各种道德主张的矛盾性和一致性，指出每种主张隐含的出发点是什么，它可以推广到何种程度，其界限何在”；“二是大量结合我国经济改革以来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来展开理性分析，而不是在纯粹的形式逻辑里兜圈子”，因而不仅报刊上有趣的新闻报道充当了本书的有用素材，许多司空见惯的现象也成了他讨论问题的出发点。
作者对道德概念的诠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般的认识中，道德是利他的美德，比如奉献、牺牲、助人等等，可以说，道德自古以来就与抑制自利有关，牺牲自己的利益并有利于他人是道德的同义语，换言之，道德是反功利的。
然而，作者以其经济学家的眼光判断，道德的基础其实是功利主义的，何故?因为只有别人得到了利益，自己才值得去牺牲利益，而且别人所得的利益比之自己失去的利益更大， 这才是道德的正常依据，所以，“履行道德义务不是为了虚无飘渺的目的去当苦行僧，如果一项道德准则将使一切的人受损，这将不成其为道德，恰恰是反道德的”。“作者指出，“如果我们不能透过道德在表面上的反功利看到道德实质上的功利主义，我们将永远无法掌握道德的精髓”，他进一步论证，道德实质上是一种公共服务，它由社会的每一个人提供，又被每—个人享用。他说，商品和劳务也为个人服务，但那是通过双方自愿的交换来实现的，而“道德则是单方面提供，并非建立在即时的交换之上的”。
道德是利他的——虽然其基础也是功利主义的，而经济则始终与白利相联系。自利给经济以动力，并使人类从中受益，因而无论怎样限制，自利行为总是绵延不断，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行为的公共原则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东西。在减少冲突，保持交易秩序方面，道德力量制约着自利的极端化发展。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自利性与道德的利他性是—对矛盾统一体，这一饶有趣味的课题历来吸引着众多的经济学家。现代许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如阿罗·布坎南、弗里德曼等都发表过关于道德的看法。本书作者选择同样的课题，其观察思考的立足点却是中国实际。
作者的关注焦点在于：市场经济下要不要道德?道德观念是否需要重整?传统的儒家伦理是否需要注入新的道德要素?经济与道德能否相容?如何相容?
近2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步步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国人传统的道德观念是否需要作相应的调整呢?作者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的确，再用过去强调的道德原则来要求新的一代人，实际上很难被接受，而且这一套原则在逻辑上包含着严重的缺陷，真正要贯彻到底是行不通的。在茅于轼看来，这种调整也许比价格调整、所有权调整等都更为困难，然而也更重要。他对此还有一个担心，“历史越悠久，传统文化的根底越深厚，完成这个转折也越困难。而且在转折中还可能走向另—个极端，即私欲膨胀，把传统道德中应该继承和发扬的部分统统分掉 了”。
市场经济之所以具有非凡的活力。关键在子追求自利的巨大动力。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就必须肯定追求自利是正当行为，如果我们依然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信条，就等于抽掉了市场经济的发动机，市场将无法运转。但是，既然利已是正当行为，是否讲求道德就无必要，道德应该退出市场呢?茅于轼称这是个极大的谬误，他认为，市场经济中利已有其严格的界限，即不能损害别人的利己行为，所以市场是以无例外地尊重每个人的自身权利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点已被多数人所接受。但法治是否要道德支持，似乎还存在着争议。依茅于轼的看法，道德是法治基础，如果没有道德的支持，法治并不能独立地支撑市场。他举了三点理由：一是与道德相抵触的法律很难贯彻。例如不少人认为天上飞的地上走的都算天之物，人人得以占有，所以禁猎珍贵野生动植 物的法律就极难贯彻；二是法治是成本极高的奢侈品，而道德则是没有成本的公共服务。如果一个社会道德很好，就根本用不着法律来管事；三是道德和法律之间还有一段空白地带，换言之，不道德的事未必都犯法。因此，他的结论是，市场经济离不开道德的支持。
其实，即使是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市场”也不是一种可以任意脱离规则的东西。布坎南就说过：“只有在法律的、政治的公共机构框架内，市场的运转才成为可能。”这里的框架除有形的法律、政治层面的制度外，应该还包括了道德等无形的制度，可见，经济与道德不仅可以相容，而且应该相容。那么，这两者到底如何相容呢?茅于轼开出自己的处方：启动人们心中的道德资源。他说，越是在风气日废的环境中，人们越是对道德崇高的人怀有发自内心的崇敬的心情，说明人们盼望道德的重建，这是一股无形的，然而又是巨大的力量，是一种潜在的道德资源。启动这资源不是靠说教，而是靠行动，特别是政府官员的行动。 的理由十分简单却又耐人深思：普通人的行为改变不了全用，但领头人的行为却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在家庭里家是领头人，在学校里老师是领头人，在社会上官员是领头人。“不难设想，如果一国的政府官员个个严于律已，它的社会必有一种向上的道德风气。”的确，谁能举出一个反例呢?
摘自《生活中的经济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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