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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新乔
我认识茅于轼老师是通过阅读他的《择优分配原理》。那是十二年以前的事了。在那以前，我在上海与北京的几所名校里都听过并考过微观经济学，但都没有感到过微观经济学之“妙”，只是觉得其高深，需要数学。1985年冬，买了一本装帧素雅的小册子《择优分配原理》，在短时间内读了两遍，才第一次感受到微观经济学之“妙”。从此，我才喜欢上
了微观经济学，而且在美国一直以此为主修。本人孤陋寡闻，不知道二十世纪中国人写出过几本经济学著作会传到下个世纪，但我相信，《择优分配原理》这本书会传到二十一世纪。无论是作为初学经济学的人的入门书，还是作为对经济学已有一定研究的人想继续探讨价格、市场、计划等问题的参考书，这本书都提供了优质的服务。
我这样说，当然仅仅是我个人的感觉。十二年前，我是作为一个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已获得硕士学位的教员，读到此书时如同“茅塞顿开”。今天，我的年轮长了整整一轮，由于知道茅老师喜逢古稀之寿，又从书架上找出《择优》，重读此书，仍觉得清新、耐读。前不久我尚在康乃尔大学时，在图书馆里翻《读书》杂志，得知《择优》已重版了，而且《读书》还发表了该书的序。须知这个序并不是茅老师写于1997年，而是写于1984年。时间已经为茅老师的劳动成果作出了评价，相比之下，我的这些议论只能算作是一个受惠于茅老师《择优》的学生，真诚地向自己的老师道一声谢谢。
微观经济学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已有了巨大的变化。茅老师的这本《择优》所阐述原理当然基本上是西方学者在70年代以前的理论成果(除书中介绍的杨小凯先生的“分工度”研究成果以外)。但是，价格、稀缺、边际分析这些基本的分析范畴或工具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重要的是，茅于轼在阐发这些基本问题时所表达出来的创造性思维，迄今为止，在中国人的范围内，仍是深深地让我折服的。《择优》的写法是从问题出发，是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出发，是围绕着一系列问题展开，娓娓道来：为什么一些平均值指标在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中会导致资源误置？为什么成本定价法会产生弊端？为什么随着生产部门的增加与减少，资源利用的可能性的维数变化，价格应当变化？为什么利率不应定死？什么是真正的投机倒把？什么是政策应放宽的？什么是政府应管理控制的？等等。
这些问题解决了吗？看来，就算是理论上已经有解，至少在今天，似乎全部存在。经过一个轮回以后，在《择优》所呼唤的价格改革已经在中国发生了之后，资源配置的基本问题又一次凸现在中国人面前。这只能说明经济学的深刻与其不容争辩的尊严。我是第一次从《择优》里知道价格变化的收入效应与分配效应的分离原来可以用来分析价格改革中的“明补”与“暗补”，第一次从《择优》中获知拉氏乘子l 原来便是资源定价的基础，第一次知道“有计划按比例”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原来离不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边际递减”原则。尽管我的北大老师已经向我们讲授过“边际法则”可以姓“马”，但透彻的证明是茅老师这本小书给我的。另外，第一次知道“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时是平均成本最低点”这句话原来可以用来说明就平均成本来追求平均成本最小是不行的，第一次知道“偏好显示理论”原来可以与生活里的价贵买少这一常识相对应，第一次知道成本函数为凸的精妙。否则，人们可以一亩地产十万斤粮甚至无穷，一切经济配置的必要性都会荡然无存…，我学微观经济学的这许多个“第一次”，都来自1985年冬那次短暂的读《择优》。正好我硕士学位论文刚刚通过，我有一个相对轻松的时期，在这个时刻，读到《择优分配原理》是我的幸运。它影响了我以后这十二年的学术方向的选择。
我曾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授微观经济学时就这些心得向我的生学介绍过，得到过学生们的赞许，大家这才知道，微观经济学的数学表达如斯拉茨基公式，l 因子、C²>0，一次齐次生产函数与欧拉法则，原来并不是凭空乱造而是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进行严肃、抽象的思维结晶，否认经济学的数学表达与数学思维的必要性，该会阻止自己接受新的理论成果。我向我的北大学生极力推荐过《择优》这本书，我乐于写文章，而在那时，我未见过茅于轼老师。后来，我们由于这本书而相识，我像尊敬我北大的导师们一样尊敬茅老师，我想我与茅老师能够交流的思想基础，其实还是《择优》，尽管我们在价格改革的看法上不一定完全一致。
近来对经济学的道义上的谴责颇受国人共鸣。经济学迄今为止的全部肯定的成果，都是在对非道义的基于利益的经济行为的分析中作出的。要求经济学对道义问题与规范问题作出回答吗？答案是阿罗的“不可能定理”，铁案如山。谴责者如不信，可以请教阿罗先生本人。但这不等于说，经济学应该向庸俗行为或庸俗势力献媚，1996年，我亲眼目睹过阿罗教授对于社会主义、公正、正义的大义凛然的声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强调关心全体人的福利、关心最普遍的人的利益的一种追求，这是不能否定的。茅于轼老师在《择优》的序言中肯定经济学只研究人的经济行为。这种隔离体方法是科学赖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又明确指出了，物质利益只是人的一个庸俗的方面。这实际上是说，我们经济学是有局限的，但唯其局限才有其独特的贡献。但是，我想补充的是，作为经济学者的茅于轼先生，却是一位与庸俗泾渭分明的德高望重的导师。我与茅老师打交道并不多，每次都见他为发现了某一位青年学子而高兴。10多年前我听他津津乐道过清华的一位自学经济学的后生，他当时竭力推荐发表这位年青人的论文，并千方百计将他推荐去美国学经济学。这次我刚归来，茅老师又向我介绍一位在效用理论上颇有成绩的青年学人，我一接触，果然其效用理论造诣在我之上。为青年人的发展，他既雪中送炭，又锦上添花。我本人就几次获得过茅老师慷慨解囊的相助，得以克服去美留学的具体困难。在我的同学与朋友中，类似的故事我曾屡屡耳闻。这使我想起已故的大师胡适先生，茅老师对青年学人的提携可与当年的胡适媲美。这也从一个侧面映照出茅老师家学之德风。我想，茅老师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海外学经济的留学生与国内经济学界联系的纽带与桥梁，天则所之所以能屡屡向中国经济学界推出新人新作，其主要原因，可能就是由于茅老师这一崇高之德风。在此庆贺之际，作为后学，本人衷心祝愿茅于轼老师健康、长寿，并愿茅所长所领导的天则所在新的世纪里带领大家一齐为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素质作出成绩。
写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改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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