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实以致远 茅于轼先生的生平与学术

　　何帆

　　那还是七年前，我刚刚跨进大学校门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乱翻，无意中找到茅于轼先生的《择优分配原理》一书。这是一本引人入胜但我却无法一口气读完的书，因为书里用的是数理工具，讨论的又是经济学的微言大义。尽管茅于轼先生行文洗练、深入浅出，但我仍费了不少劲才把这本书啃完。对于当年的我来说，这次阅读是一次神奇的 思想探险，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经济理论的魅力。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最让人激动的经历莫过于在多年之后，能够结识自己当年曾追随过的思想先驱。两年前我在天则经济研究所里终于认识了茅先生，此后，每次在天则所遇见这位矍铄而慈样的老人，心中总会生出崇敬和亲切之感。

　　在北京东南的方庄小区，一幢幢高楼丛生林立。天则经济研究所，这家蜚声中外的民间研究所，就设在这里的一幢公寓楼里。从外表看，这里普普通通甚至还有几分简陋。但这却是中国经济学界星光大放送的地方。天则所的成员包括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刘世锦、张宇燕、唐寿宁、张平等一批中国社科院的知名学者，茅于轼先生则是天则所的现任所长和创始人之-。除此之外，茅先生还身兼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和山东矿业大学的兼职教授等职务。曾被美国Marquis世界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选为1993一1994年度世界名人。

　　但是，这些荣耀并不足以体现出茅先生的价值。在我看来，日后如果会有一本记载中国经济学发展历史的著作，那么其中的许多篇章都会提到茅先生的名字。因为，除了他自己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他还一直不遗余力地从事引介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事业，这些工作更是泽被后学、功德无量。

　　一

　　茅先生1929年生于江苏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祖父茅乃登是清末的武官，曾参加辛亥革命。他的父亲茅以新在家中排行第三。中外闻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便是茅于轼的二伯父。茅于轼的母亲陈景湘女士也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父亲陈吟诗是清末的举人，三哥陈章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后又任南京工学院教授。

　　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处世正直，公而无私。他把自己的毕生默默奉献给了我国的铁路建设事业。大学毕业之后，茅以新负笈美国，在普渡大学获得铁路机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他先后投身于浙赣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战爆发后，茅以新先生受命在广西柳州组建柳江机器厂，到1944年日军进犯湘桂时，又负责工厂向贵州的疏散。茅于轼的童年，也便在这连天烽火中转辗于桂、黔、川等地，他曾在6个小学、7个中学就读。抗战时期生活艰苦，一家人清贫度日，常常吃不饱肚子，衣服也是补了又补，时事的艰难反而使茅家的四兄妹更加成熟和自律。他们敬重父母、互相友爱，那种乐观而融洽的家庭气氛仿佛成了他们借以驱散寒夜的火种。父亲工作繁忙，母亲也有操持不完的家务事，茅于轼和他的弟弟妹妹们不仅帮着母亲做家务，还非常自觉的坚持学习，连放假的时候也不松劲儿。长辈的榜样便是好的激励，当年茅家的四个孩子，现在都已成长为杰出的学者；茅于轼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两个弟弟茅于杭、茅于海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妹妹茅于兰是北京师范学校的副教授。

　　抗战之后，茅于轼考入了父亲当年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当时他深受父亲的影响，志向也是要献身祖国的铁路建设事业。于是，大学毕业之后，他便到了东北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当过火车司机，还当过工程师，后来又调入铁道科学院。那时候，他恰当风华正茂，渴望大展宏图。不幸的是一场“文化大革命”风云突变，茅于轼一家也受到冲击。领导里一位自视为革命的街道积极分子。为了立功邀奖、诬陷他们家是资本家，引来红卫兵到茅家翻箱倒柜，大打出手。后来，年已七十岁的茅以新先生被发配到甘肃省边界的一个地方烧锅炉，茅于轼自己在铁道科学院也被划为右派。从此，许多重要课题与他无缘，他的科研成果无处发表，已经出版的书还要把作者的名字改成笔名。但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茅先生仍做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科研工作，他用控制论原理讨论机车牵引热工动态性能；用概率论作了机车牵引热工试验的误差分析，建立了铁路道口事故的概率论模型；还应用变分法推导了列车牵引中的能量方程。但在这时期，茅先生的研究仍然局限在铁道工程学的领域之内，对于经济学，他井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失注。

　　二

　　1975年，中央打算修建一条青藏铁路。这条铁路起自格尔木，计划通到拉萨，全长1200多公里。为此组织了一批专家对这条铁路的设计作技术经济评价。茅先生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正是这次经历使他对经济学发生了兴趣。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仍在忙着从《资本论》中寻章摘句，为政策的变幻做出种种政治上的诠释。茅先生以一个讲求实事求是的工程师的眼光，很快认识到经济学是要研究资源的约束条件下求得效益最大化的问题。他深厚的数学修养更使他-下子领悟到，经济学的本质在数学上就是数学规划问题。非常巧合的是，就在这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线性规划的创始人，苏联经济学家康托罗维奇等人。茅先生在那个闭塞的学术环境里，从一开始就抓住了经济研究的世界前沿问题，这却是他当时所不知晓的。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一个人潜心构造他的经济学世界，终于在1979年导出了择优分配原理。1981年，茅先生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在颐和园举办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到这时，他才正式地接触到了现代经济学。此后，他进一步地阅读西方经济文献，并和自己的想法参祥印证，更加坚定和完善了原先的构思。直到1985年，茅先生应《走向未来丛书》之邀，才写成《择优分配原理》-书，回首遥望，距离当年的思想萌芽已有十年之久。此时茅先生也已调人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从此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经济问题。“十年磨一剑，剑光照人寒”。茅先生的这本书深受欢迎，先后印行7万余册，现早已脱销，据说不久仍要再版，青年经济学家张维迎87年曾在《中国：发展与改革》上撰文评介此书，称这是“一本真正的原著而不是评著，作者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而不是以第三人称的笔法写作”。

　　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便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择忧分配原理就是想直接探讨什么是配置资源的最佳原则。微观经济理论认为，最优分配要使配置到各个领域的资源能有一个统一的边际收益。从理论上讲，实现最优配置有两种方式：一是由一个计划者事先计算出统一边际收益的数值，再按这个计算结果制订计划，调配社会资源。问题在于，复杂经济系统中边际收益的调整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实中没有任何一个计划者能求出全社会各种资源的统一边际收益。理想状态中的计划经济神话不过是一种“计算机乌托邦”。事实上，计划者总是误把平均收益当成是边际收益，创造出许多拍脑瓜式的、一刀切式的比例关系，用以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结果堵塞了资源向更有效的配置调整的渠道，造成了我们熟知的浪费和低效率。看来，只有另一种办法，即走市场经济之路才行得通。因为，按照择优分配原理，无论我们是从哪一种初始分配出发，追求自利的市场参与者总会充分利用价格信号，不断作微量调整，将边际效益低的投入改用于边际效益更高的领域。由于普遍存在边际收益递减公理，最后-切投入的边际收益都会趋于-致，从而达到了最佳分配。从学术贡献来看，茅于轼先生的择优分配原理把微观经济理论直接建立在数学规划的基础上，使经济分析的前提条件和逻辑推理都表述得更为清晰，同时也把微观经济学的制度背景从隐含表述为明显。1990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邀请茅先生前去讲述微观经济学，就是由于看中了他建立的这一特殊的学科结构。从现实应用来看，茅先生的这-原理对我们观察经济现象和制订经济政策都有很重要的启发。茅先生自己也曾用这一理论得到过不少有意义的结论。1986年，他在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时，曾注意到美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很大，最穷的州和最富的州人均相差几达一倍。美国是一个人口流动相当自由的国家，何以较穷州的人口不迁向富州，而使各州的人均收入趋于-致？茅先生翻检了有关的历史记录，发现各州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是大体一致的。应用择优分配原理，可以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原来，影响人们迁移的原因在于各地之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异，人口的自由流动最终会使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趋同。这一结论对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也有很大的启示。也就是说，我们不应不顾客观规律地强求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整齐划一，而是应以消除地区间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为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要靠更灵活、自由的市场机制。

　　从茅先生对择优分配原理的研究可以看出他治学的特点，他总是力图把最基本的原理彻底弄清吃透，发掘简单定理背后的深刻寓意，再用长久思考得来的道理去分析实际问题。茅先生称，他的信念是：“经济理论必须逐条地都可还原为经济现象。一切经济现象也必定有相应的理论可以解释”。本着这样的信念，他曾以在美国的点滴感受为素材，写了一系列随笔，用经济学的原理为普通读者说明市场经济的运作，后来，这些文章又编成一本书，取名《生活中的经济学一对美国市场的考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里既介绍了价格与资源配置、通货膨胀、外部效应、国际贸易等基本理论，还讨论了市场经济的文化、法律及道德背景。这本书旨在引导读者自我思考，体会出自己能掌握的经济学来，这本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茅先生的随笔从此也-发而不可收拾，在《南方周末》、《经济学消息报》等报刊上，都可以经常读到茅先生的新作。一本新的随笔集《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也已交给四川文化出版社，大约今年年底之前就可面世。茅先生在教学生的时候，也不忘引导他们用经济学去回答日常生活中-些基本的问题。去年他在北大演讲时，给学生们出了八道经济学问题。例如：交换是否等价？投机饶的钱是创造出的财富还是别人口袋中的钱？为什么穷国和富国的工人同工不同酬？这些问题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遇到，但实际上却很不容易回答，里面包含的理论都是相当尖端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也用茅先生的这几道题测测自己的经济学功底。

　　三

　　伴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人们的道德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滑坡。旧有的传统伦理经过文革的冲击早已七零八落，而极左的所谓共产主义道德又面临着灾难性的信仰危机，一时间自私和欺诈的行为四处蔓延，公众对社会公德的冷漠态度和暴力等恶性事件的滋生正破坏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茅于轼先生早在1986年前后就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十年来，他在国内外发表一系列讨论道德与经济的文章，并于1989年完成了《新经济体制下的道德观》一书。这是他呕心泣血的一部力作，但却几经周折，迟迟未能发表，直到今年，才将多次修改后的文稿交给了广州出版社。我在1994年曾从他那里索得此书的一份拷贝，有幸先睹为快。我想这是一本值得向每一位读者推荐的佳作。它一路娓娓道来，宛如茅先生平日里那低缓而清晰的江南普遍话。书中主要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参考了大量伦理学方面的著作，把人类道德伦理学方面的著作，把人类道德伦理的起源和演变一一用经济理论加以剖析，能使人对感觉无所适从的道德难题豁然开朗。茅先生把道德释为自私的人们寻求互利而规定的社会规则。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能使大家都得利的最佳途径便是自愿条件下的交换。但交换成为一种制度却只是这二、三百年之内的事情。自然经济条件下物质贫乏，个人间的逐利行为常会掉进零和对局的困境，克已复礼、重义轻利才成为道德的基石。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维持家庭伦理就等于维护社会秩序，因而等级制又成了传统伦理的核心。市场经济下交换能得以最完善有效的保护，交换将带来每个人利益的增加，因为它促使每个人都发挥其比较优势。经济的发展要求人们在观念上更新、扬弃传统道德、重建市场经济下的新道德体制。另一方面，新道德体制的成长也需要尽快确立自由、平等的市场机制。

　　我很担心我的这一段并不精彩的转达会使读者误以为茅先生的书中都是些干巴巴的说理。事实上，他引经据典，旁证博引，更为可贵的是，还从报纸上摘引了大量改革中发生的新闻，用这些实例使一个个鲜明深刻的观点跃然纸上，初读此书，就觉得茅先生针砭时弊的杂文笔法读来特别畅快淋漓。好书耐读。当我又读过几遍之后，已能渐渐品出茅先生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是一位堪称“社会良心”的学者对人间冷暖的深切关怀。我相信这本书能使头脑混乱的读者思路通畅，能使内心不安的读者心灵安宁。

　　四

　　在我的同学中，许多人知道茅于轼这个名字都是从读他和汤敏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开始的。可以毫不夸张他说，这套书已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生必读的参考书。在已经出版的两册中，收入了杨小凯、钱颖-、田国强、陈平、易纲、邹纲、王建业等一批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员的论文，介绍了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非线性经济学、对策论等经济学新兴领域，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影响深远。茅先生为这套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付出了很大心血。他从1987年就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国内联络员，协助学会在国内普及现代经济学理论，出版过许多图书杂志，其中比较流行的除《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之外，还有一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从1988年起，茅先生还一直担任学会刊物《中国经济评论》(在美国用英文出版)的顾问编辑。

　　茅先生有那种典型的望之渊默、即之也温的长者风范。他和许多青年经济学家都保持着半师半友的密切往来，在青年学者中威望甚高。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次是杨小凯回国其间到天则所做报告，他一进门，顾不上和众人握手，就满屋子嚷嚷要找“茅老师”。当年杨小凯的第一本著作拿给茅先生看，茅先生把书中的每一个定理，每一个公式仔细做了推导。在那本书中杨小凯的思想还只是初步成型，茅先生便看出他的不凡。在此后的许多场合，茅先生总是不忘为杨小凯的思想做宣传和赞扬。他看到年轻人发表了好的文章，常会亲自去信讨论问题，也以此表示鼓励。他和盛洪的交往便是这样开始的。茅先生在1989年的《中国：发展与改革》上看到盛洪的一篇《中国经济需要制度创新》，非常欣赏文中的见解，便去信和盛洪切磋，他还谦逊地说，“盛洪是我学习制度经济学的老师”。对于青年学者的成长，茅老师总是鼎力相肋，呵护有加。当年，宋国青从地质系毕业，被分到西安的地质局。茅先生深知这是对人才的埋没，他亲自找到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周麟，拍着胸脯为宋国青打保票，说他一定是个经济学家的好料子。由于茅先生和许多热心人的奔波，宋国青最后才又被调回北京。张维迎、平新乔、栗树和、梁天征，……，在茅先生的这些青年朋友背后，也许还有着更多类似的佳话……

　　五

　　1993年，茅先生和盛洪、张曙光、唐寿宁等，与从事文化事业的大象公司共同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天则”这-名字，取自《诗经》的诗句“天生丞民、有物有则”，意指自然之规则。这-名称表露出天则经济学家对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爱好。研究所创办之初，是由盛洪担任所长，盛洪在1993年秋天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作访问学者，茅先生便承担起所长的担子，从此一直干到现在。天则所在这两年多来做出的成绩是骄人的，如第一批关于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已先后完成，举办了60多次天则双周论坛，编辑出版了《中国经济学1994》等。此外，他们还走出象牙塔，致力于将经济学“产业化”，完成了亚洲开发银行、福特基金会和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委托的多个项目，在国内也完成了“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发展战略”、“西安金融中心地位与城市发展模式”、“天津电解铜厂改组设计与论证”等咨询、研究项目。由于这些学术研究和咨询活动的成功，也由于天则所为中国新生的民间研究所的代表和旗帜，它已吸引了许多中外媒体的追踪报导。美国《时代》周刊1995年6月采访了盛洪和茅于轼，《商业中国》在1995年6月曾在报道中介绍过天则所，敏感的香港新闻界更是领先一步，在1994年10的《中国时报周刊》中，就有一篇关于天则所的专访。在国内，《经济学消息报》和《长江经济导报》几乎每一期都有关于天则所活动的消息。

　　临到这篇稿子快写完时，我才想到自己还没有想妥一个结尾。为此我又拨通了茅先生家里的电话，请他谈谈他的心愿。他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中国能富起来！”关于中国的经济学，他希望能走出一条和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不一样的道路。他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工作者身上，叮嘱他们一定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并且要努力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让我们和茅先生一起，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和中国经济学的未来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