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长三角与东三省经济发展软环境：谁来领跑

　　新华网南京12月28日电 谁领跑市场经济新秩序？--透视长三角与东三省经济发展软环境

　　新华社记者 陈琪、王军

　　眼下，天寒地冻的东北大地热潮澎湃，令人憧憬的各项发展规划相继推出，形形色色 的专家研讨应接不暇，声势浩大的招商活动次第展开……种种迹象表明，我国政府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新经济方略，已紧锣密鼓地进入了实质性操作阶段。

　　人们寄望“振兴东北”的无限商机，同时也热切关注――曾在计划经济的轨道上领跑中国经济数十年的东三省能否迅速转轨，营造出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和长三角等区域一起挺立潮头。

　　体制反差大于经济落差

　　改革开放之初，东三省与长三角相比，如同“龙王”与“叫花子”。东北是拥有巨量国有资产的大区，被称为“新中国工业摇篮”，当时中国约有60%的工业家底集中在东北。而长三角地区除了上海，一直是“鱼米之乡”，很少有上规模的工业布局。

　　时移势迁，中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潮头渐起渐高，长三角和东北两大经济区域因为不同的体制环境，前后20多年间沉浮变迁，呈现出了迥异的发展态势。

　　计划经济时代风光无限的东北地区在市场化进程中患上了严重的不适应症，从此沉疴不起。近年来，东北三省工业总产值在全国所占份额一路下跌，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位不断后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受市场经济大潮洗礼的长三角却如鱼得水，经济发展高歌猛进，已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的龙头。

　　长三角何以迅速崛起？拥有雄厚资源的老工业基地何以在区域竞逐中日渐衰败？

　　“东北的落后是一种体制的落后。”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张二震认为，东北与长三角现实的差距，表面上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差，实质是体制的巨大反差。

　　20多年来，几度外资涌入中国的高潮以及民资激荡的风云，丝毫没能改变东北作为国有经济“大本营”的底色。目前，东北三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依然高达80%左右。反观长三角，如今已是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三分天下”。

　　“东北是被体制弊端捆住了手脚的‘巨人’”。东三省和长三角两地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对此有着惊人相似的看法。江苏省吴江市市长马明龙认为，东北的困境只是暂时现象，一旦体制理顺，东北将爆发出惊人的发展潜力。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祁玉民说：“东北的国有企业最缺的是机制和环境。”

　　在东北，计划经济观念仍然有强大的主导作用和惯性作用，计划虽然消失了，但人还在，观念依然，习惯没变，特别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一套价值体系还在，而这在长三角是无法想像的。

　　东北最缺长三角的软环境

　　发达的交通、密集的城市群……东北经济发展的一些硬环境，长三角至今望尘莫及。而在思想观念、管理体制、政策法制、社会信用以及人才环境等经济发展的软环境方面，东北却又与长三角有着天壤之别。

　　“政策不足服务补。”这是几年前在长三角颇为流行的一句话。很难想像，资源短缺且无政策优势的长三角当年如果没有过人的软环境，会有今天外资的聚集，民资的勃兴。

　　“营造软环境，最根本的举措就是政府观念和行为的转型。”江苏省吴江市市长马明龙说，政府应成为市场的动力而不是阻力，长三角地方政府，大都已完成从“指挥经济”到“服务经济”的职能转变和从“父母官”到“公仆”的角色转换。

　　在长三角，地方政府在改革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为体制环境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显现的是政府多引导少干预的“无为”；苏南以外资经济见长，政府注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性”；上海有强大的国有经济，造就出政府的“强势”。但无论“无为而治”“理性执政”，还是“强势政府”，功能都是一个：创造更好的投资、发展的环境。

　　江苏省常熟市委副书记秦卫星说，现在当地政府基本上就做三件事，其一是营造经济发展的氛围，创造软环境；其二是为企业发展、为百姓创业提供各种服务；其三是打造优良的硬环境。

　　如今，长三角服务型政府已见端倪。地处苏南的吴江市甚至承诺，凡是企业围墙以外的事由政府办，让企业潜心搞好生产经营。而东三省地方政府大多数还停留在管理型政府的传统中，忙碌地参与着各种经济活动，却无暇关注本地区市场经济因素的培育。

　　再造软环境：重在突破体制性障碍

　　一位企业家说：“在东北，政府老为企业操心，经常替企业办事，非常累，企业也被折腾得很苦。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我们的政府是一支闲不住的手，能把这只手调节好，管住，比什么优惠政策都重要。”可是，这话说起来，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是一肚子委屈：“国家把巨额的国有资产放在这里，让我们管理，不管难道不是失职吗？”

　　经济学家张二震认为，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可以用“量”来衡量，相对容易达到；而软环境则是“质”的提高，它体现社会的进步程度。在这种意义上，后者的实现更为关键和艰难。就东北地区而言，庞大的国有资产应适当民营化和多元化，只有当产权制度进行了变革之后，政府才能够更多地退出经济活动。

　　事实上，在长三角，同样经过了体制的转换，政府才腾出了“管理的手”，解放了“服务的手”。常熟市委副书记秦卫星说，过去我们政府也是干预当地乡镇企业的经营，甚至连生产多少产品、引进什么样的设备都要管一管，慢慢地发现企业越管越死。这并不是政府一定要管，而是有政府的投入，就必须要负责。只有随着产权的明晰，政府才得以退出微观经济管理层面。如今，常熟市95%以上的企业都已经实施的产权制度改革，这为政府职能的转换提供了前提。

　　辽宁拥有7000亿元的产业资本，4000亿元的国有工业资本，除此，每年还形成近200亿元的增量产业资本。辽宁省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松认为，僵化的体制、过高的国有比重、过低的效率是制约东北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改变企业所有制结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则是当务之急。目前，东北各省已制定政策推进国企进入市场，这为民营资本和外资的进入提供了条件。黑龙江省在今年上半年成立了以经贸委为主导的国企改革推进小组，主要目标就是重组黑龙江400家国有以及国有控股的一批大中型企业。辽宁省政府的一份规划中也明确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使之成为推动老工业基地调整和改造的生力军。”

　　长三角的现实表明，经济发展的内涵正在由政府主导向引导转变，谁领跑市场经济新秩序，谁就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不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