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26日，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利用一家面积仅12平米的理发店门面开业，代理买卖飞乐音响、延中实业两只股票，中国证券流通市场从此起步。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上市股票仅有八只，总股本不足10亿元。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开业，全天勉强成交一单交易。20年后，上交所已有933只股票，总股本21683亿，是开业时不足10亿的总股本的两千多倍。深交所有1131家，总股本4924.54亿，是开业时1亿多总股本的四千多倍。

1993《公司法》出台，股份公司的设立、合并、分立和发行股票的条件等内容被写入了法律，股票的法律概念被正式明确。1998年《证券法》颁布实施，从根本上结束了我国证券市场缺少法律、无法可依的历史。围绕两法，中国证券市场一系列配套规章制度相继出台。《证券法》明确规定“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三公原则从诸多层面深刻影响中国资本市场。

    1987年9月，国内首家券商深圳经济特区证券正式成立，经过23年的发展，目前国内已有106家证券公司，15家上市券商。截至2010年6月30日，106家证券公司总资产达到1.8万亿元，净资产5053.44亿元，受托管理资金本金总额为1755.51亿元。
    券商行业的发展并非坦途。券商初生时，个个血气方刚，存在挪用保证金、违规理财、集中持股等诸多问题。“327国债事件”的爆发，即是这种隐患最直接的体现。327国债事件导致万国证券倒闭，最终申银证券吸收合并万国证券，成立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尽管此事件震动了当时的证券界，但券商行业并未有实质改变，2003年下半年起，整个券业进入风险集中爆发的阶段。行业连续亏损，资金缺口巨大，挪用客户资产、坐庄等违规问题普遍。
    面对乱局，证监会开始了为期三年、刮骨疗伤式的整顿，过程痛苦而艰难。2003年8月，证监会明确提出了“三大铁律”——即券商不得挪用客户保证金、委托资产和托管债券，并在2004年及时启动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工作。2004年1月2日，昔日龙头老大南方证券正式被中国证监会和深圳市政府实施行政托管，步其后尘的是同样大名鼎鼎的德隆系。三年间，证券行业大清理，共处置了30多家高风险券商，指导重组了近20家风险券商。
    通过大整治，券商行业得到了净化，并最终在2006年后的大牛市中与资本市场一起成长起来。

    1992年11月11日“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被市场看作是投资基金起步的标志。“淄博基金”引领了一波投资基金的成立热潮，到1997年，国务院证券委正式发布《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宣告了老基金的结束，公募基金的开始。1998年，南方和国泰基金率先成立，并迅速发行了开元和金泰首批两只基金。华夏、华安、博时、鹏华、长盛、嘉实、大成、富国等公司也陆续成立，这批公司后来就被市场称之为“老十家”。
    2001年，华安基金发行了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2002年11月，证监会颁布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其后，QFII公布的上市公司调研名单充分显露其价值投资取向，这对当时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多人开始认识到原来国外大机构都是以研究为先导，挖掘价值，不做选时。2003年，以基金为主导的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掀起一波轰轰烈烈的价值回归行情，伴随这一轮行情里石化、汽车、金融、钢铁、电力“五朵金花”的大放异彩，“价值投资”理念的主流地位成功确立。
    尽管市场涨涨跌跌，但长久来看，基金的专业投资能力已显露无遗，截至今年三季度末，上证指数过去七年的累计涨幅为94.25%，同期全部偏股基金平均累计净值增长率为300.68%，超越大盘206个百分点。

    第一代股民在中国股市初创阶段入市，他们的入市原因不一，归纳起来，被动入市的居多，可谓“被入市”的第一代。
    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小型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股份制尝试，最初的股票开始出现。这一时期，股票一般按面值发行，大部分实行保本保息保分红、到期偿还，具有一定的债券特性；发行对象多为内部职工和地方公众；发行方式多为自办发行，没有承销商。
    当时国人对股票尚不熟悉，政府动员党员干部认购股票，不少党员干部为了完成股票发行任务而被迫买股票，因此“被入市”。
    而“杨百万”们，或因下岗、或因离职，主动或被动地进入股市把炒股当成职业。深圳“810事件”后，随着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各种规定相继出台，此时政府公职人员不得炒股，多数党员干部股民退出股市，其他第一代股民也大都退出股市，至今仍活跃在股市的第一代股民屈指可数。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开始逐步纳入全国统一监管框架。这之后入市的投资者可归为第二代股民。
    和赚得盆满钵满的第一代股民相比，第二代股民见证和亲历了股市的大起大落，大都有惨痛的亏损经历。

    市场上一般把2001年至2005年这五年大熊市中入市的投资者称为第三代股民。在此期间，基金、保险资金、QFII等机构投资者纷纷入市，逐渐改变了散户占主导的局面。

    股权分置改革启动之后进入股市的可谓第四代股民。他们进场大多是沪指跌破千点后，恰好赶上了2006年、2007年的大牛市，见证了6214点的高峰，但到了2008年，股市大跌，也经历了低谷。他们在短时间内经历了牛熊转换，迅速成熟。

    总体上看，资本市场为国民经济各行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根据中国证券报数据中心统计，二十年来，通过股票市场募集的资金达35711.75 亿元。其中，首发募集资金18338.65亿元；配股募集资金4226.8亿元；增发募集资金13146.3亿元，其中4986.11亿元为非现金认购股份；通过认股权证募集总额355.92亿元。
    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在推进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根据Wind数据，在沪深两市全部2441家上市公司中，实际控制人为国资背景的，包括中央国有企业、中央国家机关、国资委、地方政府、地方国资委、地方国有企业和大学，共有1024家，占42%。
    国有企业大量上市促进了国有企业体制的变革。2003年，国资委选定宝钢为央企董事会建设试点企业。经过七年努力，到今年6月，国资委已宣布新增8家企业推行董事会建设，而至9月中旬，这一数字已更新为32家。前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多次公开场合表示，董事会制度建设一直是国资委各项工作的重点，也是国企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此外，市场化的并购重组在资本市场舞台上不断上演，资本市场为投融资双方自主交易提供了高效平台，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

    首先，从技术上看，2005年至2008年剧烈波动中，确认了1500点的底部。而 2009年以来的后金融危机时代，可以看成新的价值中枢确认阶段，虽然这个过程仍在进行，但从长期来看，价值中枢不断上移将是大势所趋。
    其次，二十年间政策对于市场的调控方式不断地变化，从政策扶持阶段的纯行政性干预，到政策倒逼阶段注重制度化建设，再到准市场化阶段制度化建设趋于完善、并逐渐转向市场化调控方式。这种转变过程有一定的必然性，也预示着未来政策主线的发展方向：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股票实现全流通，股价以及股指的运行趋势也越来越贴近于上市公司基本面以及宏观经济的运行趋势，这就要求政策调控从直接针对股市转向通过作用宏观经济而间接作用于股市；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加入 WTO，以及在资本项目上逐渐放开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趋势下，国际因素对于中国经济乃至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日渐增强，而且中国因素也已开始影响世界，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与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要求我们的政策调控方式与国际接轨。
    最后，在资金市的主线上，根据历史经验，无论是从经济流动性、货币流动性、市场流动性三个层次上观察，还是从货币缺口的角度去解析，流动性状况归根结底是对于宏观经济的反映。因此，只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势头不改，只要人民币长期升值的趋势不变，那么，充裕的流动性就将支撑中国股市长期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