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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麟
近来媒体在报道郎咸平教授时，往往从道德角度出发，将其塑造成一个人格高尚、敢于直言的孤胆英雄形象。对此，“研究都是以数字说话”的郎教授并不赞同。在接受《外滩画报》记者采访时，他开门见山地说，这种神化的赞誉“似乎抹杀了我真正科学的贡献，将我推上了以道德角度批判企业的神坛，这种传教士形式的批判绝对不是我的专长，而且也
有悖于我这几十年严谨治学的科学训练。我相信我对这个社会的真正贡献就仅仅只是这个科学的态度而已”。
郎教授的这番话令人耳目一新，以前可没听过哪个内地经济学家将自己的功绩仅归结为“科学的态度”。同时它也有力地解释了现实中一个尴尬而蹊跷的现象———在国人广为关注的“郎顾公案”中，经济学家缘何都成了“沉默的羔羊”？
由于经济学界对郎咸平所表现出的集体失语，使得舆论一时为之哗然，纷纷探讨其原因。有人义愤地指责他们对社会公正问题漠不关心，没有彰显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良知”；有人理解地认为，社会制衡力量和保护监督机制的缺席，使得经济学家存在后顾之忧，不敢放胆展开对资本和经理层的监督；还有其他种种质疑和猜测。受郎教授这番话的启发，笔者认为，经济学家科学态度的缺失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经济学家理当具备基本的科学态度，因为经济学是一门“把人类行为当做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处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虽然在19世纪之前，经济学是以道德科学的面目出现的；但19世纪中期以后，以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和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为代表，已经努力让经济学摆脱价值判断，使其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实证科学了。
中国不缺经济学家，并且经济学的显学地位让他们活跃于各个领域。如詹小洪教授的《京城十类经济学人》所描述的那样———决策圈经济学人、议会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讲坛经济学人、课题经济学人、绿卡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民间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报章经济学人。并且其中一些人能通过“玉泉山上雕文字、皇城根下出思路、三里河边作规划、勤政殿群儒舌战”等途径，对经济决策施加相当的影响。
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缺不缺在专业研究上拥有严谨科学态度的经济学家呢？答案让人相当失望。不赶场凑热闹、肯坐“硬板凳”、对问题做持久研究和探索的经济学家不多；能不被物质利益所诱惑，能超脱价值判断，以公正客观的态度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很少；能在良知的指引下，负责任地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发出独立声音的经济学家更是屈指可数。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认为，经济学家应努力“以科学的态度来探讨他们的主题”。扪心自问，中国有几位专业人士做到了这一点？借用林肯总统的一句话———“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应该明白，既然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在科学面前，显赫的名声毫无用处，它是一个自我校正系统，任何错误在其中都不可能长期隐瞒下去，只能老老实实地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公共言论都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之上，这才应该是经济学家不懈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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