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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无疑是孤独的。他对海尔、格林柯尔、TCL等企业的一系列“炮轰”一石击起千层浪，但也与经济学家们的“主流话语”是那么的格格不入。格林柯尔的老总顾雏军已经在香港对他提起诉讼，他没有畏惧和妥协，让他感到唯一遗憾的是“整个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我”(8月20日《北京晨报》)。终于有经济学者表示“有话要说”，却在奉劝他“学者不能把企业家作为敌人”，郎的做法已“超出了学术范畴”，是“对企业的不负责任”(8月21日《上海青年报》)。而少壮派的经济学者赵晓则以“他没有向我们征询意见”为
由解释了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8月23日《北京晨报》)。
为什么经济学家会“集体失语”？我想绝不会是因为郎没有向经济学家们“征求意见”。首先，郎咸平发表观点没有必要向别的“主流”经济学家征求意见；其次，郎咸平反映的国资流失问题有目共睹，“明察秋毫”的经济学家们心知肚明。
经济学家们之所以“装傻”，是来源于这样的理论依据：任何改革都需支付社会成本，国企改革同样如此。这个成本就包括在改革过程中国资的流失。如果国企不改制，它就像会“冰棍”一样融化，同样要流失。既然改与不改都存在流失，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国有资产宁可流失也不“坐失”。经济学家的精打细算里边的确有着一套“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这样的理由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但是这样的盘算却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最为核心的原则，那就是社会公正原则。
不得不说，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国企民营化浪潮恰恰是以社会公正为代价的。国企产权名义上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但是真正的产权所有者在国企产权改革中却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竞争的产权交易市场，没有保障公众利益的健全的法制建设和有效监督，在这场汹涌的产权改革浪潮中，必然是国企管理者们摇身变大股东，必然是民营企业猛挖国企墙角，必然是国资的大量流失，必然是国企全体股东利益的受损。郎咸平的观点也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但是他揭示出“民企正在进行一场瓜分国资的盛宴”却是一个事实。
很多经济学家们相信，产权改革让国企产权从全民所有过度到少数人所有，固然有社会不公，但是这不过是改变了资源的分配方式，并且形成了市场的有效竞争机制。在他们看来，公共财富分给谁无关紧要，关键是形成了竞争，社会经济得到总体增长。但不要忘记，市场经济首先是“公正经济”。没有公正，没有起点平等，没有规则平等，就没有公平竞争。而不公正的“竞争”必然存在超经济利益壁垒，平均利润率无法产生，要素的自由流通与优化配置就无从谈起，市场机制非但不能有效建立并发挥作用，反而带来更大社会不公正。
因此，社会公正不仅仅是社会学家才关心的问题，也应该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效用”和“福利”是经济学家们的口头禅，而片面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就能带来社会总福利的增长。即使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要求出发，面对社会不公正，经济学家也应该当仁不让发表自己的声音。郎咸平事件中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说明了经济学家们对社会公正问题的漠不关心，这不是正常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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