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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湘源
又一出枪打出头鸟的闹剧眼看就要上演。
香港教授郎咸平对格林科尔连续名为收购实为掠夺境内上市公司国有股的责疑，格林科尔保持沉默，而格林科尔的老板顾雏军则以个人名义向法院告其诽谤。
不能不承认，顾雏军不仅够厉害，而且够聪明。你郎咸平可以以学术分析的名义炮轰我，我顾雏军则以法律诉讼的方法打击你。你的学术分析尽管大胆推理，无可争辩，我则通过法院来个反客为主，要你辩方举证。在学术争论中，立论正确永远是第一位的，证据详实与否大可小心求证，而在法院庭审中，一个细节的出入就有可能推翻一个结论。不是吗，有家著名的财经媒体发表的责疑某上市公司操纵财务报表的文章，尽管在作者看来结论未错，但就是因为对某个事件的分析存在某些出入，于是被指责为“没有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全面地描述、披露有关事件，而是采取有选择性地使用混淆视听的资料，以自己的主观臆断来推测、断言”而败了诉。法院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求证的只是个别结论的是否成立，至于别的事实哪怕是更多的事实是否会被判决的简单倾向而淹没，它就不关心了。因此，对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学术批评，用同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法律诉讼来对付，确实是一个好方法。如果法院可以轻率地介入学术讨论，在学术讨论中毫无胜算的一方，往往可能通过诉讼轻而易举地令对方缴械投降。
郎咸平身为资深教授，有权利将自己对上市公司的责疑称之为学术分析。学术界绝不容许企业家以威胁口吻发律师函来践踏以研究为本的学术自由风气。伏尔泰有句名言：我可以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不管香港法院将如何受理这起顾郎案，大老板的财大气粗永远也无法令有良心的学者失语，这是可以断言的，同时也是值得庆幸的。
值得庆幸的正是对上市公司行为规范的批评由于学者教授的介入不仅大大提高了其威慑力，而且有可能受到学术保护而不惧律师函的威胁和司法诉讼的干预。尽管上市公司作为公众性企业，理所当然应该接受投资者包括媒体的质询和监督，但是，现在的情况却往往是只有上市公司隐匿信息扭曲信息和不对称披露信息的权利，投资者以及媒体的质询权和监督权却得不到充分的保护。上市公司对无关痛痒的批评大可置之不理，而一旦真正触及其痛处，则往往采取枪打出头鸟的方式，动辄发律师函，以诉诸法庭来威胁。上市公司用这种方法不知掐断了多少有可能引起爆炸事件的导火线。试问，在上市公司可以动用向投资者募集的资金来雇佣专业的会计师和律师为其服务的情况下，一般的个人投资者又有什么能力去查明被故意隐藏在各种可疑现象背后的复杂的真相呢？而如果法律并不着意保护投资者权利，那么，又有哪一个关心上市公司行为规范的投资者包括来自草根阶层的撰稿人有可能同财大气粗的大老板和纵横捭阖的大律师去较量呢？正是由于对上市公司的质询权和监督权无法得到充分的保护，处在弱势地位的投资者才不得不企求于学者的良知和学术的尊严。
平心而论，郎咸平的学术研究跳出了一般经院文章的风格，似乎有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追求，这使得他提出的观点常常一鸣惊人，而所作的具体分析从相关的专业角度看来则不免不够严谨。但是，瑕不掩瑜。他所批评的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的现象、MBO剥削国有资产的倾向，以及庄家行为带来的系统风险，无不切中了要害，给人以警醒，表现了维护投资者权利的勇气。与郎咸平的敢想敢说形成对照的是境内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某些经济学家可以热衷于为利益集团的主张说话，或者以独董的身份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却很少有人有可能真正代表投资者的利益向上市公司发难，这是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广大投资者宁可欢迎冒冒失失的郎咸平，热情地称之为“郎监管”，而不愿意听到那些利欲熏心却又不甘寂寞的名家权威老是时不时地发表一些容易引起股市震荡的高谈阔论。
大老板枪打出头鸟，打的不只是一个郎咸平。他们想要掐灭的是经济学家的良知，想要阻断的是经济学家的学术批评和投资者的维权质询的紧密结合，想要破坏的是资本市场公开、公正、公平和公信的市场秩序，所以，打在郎咸平的身上，却不能不痛在广大投资者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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