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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梁晶工作室共同策划推出了《探求智慧之旅》一书。初闻廖理、汪韧和陈璐三位先生所著的这本书，我的第一反应是，“又是一本访谈”。打开书，读完其中一、两篇，我已相信，这决非一本普通的访谈报道集。待到读完其中的主要篇章，我已为书中内容之博大，论述之精辟所折服。虽然这本访谈的主要服务对象，仍然是普通大众和实际工作者，以其论述之精、之专与之深，称之为当代重大经济问题论文专集，委实当之无愧。
既为折服，便亦有感。清末康、梁为推动戊戍变法，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推荐给皇上和国人时， 曾既是褒扬，亦是感叹地说，《国富论》以一书之力，奠定自由市场制度之基础，富一国之民，其盖 世之功，无与伦比。
将当年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国家的富强，主要甚至全部归功于一部经济学著作，当然是有失公允。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理论水平，既反映和代表该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整体发展水平，又是推动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
虽然中国的有识之士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初接触便十分赞叹，但无论在戊戍变法之前还是之后的多数时间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统治者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中国对西方的学习， 注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忽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当这一思想达到极端时，中国对西方采取了几乎完全排斥的态度。
中国的国门时开时关， 开时也或大或小。每当国门开得稍大时，中国人便惊讶地发现，“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西方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又达到了一个超乎想象的新的高度。以经济学为例，自中国人知道亚当 斯密，已是百多年光阴。在这人类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几代人、数以百计的优秀经济学家通过他们的辛勤耕耘，添砖加瓦，已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庞大、丰富的体系。 中国人勤奋好学，发现自己落后了，便要急起直追，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顺其自然，往往会有一大批对西方名人的“采访”、“追踪”、“访谈”之作，应运而生。这些作品中的内容，虽是名人之言，却多是名人杂感、闲谈之言，读完之后，对读者最大的帮助，当在茶余饭之后，而非思考求索之时。廖、汪、陈之作，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在于他们访谈的宗旨，是要到西天去取真经。为此，他们自己先做了许多功课。从选择采访象，拟定采访题目，到提问方式策略，无不细致推敲。每次采访，都有备而去，有的放矢而问，被采访者也都是择己所长，有备而谈。三位青年学者这种认真、踏实、细致的态度，加上他们堪称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终使我们有了这本值得细读的访谈之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廖、汪、陈通过对哈佛和麻省理工最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的访谈，对当前经济学的很多重大问题，得到了具有真知灼见的权威回答。现试举一二。
克鲁格曼，多恩布什，瑟罗，索罗，莱斯特等人令人信服地指出，世界经济正在朝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敢于和世界各国交往必然导致落后。但以为打开国门就自然可以快速发展，享有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好处，也是幼稚的。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今天，各国在财政、货币、 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等问题上，仍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全球化和一体化后，一国在制度和政策上的失误，会引起更加剧烈的反响，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因此，如何使一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更加健全和完善，成为一个不可稍加忽视的重大问题。
莫迪格里亚尼，博迪等人对金融体系、外汇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论断，令人感叹-金融体系的创新和发展，也是日新月异，决不亚于技术和产品的开发。对已经如此发达，且仍在不断发展的体系，应该如何管理，方能得其利而免其祸？博迪直言，应以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来取代传统的银行，乍听虽让人感到难以想象，细读后却让人感到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虽大胆，却绝非妄言。 细读各位权威的精辟论述，不难发现，对访谈所涉及的当代重大经济问题的讨论和回答，谨有当年亚当。斯密当年“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已经远远不够。访谈告诉我们，在方法论上，当代经济学对信息问题、合同承诺的可信度问题的研究，实是我们深刻理解纷繁复杂社会经济问题的基础。
读完这本访谈，再次感受名家的风范与思维，一 个老问题又重新在我心中提出：何时国人在经济理论 和经济思想的创新上，才能有更新、更大的作为呢？我想，中国人的个人素质是不亚于任何优秀民族的。访谈一书中，华人经济学家罗闻金和王江与哈佛、麻省理工其他代表美国乃至世界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同堂议事，在自己的领域名列前茅，学术水准不输他人少许，就是令人鼓舞的证明。 除此之外，更有 以钱颍一、杨小凯、田国强等为代表的一 批中国经济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崭露头角，其杰出学术成就，为全世界经济学界所承认和称道。
问题既不在个人素质，就要另找原因。细心的读者可以注意，访谈中的名人谈问题，均限于自己下过真功夫，有深刻研究的领域，而非无事不知，无事不哓，满天乱侃。即使在自己所专的领域，这些大人物也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里，我们既要承认有个人学术道德和风格的差别和魅力又不能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可以相信，在思想产品和学术市场上，有如在产品市场上，当伪劣假冒不 再吃香时，创新和效益就会得到鼓励和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不但要学西方的经济思想，更要学 西方的学术评估体系和制度，鼓励大家做扎实学问，获真才实学。这样，中国经济学界才能象哈佛和麻省理工那样，产生一批又一批具有大家风范与思想、真知灼见的一流经济学家。希望廖、汪、陈三位优秀学子，届时能再写一本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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