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人类命运

　　“资本主义研究丛书”在中的几位作者大都是政论家，而政论家的议论总是海阔天空，无所不包。这给评论这几本书带来困难，尤其是很难以经济学的眼光来评论它们。然而，我的信念告诉我，对历史与现实，总有一种最有意义、因而最正确的描述。从关注人类长期的、根本的命运出发，是正确解释历史的唯一途径。离开这一点，不论是哲学家的梦幻，还是史学家的挑剔，抑或是政论家的一惊一乍，都与人类审视自己的智慧无缘。有了这样一个支撑点，我们就有了评论这几本书的钥匙。

　　“公共领域”的扩大--人类发展的悲剧？

　　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人们就谴责资本主义侵害了人的自由权利。约翰·基恩的《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也进行这种谴责，但他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大和官僚主义力量的膨胀。“从前被公认是限制滥用职权的主要手段的民主，现在变成了丧失自由权状态的伙伴；而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变成了现存官僚主义的同义词”。几个重要论点是：(1)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都生活在官僚主义机构不断延伸的阴影之下，一个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都在官僚主义的约束之下；换句话说，官僚主义突破了国家层面，进入了社会层面；突破了公共层面，进入了私人领域。(2)官僚主义希望管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全体居民，而管理内涵日益专业技术化或非政治化。(3)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官僚机构内部很难取得一致，官僚机构的霸权很难自然而然地取得成效，这个制度容易受到瓦解和政治化危机的影响。这种趋势不断地刺激了对立的公共领域的发展。这本书收集的几篇论文都突出批评了社会民主主义促进官僚主义的社会后果，确信晚期资本主义必须彻底改革。

　　作者的理想是实现独立自治的公共生活，为此，要在理论上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进行探索。从战略上，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被设想成为一个把决策分散到大多数公共领域中的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作者是从一种理念出发倡导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但是，“公共领域”的扩大难道没有一种必然性吗？这种扩大总是会导致“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吗？读者从基恩提供的理论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可以的，但最终恐怕要通过现代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找答案。

　　东西方对抗结束后，要出现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难道人类注定不能摆脱对抗的命运？

　　法国是一个容易出“左派”的国度，看来米歇尔·阿尔倍尔这位曾担任法国计划总署署长的人又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1991年出版后成为一本畅销书毫不奇怪。

　　不能指望这本90年代初的畅销书，基本观点到现在还能经得住考验。这本书的写法是畅销书的写法，结论也是畅销书式的：苏联的解体使得资本主义的两种模式的对立凸现出来了--一种是注重集体成功、共同决策和长期利益的“莱茵模式”，包括德国、瑞士，还包括日本，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北欧国家；另一种是建立在个人成功基础上，并追求短期利润的“新美国模式”。“近十年的历史表明，前一种模式，即莱茵模式，是最有效、最公正的”。这个结论是否过于武断？作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说这种分析是过于“漫画化”了。这为10年以后的改口埋下了伏笔。果然，在10年后，米歇尔·阿尔倍尔为这本书的中国版本写序言的时候，承认了当时自己预见不当，“我自己也确实没有想到近几年出现的这种令人瞠目的转折，美国经济正遥遥领先于欧洲经济，尤其是莱茵国家经济……莱茵模式的衰落是始料未及的”。但是，作者还是换个角度继续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莱茵模式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些价值观是把经济效率、社会互助和团队精神结合在一起的价值观。作者认为，欧洲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欧洲已经取得了成功，未来的希望更在于建立“大欧洲”。

　　如果让当代中国的政论家读一读这本书，会学到一种教训。

　　民主的合法性＋企业的生产力＝“新资本主义”？

　　W. E. 哈拉尔的《新资本主义》讨论的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政治转变。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在二战以后发生了两次大的政治转变，一次是60年代的民主运动，学生们起来反对政府，要求保护环境，承认劳动者的权利，并通过增加财政收入以增加公共福利。这个运动的主角后来掌握了美国重要机构的控制权，成为政府的决策者，也是新一代的美国民主党人。另一次是“新保守派造反”，只是这次政治转变一开始就是政府行为，其领袖是共和党中产生的里根总统，其理论基础被称为“里根经济学”。哈拉尔不是分别解说这两场政治转变而是，而是把二者加以综合，把这两次政治转变看成是一场美国革命的两个方面。这场革命所产生的是“新资本主义”。

　　民主政治和自由企业本来是美国社会与思想的两大支柱，何以今日才把二者相加，推出一个“新资本主义”来？哈拉尔认为，此二者在以往总是发生冲突，而新一代的美国人要把此二者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经济秩序--“民主的自由企业”，即新资本主义。凭什么说民主政治和自由企业在以往就一定发生冲突，或以冲突为主，而今后年一定会发生相反的变化？ 哈拉尔当然讲了许多理由，但叫真的学者会讲出更多的理由来批评哈拉尔的观点。

　　我不用拿出经济学的原理来批评哈拉尔了；经济学本来把民主政治和自由企业看成是孪生兄弟。我想说的是，像哈拉尔这样的政治评论家，我们无法对他们提出苛刻的要求。一个评论家，如果没有经济学的深厚学养，就总是在概括，在预测，错了没有什么，再进行下一次预测就是了。例如，上面提到的基恩就是这样，美国模式“战胜”了莱茵模式，预测错了，但没有关系，将来“大欧洲”就会胜利。

　　国际关系：强者制定规则，弱者无须绝望

　　这套书里，有两本是“旧书”，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和特奥托尼奥·多斯桑多斯的《帝国主义与依附》。前一作者是所谓“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后一作者则是曾经受人瞩目的发展经济学家。说他们的观点陈旧了，恐怕大多数人是会同意的。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过时。

　　他们的研究有方法有问题。华勒斯坦提出“霸权周期”这样的概念，没有什么意义。这种做法代表了流行政治学的空洞。对于未来资本主义的前景，华勒斯坦说，有可能产生三种社会格局，一是新封建主义，二是某种民主法西斯主义，三是更为激进的、全世界高度分散的、高度平等的世界秩序。究竟会有哪一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取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集体行为”。类似这样的分析，是一种极为不成熟的看法。事实上，有什么样的“集体行为”，决不是由谁来选择的，而是一个唯一的过程。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具体目标是错的，但他的乐观主义是对的。能出现一个“新封建主义”么？笑话！

　　60、70年代出现的民族主义的真正的历史意义是什么？难道是反对帝国主义么？不是，这一运动的主体是史前部落社会向“疆域国家”、“民族国家”的转化，其中真正的痛苦与冲突发生在这些国家内部，其进步意义也只能发生在这个内部。就国际经济关系而言，规则当然是强者制定的，但弱者也不必绝望，否则，我们加入那个WTO不是发疯么？

　　资本主义与人类命运

　　马克思曾经给资本主义判过死刑，至今我们都不能说这一判决本身是错误的，因为谁都无法说资本雇佣劳动天经地义，永远不会变化。但是，马克思判决的依据大多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把当今资本主义继续看成是资本主义，那么，这个资本主义虽然从一开始就“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它的发展历程却是人道主义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如果没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谁都会承认今天的资本主义好于两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对于人类的命运，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与共存，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共存，由个人所构成的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冲突与共存，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共存，我们都从资本主义的以往发展中看出了积极变化的因子，并有理由期待更为辉煌的明天。从经济学的眼光看，我们对这几本书是不满意的，但它们可以给我们提供思考的素材，帮助我们更好地审视当代社会。

　　《历史资本主义》，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定价13·80元。

　　《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约翰·基恩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定价：18·80元。

　　《新资本主义》，W. E. 哈拉尔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定价：28元。

　　《帝国主义与依附》，特奥托尼奥·多斯桑多斯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定价：28元。

　　《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米歇尔·阿尔倍尔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定价：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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