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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前沿阵地曾经在农村，到今日，农村改革略显沉寂，但不是因为农村改革的重要性下降了。实际上我们越来越感到深化农村改革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与其他改革领域不同，中国农村改革自始至终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实践家和理论家队伍为之奔走呼号。这支队伍的精神领袖是杜润生，在他的麾下有一批青年人(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了)，其中之一便是近年在学术界声誉隆起的温铁军。这批人做了许多事，其中之一是建立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而推动这项工作中坚人物之一也是温铁军。
早就在报刊上读到过温铁军的论文或评论文章，希望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以便总揽温先生有关农村改革的见识，并借以从一个或大或小的侧面了解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是像我这样农村研究的后来者心之所私。《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的出版满足了我们的愿望。不论我们在什么程度上同意温铁军的理论观点以及由其理论观点出发而产生的对中国农村改革的建议，我们都必须重视这本书的存在。大视野、多侧面和深层次地展开对中国农村改革的讨论，是这本书的魅力之所在。抛开这本书的学理分析不说，单就书中提供的大量经过提炼概括的史实材料，就足以使这本书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备忘录。不要忘记，温铁军今年获得的“长江读书奖”一等奖正是这本书未付梓时的一个缩写。有理由祝贺温铁军先生这部著作的出版。
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必须有大视野。温铁军认为：“微观农业经济理论可能不完全适合指导中国农村政策的研究，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主要是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三农’问题。”如果把“不完全适合”这几个字改为“不足以”几个字，我就完全赞成温铁军的意见。所谓“微观农业经济理论”大体上是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农业经济中的应用形式。中国农业的发展程度极不均衡，其中市场化程度高的方面或地区，应用微观经济学解释问题是完全合适的。但正如铁军所强调的，中国农业在总体上没有实现市场化，甚至中国农民首先考虑的不可能是资本收益的最大化，而是把基本生存的风险降低至最小程度；中国农村的产业并不主要是农业产业，事实上是一个包括多种产业并处于不断剧烈调整中的综合经济体；农业产业不仅与农村其他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有产业链上的关联，更有制度上的紧密联系。中国农业的发展与变革从来不是孤立的。所以，温铁军先生强调“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农业基本经济制度”，把研究的视点由农业扩展至范围更广大的农村，是有一番深刻的也是良好的用意。
在中国农村问题研究领域聚集了一大批人士，把一些图解政策、揣摩政治风向人士去掉，再把那些人云亦云、浅尝辄止人士也排除掉，剩下有真工夫的人士并不很多。学界有派，农村研究领域的精英们也可以划出不同的派来，只是我不敢这里胡乱划分，免得贻笑大方。但我欣赏铁军曾经把自己划为“草根派”，意在使自己区别于那些“学院派”人士。他作为“草根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当之无愧。1986年以后的许多年份里，温铁军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分布于各地的农村改革试验区里度过的。有这样的经历，才使他有可能提出一些有某种“草根”气息的独到见解。他所竭力论证并值得我们注意的观点有：由“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我国不可能产生完全排他的产权；中国建国后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建立与当时的国家工业化背景(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关；集体经济在受到高度剥夺的情形下不得不搞平均分配，并由于集体经济的监督成本高昂，导致经济效率的低下；传统小农经济的内在机制是“劳动替代资本”，但这种机制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受到破坏，并导致集体经济的解体；当年集体化的后果是形成了“小农村社”制之下的共同所有制，家庭承包制不过是以这种所有制为基础的“两权分离”而已；在目前的农村制度背景下，分散弱小的农村户营经济必然被集中、庞大的城市垄断资本所剥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城市化进程，为此要全面改革农村组织制度，等等。显然，温铁军的这些观点有一个自身的逻辑联系。这些观点使农经学界有某种新风扑面之感，农经学界当然不该以沉默的态度与之对应。
说实话，我对学术领域常有的过分强调“中国特色”的倾向常常存有戒心，因为不少学者因强调“中国特色”而忽视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性，以至于他们拒绝接受许多有价值的西方的理论研究的思想成果，炮制了一些“自言自语”的东西，最终也并不能解释中国的问题。但我所担忧的问题在温铁军的著作里没有出现。温铁军的学术语言是主流经济学的语言，其理论基础也是我们熟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他的创新追求集中在对事实的发现上，并力图对事实做出理性的解释。这不仅体现了一种能力，也体现了一种诚实心态。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一些解释，但我们不能拒绝他的方法。正因为如此，我们与铁军可以对话，可以讨论，只是我们要花些力气才能使讨论在有意义的层面上展开，因为他实在是做了许多我们没有做的调查和思考。
读温铁军的著作使我感兴趣的亮点之一，是他力图将现实主义和理论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使二者之间“和平共处”。就是说，他既深知现实给政策选择空间造成的狭窄，又不失理论上的浪漫主义，保持了学者的某种敏感性。举例来说，他出于理论的演绎，认为取消农业税费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任何税费都是对剩余进行分配，而农业在人口过剩的压力之下已经没有剩余。”但是，他当然知道农村的公共事业“需要”农民拿钱，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次优的设计”，即让乡、村两级合作社作为财产主体和纳税主体，而农民只向合作社交纳地租(承包费)。当然，我不是说温铁军就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已经结合得天衣无缝。从本质上说，彻底的现实主义与深刻的浪漫主义应该是完全统一的，但这种统一并非一件易事。
铁军的有一些观点我不同意或表示怀疑。例如，他说农民向国家和集体交纳的农业税和土地承包费实际是绝对地租的一部分，但我以为马克思的“绝对地租”这一概念完全是无稽之谈，所以用来分析中国的农村问题也不大适合。又如，他认为延长土地承包期“对要素流动和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存在不利的一面”，而主张推动“反租倒包与承包反租”这样的改革，对此，我表示怀疑。我以为，延包政策的问题是它根本就难以落实，如果真能落实，一定会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但如果对政策做调整适当，延包政策的落实是完全有可能的。再如，铁军赞成当前农村的一些“非市场安排”，并认为它们是能够保持国家稳定的“特殊的、阶段性的制度选择”，我的想法正好相反，我以为当前我国农村的“非市场安排”太多，很不利于国家的稳定。这些可能是一些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一句两句说不清楚。铁军的论述给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提供了更高的台阶，使我们可以避免许多低水平的重复议论，这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又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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