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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陶冬
我很尊敬单伟建先生。在我看来，他是一位儒商。谈到商，他在风险投资、投资银行领域所做出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新桥收购韩国第一银行更是九七金融危机后亚洲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里程碑。所谓儒，指的是单伟建对学术的追求和造诣。他是美国宾西凡尼亚大学著名的沃顿商学院教授。在香港工作的中国人士中，取得美、欧博士学位的不少，但能在繁忙
的商务中保持学术研究，在美、欧大学里继续执教鞭的，可谓凤毛鳞角。经济研究并非单伟建的主攻，但是他在近二十年的观察、研究中甚有心得，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体系。这里是单伟建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2004年亚洲投资会议的一个大型午餐会上的演讲。
单伟建对中国经济分析的中心概念之一是借来的增长。换言之，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建立在信贷的高速扩张基础上的，而银行信贷的大规模扩张建立在中国极高的储蓄率及老百姓对国有银行的强烈信任基础上的。只要老百姓不断地把钱存入银行，而银行又愿意放贷(不管贷款能否收回)，投资速度一定快。投资本身在制造需求，那么经济增长就一定快。这里的前提是老百姓不断地把钱存入银行，在初始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在没有外部因素打破资金循环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可以通过信贷扩张维持一个高增长，所谓“借来的增长”可以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
在现代社会，借钱运作极为普遍。今天，成功的具有规模的企业都借钱。美国政府也借钱，美国消费者也借钱。自从人类发明了银行，我们的生活就注定要和借钱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现代社会，经济及商业活动多与信贷有关。几乎所有国家的增长都是借来的。
关键是可持续性。支持经济、商业活动的信贷可否持续？借来的增长可否持续？对于企业来讲，借来的钱必须赚钱，必须创造效益，借钱模式才可持续。对于银行来讲，借出去的钱必须连本带利收回来，贷款模式才可持续。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不少中国企业多少还是赚钱的，但这是在不还贷款或拖欠贷款的情况下取得的。市场估计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在2002年为30-40％。这个比率在2003年有所下降，不过坏账金额并没有下降多少，而是靠信贷急增、分母加大将比率拉下来的。笔者认为新一轮信贷扩张、投资扩张中，低效率的重复建设的比重甚大，两三年后可能成为新的不良资产。
以钢铁为例，中国去年钢铁产量为2亿2200万吨，居世界第一，其产量超过世界第二至第五大钢铁生产国的总和。在此规模上中国进口3700万吨钢，占世界去年钢铁贸易的四分之一。所有新上的钢厂都指着3700万吨进口钢，认为国内需求甚殷，完全可以再上新项目。有人甚至认为如果钢价维持在高位，他的项目一年可以回本(当然，这以不还银行贷款为假设)。中国去年的钢铁总需求是2.6亿吨，而2006年需求最多可达3亿吨。据测算，中国2006年钢铁产量能可达到4亿吨。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么多铁矿石可供炼钢；即使有，也没有这么多船将铁矿石运到中国；即使有，中国也没有这么多电力来维持“电老虎”们运作！这就应了单伟建的“借来的增长”。至少在钢铁业，这个增长是借来的，最终以不良资产的形式靠国家买单来收尾，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增长。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资本价格的扭曲。过去十年的改革开放，在劳动就业市场，国企改革等许多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唯独银行改革举步维艰，资本价格继续扭曲。人民币不可兑换、资本项目不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发育不全、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及GDP本位都是在中国资本价格不反映应有信贷风险的原因。单伟建讲话中提到苏联会爆炸的电视机，很可笑。也许两年后那些因为没有铁矿石而一天也没有开过工的新钢厂也会成为国际笑话。
不过，无论是会爆炸的电视还是无米下炊的钢厂，只要银行敢借钱，就一定有人敢上项目。银行又哪里来那么多不怕输的钱呢？原来是我们自己的钱——是13亿储蓄者前仆后继地为银行提供着现金流。
单伟建指出，当2007年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储蓄者可以选择银行的时候，或者五年以后资本项目完全开放，老百姓可以选择投资美国国债或香港股市的时候，中国的银行的现金流就未必像今日这么强劲。于是，未必有那么多信贷给不负责的企业“打水漂”。
政府最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银行监管，提高风险意识，这有助于规范银行的贷款行为和企业的投资行为，有助于银行改革的最终成功，有助于将中国经济推入可持续增长的轨道。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单伟建的“借来的增长”所内涵的前瞻性和忧患意识，值得尊敬。他所提出的问题，无论从发展战略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作者为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董事，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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