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质量：货币之战的背后

　　本刊记者 杨政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尽管现在全球虚拟经济已经是实体经济的数倍，但货币之战的背后，仍是实体经济的较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优化制度安排，力促中国企业升级换代，是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虚拟经济就是钱钱交换，或者说钱生钱。人们到银行存款，到股市和债市购买乃至炒买炒卖股票和国债、购买保险等行为，以及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互相之间、中央银行与国家财政与金融机构之间、上市公司与股市股民之间发生的资金往来行为，本身都是虚拟经济行为。

　　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单独存在。从根本上说，货币金融“大战”的背后，是国家实体经济之间的较量。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人民币升值如同一柄双刃剑，可以促进中国企业更新换代，提升产业竞争力，但如果过程处理不好，企业也会在短期内被迅速冲垮。

　　本刊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部分经济界人士。

　　《财经文摘》：主张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理由是，中国货币已经处于强势，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向松祚(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一个国家的货币竞争力、金融竞争力，其背后一定是强大的产业竞争力。而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又来自于科研、教育，乃至基本的制度安排。

　　美国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金融力量，原因是背后有强大的产业、科技和军事竞争力。而竞争力能够得到保障，还在于背后的民主制度安排，对私有经济的保护。这是美国立国200多年来无数美国人艰苦奋斗的结果。

　　现在美国处于弱势周期。但如果从历史角度看，人民币是不是已经成为真正的强势货币？还很难说。我个人认为，现在人民币还远未成为强势货币，理由很简单，进行冷静的客观分析就可以发现，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用说与美、欧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去比，在某些方面连韩国都不如。

　　从《财富》500强企业排名可以发现，这个排名不是按市值，而是根据销售收入。中国完全通过市场竞争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根本挤不进500强。相反，日本则有70多家，美国接近200家。

　　经过30年改革开放，尤其是最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实力有了飞速提高。取得成就的原因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了初具制度架构的市场经济体制，加上中国人相当勤奋。这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中国贸易顺差巨大，中国产品从量上看，在全世界已经居于第一。但仍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中国固然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国家大，人口多，但产业竞争力与其地位是不相称的。在这种格局下，人民币怎么可能成为全球的强势货币？

　　《财经文摘》：这就是说，在金融竞争的背后，真实经济乃至制度安排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向松祚：货币反应的是真实经济的实力和国家经济的长期预期，谈到货币和汇率问题的时候，不能忘记真实经济，不能就货币谈货币。

　　美元之所以能成为全球主导性货币，是有基础的。二战结束后，美国工业产出占全球四分之三，黄金储备也相应占全球的四分之三。战后其他国家恢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美国。一个国家经济弱但货币强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此外，美国政权十分稳定。200多年来，除了一次内战，美国的政局与别国相比具有稳定优势，被人们称为安全天堂。

　　回到中国现实。我们也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政局也能长期稳定。但这尚需要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不到60年里，发生的动荡也不少了。

　　投资的核心在于信心，而一旦发生动荡，投资信心将受重创。只有投资者对一个国家长期稳定繁荣具备信心，货币才有公信力，资产和货币才有长期持有的价值。

　　中国是一个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按照官方数据，中国尚有60%多的人口还在农村，即便将进城打工的农民考虑在内，农业人口所占比例还是十分庞大的。

　　在“二战”前，美国农业人口就已经降到10%以下，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农业人口连2%都不到，都已经发展成为彻底的工业化国家。

　　《财经文摘》：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有人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该地区在国家金融体系十分脆弱、企业竞争力还没有跟进的条件下，贸然放开金融市场管理所致。中国应从中汲取什么教训？

　　汤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从东亚的发展经验看，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它们都经历过长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过程。但在关键时候，它们能很快将这些产业转移出去。像台湾和香港，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大陆和越南，主动适应产业升级换代这一过程。

　　如果中国不能及时对工业进行转型，印度、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亚洲国家就会迎头赶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这才是中国面临的危机。

　　现在从总体上看，中国发展已经超过了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亚洲国家。尽管中国的企业也在进行自我升级换代，但缺乏系统性，政府缺乏较强的政策引导。比如税收、环保、金融等一系列政策，都缺乏主动性，政府意识还有待加强。

　　不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去谈改善人民生活，坚持汇率不动或小动，都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在本币升值和企业竞争力的关系问题上栽过大跟头，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爆发过严重金融危机。中国应该从别国汲取教训，要有过人之处，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否则出问题是迟早的事。

　　《财经文摘》：如何把握人民币升值与产业升级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

　　汤敏：现在，我们将大量精力用在如何“反围剿”上，而对帮助企业升级换代却缺乏足够的重视。

　　汇率必定是要调整的，但应该有一个过程，让企业留有时间进行产品的升级换代。

　　现在，大家都在抱怨农民工工资收入不高，原因就在于，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业还能赚钱，没有提高产品质量、升级换代的动力，工人难以创造更多使用价值，工资也就得不到提高。

　　杨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人民币升值不能太快。要给企业留出时间进行技术升级。给企业五到七年的时间，在升值过程中让企业在升值压力下改变战略，提高技术。这不是在一两年里就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