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从紧的深意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近日在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发言时指出，针对目前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在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马凯主任有关货币政策方向实行“从紧”的表态，不无深意。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时，已经定出调子，强调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这显然也意味着未来货币政策继续偏向紧缩。不过，货币政策方向在描述上由“适度从紧”调整为“从紧”，还是引起了学界以及市场的热切关注。

　　从1993年至1996年间，在有效供给不足的大背景下，经济过热也导致通货膨胀的风险积累。其时，财政和货币政策采取“双紧”配合的方式。自1997年到2002年间，扩张性的财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而在2003年后，货币政策逐渐过渡到“稳中适度从紧”的政策思路。此次提出“从紧”，人们自然不难看出其中的政策演变脉络。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总体而言较为平稳，依旧保持较快增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经济增长主要还是通过投资和出口拉动，造成对外依存度过高，巨量外贸顺差又造成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更严峻的命题则在于，物价上涨速度过快，通货膨胀的风险在不断增强，且资产价格的泡沫十分明显。这也是高层将“双防”作为未来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的缘由所在，而防止资产价格的泡沫与膨胀，在逻辑上亦是“双防”任务的必然延伸。

　　最近几年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幅度继续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在依赖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短期内无法成为主要手段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会明显变化。同时，通货膨胀的形势有愈加严重的可能，最近几个月的CPI和PPI数据都在显示出物价上涨形势的严峻性。通货膨胀不仅将凸显民生的现实问题，也将进一步影响到负利率问题。在负利率的条件下，民众的储蓄将更多转化为投资有限的金融资产，推动资产价格的泡沫化。这样的现实宏观经济背景，当是导致货币政策方向从“适度从紧”调整为“从紧”的源头。

　　事实上，在即将过去的2007年近一年里，央行多次运用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加息的政策手段，回收流动性，收紧银根。这些政策举措，已为“适度从紧”的政策方向作了现实的注解。尽管这些政策手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应该看到，对于防范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以及遏制物价上涨势头，“适度从紧”的诸多措施并未取得治本的效果。与此同时，政府也运用了财政政策手段和行政手段(如价格管制)进行调控，但行政性的办法往往会产生负面作用。

　　很多人注意到，在“双防”的压力面前，为收缩流动性，不少学者提出了加大

汇率改革和发展资本市场的办法。是否应该使人民币迅速升值，改变当前渐进式升值的做法，无疑已成为当前宏观经济学界争议的焦点之一。中国若进行激进的汇率改革，在当下，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其利弊究竟该如何权衡，实在不是一道容易解答的题目。换言之，从汇率机制上梳理出当前物价遭遇压力的原因并非难事，关键在于，这涉及到政策选择之难。毕竟，汇率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尽管

中国经济过热在一定程度上有

人民币汇率估值偏低的原因，但决策层在此问题上还是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

　　未来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是针对现实宏观经济的必然选择。当然，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双防”的目标来说，其效果如何，社会将会非常关切。毕竟，“双防”的目标能否实现，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真正持续稳健发展，也关系到亿万民众的切身利益，其意义非同小可。

　　应该看到，针对“双防”的现实目标，还有一个无法绕过的任务，就是解决宏观经济的结构失衡问题。这种失衡，既表现为实体经济的内外失衡，也表现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无疑，这是一条正确的路径。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之外，政府应运用产业政策、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等办法，来帮助调整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的结构均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无论如何，改变目前的失衡状况，当是为保持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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