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的特权

　　记者 吴琪

　　站在办公楼22层的楼顶，茅台集团宣传部部长李增驰带领记者俯瞰整个酒厂的格局——群山间的赤水河畔，11个生产车间由北往南依次排开。茅台酒厂顺着河西的山势建成，由武警把守的酒库排列其间。“你看那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小瓦房，里边库存的茅台用猪肚密封着，那些老年份的酒，我都没有资格进去看一眼呢。”说这话时，在茅台酒厂工作了20多年的李增驰一脸自豪，他说，“茅台酒厂驻扎着一个武警中队来保护国家资产”。

　　地理位置的独特性，是所有茅台人必然会提及的重点。“如果离开茅台镇的山和水，哪里都酿不出真正的茅台酒。”茅台党委副书记季克良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强调，“这里的地形、土质、风向、阳光的照射、赤水河的流向，都决定了茅台独一无二的味道”。

　　于是与一般企业不同，“环境成为茅台的核心

竞争力”。一方面，它是造就茅台的“上天恩赐”;另一方面，它又让一个特大型的工业企业远离现代化。茅台镇处在河谷底部的山坳里，沿着山路上行13公里才到达它所隶属的仁怀市。虽然“国酒”的身份显赫在外，所有来到茅台酒厂的人，在交通上仍然只有一种选择。这个贵州省西北部的内陆县级市，不通火车，茅台的香气只有沿着近300公里崎岖的山路，才能飘到省会贵阳;或者从仁怀往西，5个小时的车程到达另一个西部中心——重庆。

　　外来人很难想象，赤水河边的传统酿酒工艺，如今支撑着整个贵州省10%以上的财政收入。茅台人深知自身的独特性，在文化城的展厅里，大幅历史照片讲述着茅台“政治外交”的故事，茅台高层与各国元首领导人的合照布满了几面墙。记者看到的库藏车间里，数十坛1000斤容量的大陶缸，贴着个人签名的封条，“这些都是中央或部队的高级领导，一般人有钱也享受不到这样的荣誉啊”。按照市值，一缸5年的茅台酒就值40多万元，老年份的酒更值100多万元。离厂门口不远的茅园宾馆看上去只是貌不惊人的六层宾馆，但前两年才对普通游客开放住宿，餐厅仍不对外。主人们会自豪地说，“咱们内部宾馆，吃饭不给钱;可是对于一般人，给钱也吃不了饭”。

　　几年前，茅台员工绝大多数都是茅台镇人，传统的酿酒工艺在师徒、父子、兄弟间代代相沿，保留着极强的地域性。在这个创造出“中国第一股”传奇的企业本部里，近万名茅台员工被一种出奇一致的荣光包裹着。22岁的西南师范大学毕业生张茜(化名)说:自己找工作时，父母都在茅台酒厂的男友说过一句话，“中国不倒，国酒不倒”，于是她毫不犹豫来了茅台。茅台的普通工人年薪三四万元，显然带动了贵州西北部这片山沟沟的消费物价，“仁怀是个县级市，房子已经卖到了每平方米1600～1700元”。

　　5月18日，贵州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茅台总经理乔洪进行立案调查并采取“双规”措施。乔洪在2002年组织部分经销商及茅台集团先进工作者赴韩国观看

世界杯足球赛中，涉嫌接受承办单位贿赂。这条在股市引发震荡的消息，普通茅台人几乎没有感觉到多少异常。在最初几天的回避后，茅台高层季克良和袁仁国在5月24日和25日分别接受了记者采访，前提是不提“不愉快的问题”。茅台董事会的另外10位高管中，上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的季克良，在茅台已经打拼了44年;其他几位基本是上世纪70年代从一线工人起家的管理者——“我们像爱护眼珠子一样爱护茅台的品牌”。外来者乔洪和关于他的种种传闻，以极快的速度消失在了这次风暴的核心区。

　　据新华社贵州分社一位记者表述，世界杯事件很可能只是“双规”乔洪的一个引子，事情的定性尚需时日。“茅台相当于中国白酒行业的

熊猫，更是贵州省的宝贝，谁会让它在自己手中毁掉呢？”他认为“乔洪事件”对于茅台作为上市公司的影响，“只会是短期震荡，不会有长期的撼动，至少茅台酒的品质绝对好”。

　　一位相当接近茅台的经济学家虽然拒绝了记者采访，仍然激动地表示，“我只能说隶属于省里管辖的大型国有企业，如果企业出了问题，一定有地方政府的责任”。而茅台面临的困惑，“只是中国若干大型国企的一个缩影，虽有特殊性，又普通得不能再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