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中国”

　　——专访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总裁艾尔敦

　　□ 本刊记者 叶伟强/文

　　在众多涌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中，汇丰银行的进入方式总是与众不同。从平安保险到上海银行，每每引起业内议论。更为人瞩目的是，目前汇丰与交通银行的谈判已接近尾 声，倘无意外，这一中国银行业最大规模吸引外资的案例将在近日完成。无论汇丰交行模式成功与否，这一事件都将会对中国金融业的走向发生重大影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汇丰控股董事、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主席艾尔敦(David Eldon)的行踪，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5月19日中午1时20分，本刊记者在人民大会堂澳门厅如约见到前来出席“北京金融高层论坛”的艾尔敦。身材高大的艾尔敦始终神采奕奕，一举一动显得干脆利索。见面并没有过多的寒暄，便直奔主题。

　　出于在中国开拓业务的需要，身为汇丰亚太区负责人的艾尔敦近年来频繁往返于大陆与香港两地，差不多每月都会来北京一次。据他称，所拜会对象主要是金融主管部门以及潜在的合作伙伴。对于汇丰在中国的战略战术，艾氏此前鲜有公开论述。汇丰的公关部门更是事先预告“他不会公开谈论这个话题”。然而不同的是，此次艾尔敦并不回避这一话题，对《财经》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

　　《财经》：汇丰对在中国开展业务是如何设想的？

　　艾尔敦：汇丰总是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在中国的业务。汇丰不是最近才进入中国的；我们最早的中国业务，要追溯到1865年。在此期间，我们在这里既经历过美好的光景，也经历过困难时期。但对于在中国开展业务，我们始终非常热切。

　　我们有很强的全球网络，现在世界上80个国家都有业务。无论对于那些想从中国对外出口的、还是想从其他国家对中国进口的商业团体，在为他们提供服务时我们就有很强的竞争优势。长期来看，我们希望能够集中为贸易领域提供银行服务，但也希望从事个人金融服务。

　　在未来一段时间，只要有机会——比如说我们被允许引进新的产品，或者开新的分支机构——我们就会抓住。当然，我们正在为汇丰在中国长远的未来做准备，更为未来三四年中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做计划。我们希望可以做许多业务——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计划开许多的分支机构。我们会着眼于其他途径，比如说通过互联网来做网上银行。

　　《财经》：具体一点，你如何考虑你们对中小银行的投资战略？

　　艾尔敦：我们不会在很多中小银行上投资。如果我拥有上海银行8%的股份，又拥有一家北京的银行10%的股份，同时还有另一家银行10%的股份，那么就同时犯了几个错误。首先，我需要将大量员工分配到这些分支机构中。更严重之处在于，这些银行认为，既然我们拥有他们10%的股份，向他们输入专业知识，就不能把这些专业知识给他们的竞争对手。所以，我们必须有选择性地参与，而不能投资太多。

　　《财经》：除了上海银行之外，是否考虑其他银行？

　　艾尔敦：在世界上，我们参与任何一家银行，都必须遵循一定的准则：我们必须能够了解该银行的业务；该银行的财务信息必须透明，比如说，我们要看他们的不良贷款；这家银行的业务必须对我们已有的业务有所补益。投资在和我们业务一样的银行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将同时扩展自己的业务。我们寻找和已有业务有所不同的银行，这样我们就能在服务组合中增加新内容。

　　《财经》：你们对于参与四大国有银行有什么计划？

　　艾尔敦：这要看是否可能。我不想就现在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作任何预测。现在的计划也不能告诉你，以免我们的竞争对手知晓。

　　《财经》：汇丰会选择大银行还是小银行？

　　艾尔敦：任何经济体都既有大银行，也有小银行。大银行的产品范围更为宽广；小银行一般会集中于有专长的特定领域。大银行和小银行都有其发展的空间。不可能只有大银行。

　　如果规则允许，我们可能发现一些小银行更有吸引力，因为它所在的市场范围是我们此前没有进入的。我不是说，偏好于大银行，或者偏好于小银行；或者必须作出选择：或者是大银行，或者是小银行。我们想对两者都进行投资，而没有一个僵化的理念，说我们只做某样业务。作为银行，我们成功的秘密之一是有弹性。我们有能力非常迅速地从一个特定的方向转向另一个方向。这是我们在中国投资的思考方式。

　　《财经》：但大银行的市场份额要比小银行大得多。

　　艾尔敦：不错。但是，投资大银行意味着要把更多股东的钱投进去冒险。你需要权衡，什么是股东认为可以接受的。

　　《财经》：当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的银行，这会产生什么影响，特别是对四大国有银行？

　　艾尔敦：大多数外国投资者会签署类似技术服务协议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将同意为将进入的银行提供银行业务所有范围的培训。有时我们提供IT方面的技术支持，因为我们有非常精密复杂的银行业技术。我们希望将员工派往银行的稽核部门。这些人要看这些银行是否在进行正确的银行业务操作。另外，在董事会还有一些人，他们要确保董事会所得到的信息是准确，而且要经常提出问题。这很重要，董事们在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必须经常提问题。

　　《财经》：可以确保如此吗？

　　艾尔敦：如果外资机构派出董事，就有责任去非常挑剔地检查他们在董事会层面所得到的信息。如果他们发现不妥，就必须要求银行提出解释，基于他们的经验判断，这些解释必须合理。当然，总有漏网之鱼。你必须做的，是试图最小化这种可能性，并保证这不能频繁发生。

　　《财经》：汇丰不但参与中国的银行，还进入平安保险。你如何看待平安保险的IPO前景？汇丰还会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哪些领域？

　　艾尔敦：我们对其IPO的进程感到很乐观。我们早就知道这迟早将会发生，早在我们和他们讨论之前，甚至在我们投资之前，就已经知道这点。

　　我们想进入资产管理业务。这里说的资产管理，指的是管理基金。因为在中国，有时候资产管理公司指的是建立起来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公司。这不是我所说的那种资产管理。至于具体的计划，现在还是需要保密。但我想在这里发送一个信号：我们将要在中国开展这个业务。

　　《财经》：汇丰没有参与处理中国不良资产的兴趣吗？

　　艾尔敦：我们并非没有兴趣。只是在这个领域，我们尚未发现感兴趣的业务，但我们对此保持开放的心态。

　　《财经》：在进入中国的金融机构时，比如说银行或者保险公司，你认为多大的股权比例对于汇丰来说是合适的？

　　艾尔敦：传统上，我们总是希望占有大部分股权，最好是100%。但我们认识到，当前在中国这方面是有管制的。因此，我们还做不到。

　　《财经》：那么你们是否会按照管制规则的上限，尽可能多地控股？

　　艾尔敦：如果我们认为该公司是那种我们希望参与的，我们会这样考虑的。现在在银行业，我们只能买不高于20%的股权。当这个管制放松时，我们可能会买更多。但当我们可以买更多股权、但还不能有控制权的时候，必须小心在意。比如说，我们拥有30%的股份，如果银行出现问题，就显得我们对此负有很大的责任。对于我们来说，这是100%的损失。如果只有少于20%的股份，我们反倒不需负担这么大的责任。

　　简言之，我们的优先选择，将是超过50%，从而我们能够真的对银行管理负责。现在我们只能忍受管制的现状。如果管制发生改变，比如说，可以控制49.9%，而不是19.9%，那我们可能把这看成正面的事情来考虑，这比30%这个尴尬的数字要好。

　　《财经》：中国现在的银行以30%的年增长率增长，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艾尔敦：人们会因此而顾虑，银行是否扩张太快。我想今天中国银行的能力比三五年以前提高很多。监管者的能力也比以前好很多，会处理这种情况。也许某些方面有问题，但现在的问题会比以前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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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6月5日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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