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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滕晓萌 特约记者 周默鸣 北京、美国旧金山
巴蒂亚(Karan Bhatia)，美国贸易副代表，上周从中国回到美国；
雷文凯(Franklin Lavin)，美国商务部副部长，上周从中国回到美国；
亚当斯(Timothy Adams)，美国负责国际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2月底刚刚访问过中国。
当地时间3月29日，这三大高官齐集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很难想象，美国政府中还会有比他们更加熟悉中美经济事务和更有发言权的官员。一家当地媒体事后评论说，“三个关键部门的官员从不同层面，拼凑出了中美经济的详细图景。”
而这一次，邀请他们站上讲坛的是在前一天刚刚联名提出了《2006美国贸易促进法案》的蒙大拿州参议员、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副主席鲍卡斯。他和金融委员会主任格拉斯利的这一份提案，目前被认为通过的可能性相对较大。
这份提案对华的打击面更大，要求用贸易、投资、国际货币等手段全面干预人民币汇率。
而三大高官的联袂现身，更印证了美国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的说法，美国存在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其政治影响力相比以前更大；同时，也隐显出了美国政府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真正态度。
这次听证会美国方面红白脸相间，纷呈出了美国政坛多元化的利益纠葛、中美贸易问题协调的冗杂性和美国政坛屡试不爽的杠杆对敲游戏。
红脸：从“货币操纵”到“货币错配”
这一听证会的主题是——“重新评估中美贸易”(U.S. - 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Revisited)。
今年春天以来，美国国会山和白宫对“如何看待中美贸易中的问题”的争论喋喋不休。参议员舒默凭借自己强硬的“汇率报复案”成为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作为金融委员会中的实权人物的鲍卡斯和格拉斯利则相对温和许多。
“但是在现在的国会中，温和派仍然只是少数。” 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及首席中国经济师龚方雄说。
然而，即使是国会中的温和派，其提出的要求也远超出了中国政府的底线。3月28日，舒默和格雷厄姆访华结束回国后主动请求延迟了他们提出的“汇率报复案”的表决；与此同时鲍卡斯和格拉斯利，则“填补性”地提出了《2006美国贸易促进法案》，要求美国利用IMF来惩罚汇率不平衡的国家。
“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不遵守诺言的行为使我们的贸易陷入了危险的境地。”鲍卡斯3月29日说，“我们昨天提出的提案，可以解决两国在贸易和货币上的一些问题。”
格拉斯利和鲍卡斯的新提案对所谓的汇率失调的国家提出了苛刻的条款，比如，阻止美国海外私人投资集团(OPIC)给美国商业机构在这些国家的投资项目进行融资，阻止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对这些国家的融资，阻止IMF给这些国家增加投票权利，拒绝给予这些国家市场经济地位等等。
虽然OPIC支助的150多个国家的项目中，并不包含在中国的项目，但是新法案称中国违反了IMF条款。
当天的听证会，鲍卡斯显然希望三名高官的发言会支持他的新提案，而三位高官首先要斟酌的是，如何才能小心翼翼地划清自己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界限。
在听证会上，亚当斯就明确表示，不但财政部的年中报告可能会因为胡锦涛主席访美而推迟提交，美国也不大可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控国”。
此前外界一直相信，在原定于4月15日发布的年中报告中，财政部很有可能把中国列入“汇率操控国”行列，将直接为国会一系列制裁中国的法案提供依据。
亚当斯还说，美国财政部并不赞成那种“如果中国人民币不升值，就制裁中国”的做法，他说这是一种“孤立主义”的做法，“将伤害我们的经济，并且也不能达到目标。”他指的实际上就是舒默的“汇率报复案”。
不过，对于鲍卡斯的新提案，亚当斯表示，财政部还在继续研究，尚未作出结论。但他赞成两位参议员用“货币错配” (Currency Misalignment)概念代替“货币操纵” (Currency Manipulation)的思路。
这实际是第一次，美国政府官员对国会提出的有关促进人民币升值的法案表示好评。
雷文凯也告诉参议员们，由于贸易逆差、经济政策、投资，乃至语言文化的诸多差异，美国人对于中国经济产生恶感不足为奇，但应该看到，美国2005年对华出口激增超过20%，同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经营良好。另外，来自中国的大量产品也对美国消费者和经济相当有益。
他的结论是：千万不要对中美经济丧失信心。
白脸：多方面、多渠道对中国施压
对于舒默法案和狭隘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对，并不表示这些官员不打算从其他方面制衡中国。
“我们今年也发表了一份彻底重估中美贸易的报告。”看到听证会的主题后，巴蒂亚说。他指的是2月14日，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发布的“美国-中国贸易关系：进入一个更强责任感和执行力的新阶段”的报告。这份报告当时提出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六项目标：参与度、实施与遵守、美国贸易法的执行、进一步市场准入和改革、促进出口、对贸易问题的积极确认与解决。
3月30日，巴蒂亚发言的第二天，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就宣布了报告发表之后的第一个实质性行动——同欧盟一起向WTO投诉中国的汽车零部件进口政策。
“在报告中我提到，在双边谈判无法解决问题时，我们将诉诸多边体制下的法律，另外我们也会加强和其他国家合作，所以今天的举动正好体现了这些措施。”波特曼在华盛顿说。
外界猜测，美国财政部对格拉斯利-鲍卡斯的法案表示好感的原因在于，利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边体制，来制约中国，可能也是财政部正在考虑的一个政策方向。
对此，亚当斯说，美国财政部关于中国改革的考虑有三大“支柱”，一是汇率改革，二是从投资-出口导向型增长到消费导向型增长的转变，三是金融系统改革。他认为，这三项改革现在没有一项达到美国政府的预期水准。
尽管不打算通过制裁中国取得进展，亚当斯还是说，美国政府对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态度，不是一个“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一个“改得多快”的问题。在他看来，自从中国政府在去年7月开始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汇率3.2%的增幅实在是说明中国政府“太过小心谨慎了”。
除了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外，亚当斯宣布，美国政府还将优先促进中国金融系统和股票市场的现代化，包括取消外国股票投资者的差别待遇、促进国企改革和鼓励中国在风险调控、会计制度和财务报告方面的改革。
雷文凯也向国会列出了美国商务部将要执行的一系列对华贸易的措施，包括加大反倾销方面的工作，目前美国商务部正在处理58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产品涉及日用品、农产品到钢铁等，总价值超过5亿美元。同时，美国商务部还将加强对中国产业政策和价格管理的监控。
雷文凯甚至还总结出了去年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中，美国所积累的一些经验。在他看来，由于美国一开始的强硬举动，导致其后占据主动，“如果有需要，我们将继续侵略性地使用我们的工具。”
“我们应整体看待，同时做工作”
美国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3月29日在北京的演讲中表示，希望中国政府配合美国政府，一起反对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引起了中国前驻美商务参赞何伟文的极大关注。
“这其实就是表明古铁雷斯希望中国政府可以在双边经贸关系中做出一些让步，给美国政府提供一些应对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材料’。”谙熟美国国内政治的何伟文说。
尽管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在处理对华贸易问题中的矛盾人所共知，但这些矛盾并非是政府和国会对华存在根本性的认识分歧。他们只是寻找如何用更好的方法才能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不同的是方法和手段，相同的是目的。”
“有的时候，美国政府和国会有点像唱戏的‘红脸’和‘白脸’”，一位商务部贸研院的专家表示，比如舒默也未必相信自己的法案可以通过，但是他的法案一天存在，就可以一天保持对中美两国政府的压力。“博弈方国家的政府为了不出现最坏的结局，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选择次优方案，这就是国会议员们擅长的杠杆游戏。”
“但是我们在外交中，必须把美国政府和国会视为一个整体看待，同时做工作。”何伟文说，“可能不同的是，对于熟悉业务的美国官员，我们可以直奔主题，而对于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的舒默这样的议员，我们就只好从‘ABC’开始讲。”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鲍卡斯相对舒默对中国比较温和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他曾经7次造访中国，其中最近的一次是今年的1月，他当时受到了中国总理温家宝、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等高级官员的接见。
目前中国与美国国会的常规交往主要通过全国人大来进行，全国人大和参众两院都有固定的交流机制。
龚方雄警告说，即便相对温和的格拉斯利-鲍卡斯法案最终获得通过，也并不代表舒默法案不再被提起表决，因此，在未来的几个月中，如何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和与美国政府的协调配合，乃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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