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商业周刊》主编 金惟纯 赢周刊记者 茨克 (整理)

　　赢周刊：你对四川乐山爆炸事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社会心理有什么样的分析？

　　金惟纯：四川乐山的爆炸事件，我觉得说“恐怖主义”严重了一点。我们先不要去看恐怖主义，说到贫富冲突，在台湾，一般社会大众对富人的心理状态分几步——早年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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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处于匮乏状态，然后少数人先富起来，那时候普遍有一种仇富心理。一般的讲法是，“我们大家都穷，有些人富，他肯定会为富不仁，他肯定有什么特权，有什么特别的社会关系，或是做了什么坏事，不然怎么大家都没钱就他有钱？”

　　经过了这个阶段，后来我就注意到这种社会心理基本消除了。原因是什么呢？台湾中小企业大量地发展起来了，它的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很多一人贸易公司，两人贸易公司就搞起来了，收点小资本就开起小工厂来了。这种经济活动蓬勃发展到了一段时间后，社会仇富心理就开始向下降了。大家就会开始研究这个人是怎么富起来的，而他一定很有本事，或是很有学问，或是有什么技巧，或他付出的比别人多——社会心理就变成了这样。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下，商业类的杂志才真正地发展起来，大家开始对这些人有兴趣了，不是负面的有兴趣，不是挖掘这个人的内幕，这个人干了什么坏事，而是开始变成了正面报道，大家有兴趣读有关这些富人的正面报道，他要研究这些人为什么富裕起来。所以等到有大量的人，真正通过自己的实力和付出成功了，社会心理就会有很大的转变。

　　后来又有一波转变，就是股票发展起来了，房地产价格飞速高涨起来，又使一些人失去了心理平衡了，那就是你买股票，我没买股票；你买房地产，我没买房地产，结果你的财产一下富起来了好几倍，那就会觉得你并不是靠本事得来的，社会心理就开始有一点反弹，认为是有钱人都是投机得来的。后来台湾高科技迅速发展起来，有人先靠知识致富了，这个时候富人又开始很向往了，这个时候的社会心理又是新一波。

　　赢周刊：这种社会心理的起伏波动对社会经济现实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调节呢？

　　金惟纯：所以我们讲到台湾的心理状态是一波一波的，有经济背景和社会因素在里面。你要人们去尊敬富人，如果最广大的富人真地是靠实力起来的，大多数现象把少数现象掩盖了，大家对富人的看法就有改变了。台湾有段时间，社会很乱，黑道大哥发财，这是个社会现实背景，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要想转变社会心理很难，因为心理会跟着这个背景去走。你要担心这个社会现实，如果社会现实真地造成贫富差距这么大，那么至少会面临很多问题，不止是社会问题。有些部分没有办法处理，心理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底线就是法律了。因为道德的辨认是永远也辨认不完的，这个层次来看是对的，那个层次来看就是错的，要从更高一层次来看又好像都没有对错。所以拉长层次看，道德是相对的，这个争论永远没有完，穷人杀富人是穷人对富人不对？富人罪有应得？我觉得这个辩论没有意思。我们讲的是法律就是法律，无论穷人还是富人，触犯法律就同等对待。假如法律只针对穷人，不针对富人，那就要看执法的人了，执法的人到底在干什么，要问他们了。

　　贫富差距的事实，根源是什么？要怎么弥补？现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导致的贫富差距还没办法解决。国际市场上也是一个大厂家制定游戏规则的地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但是四川乐山爆炸事件发生后政府要做两件事：第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件事就是用正确的方式让穷人变得不要那么尖锐。

　　赢周刊：富人也好，穷人也好，出了问题之后，如何用一种睿智的方法去解决呢？而不要出现两败俱伤。

　　金惟纯：这涉及到更深的一个问题了，一个社会其实有机制处理这个问题。曾经有一位英国哲学家到过中国，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现状的文章，在有一篇文章中，他写到自己在中国租界里，看见一个苦力拉黄包车的车夫辛苦了一天，到了中间休息的时候，车夫就找到个阴凉的地方把帽子脱下来，煽煽风，数数钱，一副很幸福很快乐的样子。他就说中国的文化真是深不可测。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也可以活得这么悠然自得。而在西方社会找不到这样的人，如果一旦有人处于劣势，那么就会骂街，发牢骚，游行、示威、抗议，甚至吐口水，不会这么悠然自得的。所以说，西方文明只给了成功者，年轻人，风光的人，而老年人，失败者就没有空间，这是一种欲望无限扩张的东西。而在东方，中国文化就有很多的包容，可以容入不同的人在这个文化中。每个空间都有英雄。有睡仙，还有喝酒的醉仙，这都是英雄。我们可以说他是阿Q精神，但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鲁迅写的阿Q精神是有社会背景的，是对社会的批判，不面对现实，是落后，可反过来看，就是这种心态使中国人活了几千年，是很有生命力的东西。这属于一个弱势群体，包括妇女，中国文化就容入这些里面，穷人得安于命运，老实说用西方观念的话，用美国人价值观去过日子，那么就不可能养活13亿人口。

　　赢周刊：你认为用西方式的法制来解决问题是最经济的办法吗？

　　金惟纯：中国人解决问题，有一些“吸收”的传统。在西方，一个人得了神经病，要看医生，要进精神病医院，而中国人有一个人得了神经病，那么家人就把他包容了，吸收掉了。这不见得是好的方式，但有一个吸收的作用。中国人失业后就回到父母家里，回到自己家里去吃白米饭了；而西方人失业了就排队去领救济金了，没有吸收，他们认为自己的事，要找政府解决，找爸爸妈妈，兄弟们干什么？中国就自己把它全部吸收掉了，不然老人就全部进养老院了，那国家就照顾不过来了。中国社会就有一种原有的吸收功能，不够圆满，但日子可以过得下去。用西方的法制，用西方的价值观、生产方式去解决13亿人口的问题不实际，这要重新再去想才是。

　　赢周刊：如果用法制解决的成本太高，最后要用道德的方式去解决吗？

　　金惟纯：西方很多方式都是成本太高了，包括民主制度也是成本太高。比如说保险制度，医疗制度都是成本太高。调节贫富差距的问题，是富人先改还是穷人先改？富人应该先改，你既然有钱，你用了很多的社会资源，你得到了很多，那就应该有点修养，这是起码应该做的。

　　赢周刊：当今中国社会，随着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富人很有钱，就算是和穷人打官司，他也可以通过钱来买通各种关系，穷人是弱势群体，那么这次事件作为一个标本，最后会发展成普遍现象吗？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金惟纯：我想政府应该去研究这个事，研究这个是不是普遍现象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据我的观察还好，整体上来讲有所改善。虽然贫富差距拉大，但是穷人也比过去过得要好，这个现象能持续下去。就像是有两条线，一条线比较平，另外一条线比较陡，两条线都往上升，那结果是差距越来越大，但我觉得这种状况还不是最严重的状况，一旦成长停止了，穷人没有过去过得好，那这个就是……

　　赢周刊：那你也会认为社会不公平？

　　金惟纯：讲到公平，这就是原则了。从现实来看，政府能做的，只有政策和法律两件事，一个人建立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外就是政策，政策就是应当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一个政府，一个社会，经营一块土地，经营一群人民，把它经营好了，那在这里的人民得到的就相对较多，经营得不好就得到较少。在美国做医生，在东京做医生，在北京做医生，在西藏做医生，待遇就或许要差几百倍。这是个整体的复杂问题，就看你要抓哪一块了。你说用社会福利的方式来做救济，在西方社会已经被验证了是不通的。很多社会福利政策造成的后果是严重得不得了，打开就放不回去了，谁要是收回福利就成了人民的公敌。福利政策出来已经变成祸害了也收不回去。只有到了全民都痛了，才能把它收回去。但那个时候，已经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所以中国用社会福利的方式和救济的方式也要很慎重的。

　　(注：金惟纯 台湾新闻界四大才子之一、台湾商业周刊发行人、商周媒体集团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