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畏死”是“抗富”还是“抗恶”？

　　新评谈

　　在穷与富越来越激烈的对抗、冲突表象之下，分明是善与恶力量的扭曲和失衡。

　　穷人因何“民不畏死”？

　　围绕农民张明春与当地首富葛君明同归于尽一事，一份甚有影响的主流媒体在时评里称，“在葛君明与张明春同归于尽的悲剧里，我们再一次感觉到什么叫‘为富不仁’，什么是‘民不畏死’”。　“民不畏死”是一种传统观念。在封建专制社会里，“民不畏死”表达了一种令人鼓舞的民意。为着捍卫人民的权益，为着追求幸福自由，人民群众不惧流血献身，以不怕死的精神抗争。这种“民不畏死”，既对腐败阶层形成震慑，也在人民群众中凝聚力量。“尔曹身与名俱灭，不毁江河万古流”就是这种“不畏死”的一种褒扬。但是，“民不畏死”作为一个观念也不能“代代相传”，不能“一本书念到老”、一个模式乱套。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片面肯定“民不畏死”，而不去探究事态何以走到这般田地实在是不可取。

　　杀人者张明春为什么要鱼死网破？他难道不知道这样做是一种犯罪，只会让自己的家庭雪上加霜吗？

　　“这是基层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的途径，激化而成的悲剧事件”。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博士这样分析道。“从事件本身结果来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当事一方张明春显然怨气很深，对另一方甚至有关政府部门极度抵触，以至于造成了不堪设想的后果。”陆建华认为，不能把个案和“仇富心理”简单挂钩，而是要分析事件背后各方的作为有哪些失当之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也认为，其实张明春被注销采沙许可证，他完全可以针对水利局这种不当行政行为请求行政复议，如果不行他还可以到法院起诉，在此之后他还有强制执行多种方法保证自己的权益。但是维权成本让这些途径变得有些像望梅止渴，遥不可及。张明春的绝望行动反映了他对通过行政、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的彻底失望。

　　在现代社会里，如果我们不去追究政府治理行为失当所导致的公权滥用、而去一味渲染“民不畏死”，这不是对穷人的同情，而是对其生命和尊严的漠视。

　　公权被“无边界”私用

　　从事件本身来看，张明春与葛君明的所谓“恩怨”，不是一件单纯的民事经济纠纷，由于涉及到许可和补偿，政府有关部门也被牵涉其中。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地有关部门却扮演了一个尴尬的、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将公共权利滥用，使其成为一方当事人谋利的工具。

　　这种现象越来越存在于中国的基层社会中，彰显了更深层次的潜在社会危机：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公民权利不平衡问题。而本来以平等为第一要义的公民权利，竟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又与公权、私权界限模糊，私权难以对抗公权的侵犯有关。

　　如果双方拥有平等的主体地位，这不过是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民事之争。但为何会演变为血腥仇杀？这与当事双方权利地位的天差地别有很大关系。据报，最初代表明达集团与张明春协商的，除了公司的承包商，还有县水利局的官员；张拒绝的第三天，水利局就向他下发了“采沙许可证作废的通知”，要求他离开经营了9年的采沙场。我们无法评断这一行政作为的背景，但是，从一位谈判者临走甩下的“我们公司不会给你做任何补偿，如果你不听，我们就叫公安局来抓你”的霸道话语，双方地位的悬殊和这种悬殊背后的“力量”，已经清晰可见。

　　一场“谈判”中的强弱对比如此分明，而这一切却不见得是双方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公平博弈。

　　难怪因进言德隆问题而声名雀起的王巍先生会在不同场合呼吁“警惕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其实，在依然占据资源配置主角的强势政府面前，不光是草根阶层的穷人，连富人阶层的民营企业主都是弱势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积极寻求来自行政、司法部门或其工作人员的保护。这种保护的好处很多，比如关照招标，比如解决与他人纠纷等等。一句话，权力的保护可以获得权利的增加。

　　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有的富豪因为和地方政府合谋，结成利益共同体而受到额外保护，有的富豪因为成为地方经济的顶梁柱而受到特殊礼遇。总之，某些富豪日渐成为利益受到特殊保护的阶层，即便在制度内得不到保护，也有能力在制度外寻求到保护，而其利益的相对方却受到轻视。

　　政府是公权的行使者，其治理行为当从公共利益出发，尽可能维持各利益主体的平等地位和竞争均势。如果“公权”无边界，社会各利益主体的“私权”就永远不可能得到完整和可靠的保障，每个主体就难免会本能地寻求更大力量的保护——这力量往往就是侵害私权空间的公权力。

　　一个合理运用公权的政府就是一个向善的政府，他能够有效地阻止恶的滋生，化解冲突的扩大。

　　财富品质决定社会品质

　　在富人和穷人的冲突中，造成这种双方毁灭性后果，谁都会觉得痛惜。但是，对于当事的弱势一方来说，事出无奈；而对于强势一方而言，本有着更多的主动权，但他也许没有想到，狗急了也会跳墙，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如果嫌贫爱富成为常态，并且导致恃强凌弱成为习惯，强者和弱者通常没有什么公平竞争可言。

　　在强调政府要合理运用公权的同时，我们则更要强调富人的宽容和善待。相比穷人而言，富人是社会的更强势群体，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在法治尚待完善的中国社会中，富人阶层对政府施政和执法还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和依附性。至少，他们对决策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穷人群体。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富人的财富心态决定了社会的基础心态，富人的财富品质决定了社会的品质。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上有些人本来就是以恶求富，恶已经成为他的习惯；另一方面，有的富人享受种种社会特权后，助长了其不受约束之“恶”心。现阶段中国社会里，富人和恶人还有一个相当的重叠(以恶求富，以富掩恶)，并且大恶主要集中在富人阶层。所以仇恶看上去就好像在仇富了。

　　不过，对大多数富人而言，退一步则海阔天空，而这样的退让，就现实利益而言只不过九牛一毛。而如果不退一步，对穷人来说，就一下被逼到生存线以下了！而绝望中的人，最容易成为无畏赴死的人。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如同生态系统一样，善待穷人，也就是保护富人自己。

　　财富的“恶之花”，不可结出社会和解、幸福的“善果”。中国的财富品质，决定着富人的命运，也决定着中国的命运。只有富人阶层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并善待贫穷阶层的时候，社会才能稳定，富人们富足快乐的生活才有持续稳定的可能。

　　看来，向恶抑或向善首先还是掌握在拥有财富、权力的人手里！

　　(记者 尹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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