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 | 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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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和定向技术模型都是内生增长模型的一种，两者均承认要素禀赋结构对技术进步产生影响。定向技术进步理论认为一种要素的相对供给增加会导致技术朝着偏向该要素的方向变化。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生产企业选择何种最优的技术路线（也即生产函数），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国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从而决定一国技术的最优选择。
定向技术变化模型认为长期的技术进步会成为纯劳动增强型，决定技术进步的除了要素投入比，还有要素替代弹性；而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长期的技术进步会成为资本要素密集度高的模式，技术进步由要素投入比决定。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素密集度从低向高，而定向技术增长模型可能上升、下降或持平。
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要素替代弹性为1的基础上的理论，但却让要素密集度（要素产出弹性）自由选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致命的缺陷。中国经济增长并未严格遵循比较优势理论，资本收入份额波动幅度并不显著，并没有出现新结构经济学所预测的资本收入份额会不断上升的现象。
正文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在新制度经济学上有所建树的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是在对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基础上扩展起来的。尤其是阿西莫格鲁在定向技术进步理论发展与技术进步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研究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2024年也是《中国的奇迹》出版的30周年，新结构经济学是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中心思想也是围绕一国经济发展模式而展开的，具体来说就是生产函数的选择，要素密度（要素产出弹性）可以根据要素禀赋做出最优选择结果。
无论是定向技术进步模型还是新结构经济学理论都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一种，而且两者均承认要素禀赋结构对技术进步产生影响。定向技术进步理论认为一种要素的相对供给增加会导致技术朝着偏向该要素的方向变化。相对价格改变导致厂商重新选择要素投入比例，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动机（充分竞争）和某一要素的短缺（成本上升）激励技术进步，其对要素分配份额的影响由要素间替代弹性和要素投入比决定。
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反过来认为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生产企业选择何种最优的技术路线（也即生产函数），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一般呈现出资本短缺向富裕演变的过程，所以技术路线也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变迁。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国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从而决定一国技术的最优选择。这也就是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所以定向技术变化模型认为长期的技术进步会成为纯劳动增强型，决定技术进步的除了要素投入比，还有要素替代弹性；而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长期的技术进步会成为资本要素密集度高的模式，技术进步由要素投入比决定。
所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素密集度从低向高，而定向技术增长模型可能上升、下降或持平。决定因素是要素替代弹性，如果要素替代弹性小于1，两种要素基本互补；如果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两种要素基本替代，只有要素替代弹性等于1时，两种要素完全相同，不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生产函数退化到C-D模型。此时资本收益率递减的比例与资本收入比（资本深化）递增的比例抵消，资本收入份额保持不变且等于要素产出弹性。
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要素替代弹性为1的基础上的理论，但却让要素密集度（要素产出弹性）自由选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其将生产函数设为
，这是标准的C-D函数，在此基础上讨论技术进步会让适用范围大大缩小；同时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问题转化为公式
，也缺少了劳动成本w，使得问题转化为劳动收入最大化。最后得出的结果要素密集度持续上升，资本成本不断上升，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也趋于1，资本收入比趋于自然数e。
针对中国情况，我们根据定向技术变化模型测算的结果显示，中国的要素替代弹性为0.8，小于1。这说明C-D函数模式不适合中国，也即存在定向技术增长倾向。统计局公布的资本收入份额窄幅波动，我们测算的含有技术进步偏向性的生产函数资本收入份额与实际值近似，走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态势。但是根据新结构经济学计算的资本密集度明显高于统计局公布的资本收入份额（1992年之前的数据来自白重恩）、储蓄率以及我们测算的资本收入份额。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一国的资本收入份额会不断上升到1，此时资本收入比（K/Y）会增加到自然数e（2.71828）。但《21世纪的资本论》统计结果显示主要国家的资本收入比都是5-6倍。中国的资本收入比到2023年时也已经达到3.6倍，都远远大于e，并且资本收入份额基本稳定。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技术进步取决于资源禀赋，林毅夫等在2006年的《技术选择、制度与经济发展》中认为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最优的生产技术逐渐从劳动密集型技术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变迁，
。但是从中国的生产函数来看，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劳动上，资本节约型技术是不断减少的，也即在提升劳动技能的同时不断降低资本回报率，在实施赶超战略的时候，资本过快增长了。实际的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增长速度慢于新结构经济学所认为的最优水平。虽然我们也认为技术进步与资本存量有关，但呈现方式与新结构经济学并不相同。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已经内化为结构变量中，不需要单独列出。比如在《最优生产函数理论》中作者认为“用内生可变的生产函数来定义生产结构变迁，那么这个定义事实上已经覆盖了内生增长理论或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与技术进步。因此，代表全要素生产率的A就变得多余”。林毅夫在《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禀赋内涵的探讨》中也指出“追赶型产业可以发挥后来者优势，对这类产业的创新可以来自于购买机器设备或并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来引进消化吸收现成技术作为创新的来源，他们的创新已经呈现在资本里，不会表现在TFP上”。付才辉的《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也指出：资本深化（k=K/L）自身蕴含着技术进步（TFP）。并且在《最优生产函数理论》中，付才辉将TFP认为是实际的生产函数与最优的生产函数的缺口反应，刻画了结构扭曲的程度。
实际上可以看出TFP是K的函数，增加这一部分之后会让生产函数不再符合规模收益不变的特点，再次说明了C-D生产函数不符合真实经济增长状况。技术创新会带来垄断，使得实际市场偏离完全竞争状态，但竞争机制又会让技术不断创新，保障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制度的作用就是保障经济处于充分竞争的市场体制下，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市场机制能够通过价格机制有效地协调经济活动，从而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这意味着市场均衡状态下的资源配置是高效的，无法通过重新分配资源来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许多扭曲是由于主观的愿望或调整滞后导致实际的各种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与所内生决定的最优结构之间的背离。要想规避资源禀赋改变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风险，经济变迁的过程中需要“有为的政府”。而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并未严格遵循比较优势理论，资本收入份额波动幅度并不显著，并没有出现新结构经济学所预测的资本收入份额会不断上升的现象。技术进步也不是由资源禀赋决定的，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一直是负增长的，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增速明显快于资本节约型。实际经济增长和CES函数下技术进步模型增长水平的偏差主要反映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如果我们减少对市场竞争的不当干预，经济会向最佳增长状态靠近。
参考文献：
付才辉：《最优生产函数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向新结构经济学的范式转换》，《经济评论》2018年总第209期
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一场经济学的结构革命——一种（偏）微分方程思路下内生（总量）生产函数的解读》，《经济评论》2017年总第205期
林毅夫、潘士远、刘明兴：《技术选择、制度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5卷第3期
林毅夫、王勇、鞠建东：《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禀赋内涵的探讨》，新结构经济学工作论文，2019年
林毅夫、付才辉：《新结构经济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阿西莫格鲁：《现代经济增长导论》，中信出版集团
风险提示
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不及预期；数据提取不及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超预期；模型假设较现实条件更严格；模型本身与真实世界存在偏差的风险。
(本文作者介绍：长城证券宏观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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