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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赵穗生：中美关起门来平心静气，将越来越以平等地位交往
两国在发展模式和经济制度方面会展开激烈竞争，但竞争不意味不能合作，大国利益总是有很多重合，因为有国际义务
图/中新
文｜《财经》记者 王晓枫
编辑｜郝洲
北京时间3月20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在美国阿拉斯加结束，这场对话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既有开场过程中的激烈交锋，也有会晤结束后所形成的务实结果，以及就广泛议题进行坦诚深入磋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双方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重要分歧，但这次对话是有益的，有利于增进相互了解。中国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希望双方在各个领域加强沟通、交流和对话。双方应按照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中美关系，使中美关系沿健康、稳定轨道向前发展。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采访中也表示，美方在此次对话中实现了既定目标，有机会向中国阐明自己的优先事项和意图，并听取中方优先事项和意图。正如沙利文所说，来的时候看得很清楚，走的时候也看得很清楚。
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认为，此次中美高层会晤达到预期效果。他对《财经》记者解释说，在外界看来双方很难谈得到一起的背景下，能够举行两天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成功。这让双方从战略层面上，对彼此观点、利益诉求和预期能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接触。特别是美国尚在评估对华政策，这更凸显本次对话重要性。
并非一些美国政客所鼓吹的对话无用论，此次两国对话产生了一些看得见的积极结果。例如，双方均致力于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对话合作，双方将建立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双方探讨了为各自外交领事人员接种新冠疫苗作出对等安排，双方将本着对等互惠的精神就便利彼此外交领事机构和人员活动以及媒体记者相关问题进行商谈，双方还讨论了根据疫情形势调整相关旅行和签证政策并逐步推动中美人员往来正常化事宜。
虽然尚未有明确的后续会议时间，但两国都不同程度表达愿意继续对话的意愿。央视新闻报道中指出，双方同意按照两国元首2月11日通话精神，保持对话沟通，开展互利合作，防止误解误判，避免冲突对抗。白宫副新闻秘书卡琳·简-皮埃尔（Karine Jean-Pierre）也表示，美方将会继续以外交方式推进，将继续举行这种各个层级的对话。
赵穗生认为，此次会晤后，两国对话意愿加强。在他看来，中美两个如此大国，怎么可能不进行对话沟通，管控分歧。基于这个目的，应该尽快恢复中美已有的功能性对话机制，以更好地解决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因为这些机制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存在的。
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中美两国高层也坦承在一些议题上尚存诸多分歧，这在开场激烈交锋中就充分体现。但赵穗生并不认为这种激烈交锋就意味着中美之间的分歧无解。赵穗生在采访中解读了美方就这些敏感议题观点的背后逻辑，理解这种逻辑，会更有助于管控分歧以及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打交道方式。赵穗生强调，这些分歧议题一直存在，但不会造成两国冲突对抗，例如，美国不会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底线，在香港问题上，美国也会最终回到现实上来认识问题的复杂性。
对于未来中美关系展望，赵穗生认为，竞争会大于合作，要尽快恢复对话机制，避免让竞争滑向对抗。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关系将从新起点出发，这个新起点就是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彼此都要清晰认识自身实力，然后据此制定务实政策。
图：赵穗生
《财经》：你认为本次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是否达到预期？
赵穗生：我认为达到预期效果，因为会晤前彼此预期都不高，双方在会晤前都做了一些想占据制高点的举动，以强化己方观点和地位，让人感觉双方很难谈到一起去，也谈不上任何妥协，但是在这种背景下，双方能够举行两天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成功。
此次见面的目的并不是要一下子解决分歧，而是要各自了解分歧焦点、对方关切、对方观点以及这些观点为何对对方来说这么重要，当然还有各自对对方抱持的预期。最后一个非常重要，因为近年来中美关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不仅是竞争关系和各种竞争议题越来越大，最大的变化就是中美之间力量对比变化，力量对比变化会产生预期不同和变化，这次会议让彼此看到了中美在力量对比变化下产生的各自预期。我常和美国同事说，拜登总统虽然说美国回来了，但是回到一个不同的世界上，这个世界和四年前完全不一样，美国要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包括认识与中国的关系。
从美国观点来看，此次会晤召开时机非常重要，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没有成型，还在探索过程中，特别是国防部对中国的评估即将有结果。不仅如此，拜登政府班子中的各部门也要协调，布林肯和沙利文虽然都是拜登心腹，也要逐渐有个适应期。正是因为美国尚在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贸易谈判等具体问题都还没有任何行动，所以表达的议题大都集中在新疆、香港议题上，因为这些话题备受全球瞩目。
在如此关键时刻双方能有这样一个两天会谈这很重要。美方还是愿意解决问题的，布林肯提出三点很重，能合作的地方合作，该竞争的地方竞争，对抗的地方会对抗，竞争、合作、对抗是美国对华政策三个选项，没有一个选项不存在（take off the table），在这种对策框架下了解中方想法，直接向中方表达他们的一个“不成熟”的观点。我个人认为，美国对华政策还真是不成熟，特朗普政府时代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政策一直在行动中，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不知所措，拜登政府则希望形成比较成熟对华政策，然后按照这个框架进行行动，这与特朗普不一样。
《财经》：拜登政府是否会根据此次会谈调整其对华政策评估？
赵穗生：整体说应该不会，拜登的对华政策评估主要在战略层面提出政策对策，但是在具体问题上这次会谈的观点和形式会影响他们与中国同事打交道的方式。
《财经》：中美两国媒体都聚焦在会议第一天公开环节中两国代表激烈交锋，你认为这种对抗场面是否意味中美之间分歧不可调和？
赵穗生：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以美国现在的国内环境，要是不说几句硬话根本不可能过关。在公开场合唇枪舌剑，关起门来还是会平心静气，毕竟参与会谈的是老资格外交官，从之后的双方声明表态中看就可以知道谈了很多内容。他们心里明白要把中美之间的对抗控制在可管控范围内。在这个新的基础上，双方对彼此政策都作出现实的评估，再据此采取行动，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财经》：所以你不认为这种低预期和激烈交锋意味着中美之间分歧不可调和？
赵穗生：开场交锋激烈，布林肯和沙利文在各自讲话中强调要建立联盟关系，对他们所认为的“中国不符合现存国际规则和美国价值观的做法”提出美方看法，这在外交场合是正常的，美方还是理智的，但这些会让中方听起来刺耳。
预期很低是因为特朗普这四年对中美关系造成伤害太大，但低预期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分歧和矛盾一定不可调和，包括贸易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我认为双方都必须回到现实和事实的基础上控制分歧。
在贸易议题上，我们已经看到关税显然不起作用，双方最终要在多边框架下，通过彼此妥协，解决贸易争端。
在台湾问题上，我更是认为美国不会挑战中国的底线，这是这么多年来的惯例。即便特朗普政府已经走得很远了，最终还是没挑战中国底线，拜登绝对不会比特朗普走得还远。但拜登也不得不说这个话题，特别是考虑到台湾地区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但拜登没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任何实质行动。
在香港问题上，在美国看来，“中国违反中英双方的国际条约”。其实，符合利益的国际公约就用，不符合就不用，这是大国惯常做法，大家都理解，美国在这一方面比中国走的还远。中国会批评美国一些做法，美国也会就这样的议题批评中国。但以我在美国这么多年的感受，我认为美国人最终会务实，会回到其现实能力中，就像历史上美国最终承认越战失败，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以解决越战问题。
在新疆问题上，“种族灭绝”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但是面对特朗普留下的恶劣政治环境以及美国舆论的大量报道，美国暂时不会退让，中国方面可以邀请他们来新疆看看现实。
综上所述，这些分歧虽然会继续存在，因为彼此价值观不同，但不会因此导致两国全面冲突对抗，就像拜登政府所言的该对抗对抗，该合作合作，当然他们现在不能提该妥协妥协。
《财经》：就像你所提及的如今美国舆论环境让美国外交官必须做出强硬表态，你认为是舆论让他们“言不由衷”，还是他们希望通过借助国内舆论来实现施压目的？
赵穗生：虽然美国民意对他们会有影响，但作为政客更重要的是引导民意。在美国当今政治潮流下，拜登政府不完全是言不由衷，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我不认为他们想借助美国舆论实现某种目的，因为舆论对他们压力很大，他们虽然一定程度上同意这样的舆论，但同时希望能引导舆论，只是目前非常困难。
在现今这种环境下，拜登团队即使对中国有一定了解，他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希望某种程度上能塑造美国民意。他们不是想利用民意推波助澜，他们的判断大多是基于和盟友沟通后的判断，正如布林肯在开场白中提及接触很多国家相关官员，他们除了谈及联盟关系，这些国家关切最多的还是中国，因为中国崛起是在21世纪让全世界都要适应和重新认识的重要议题。
《财经》：此次会谈后双方并未明确表态何时继续进行对话，被特朗普政府暂停的中美一系列对话机制是否有机会重启？
赵穗生：美方对何时延续这样的对话没有表态，正如我上述所言，这恰恰说明美国正在审视评估其对华政策。在这个情况下，从战略层面上，彼此对对方观点、利益诉求和预期能有一个非常直观接触，这就是一个成功。
因此，我认为这次会晤加强双方交流意愿，中美两个大国，不对话可能吗？特朗普任期最后两年，中美对话机制几乎全部中断，只留了贸易谈判这么一个。断绝对话绝对不是拜登风格，但他的对华政策还在形成过程中，因此也没法现在就表态，对华政策还在跨部门评估中，连驻华大使都还没任命，一切都还在过程中。
中美之间原本有100多个对话机制，功能性对话机制都会逐步恢复，例如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以及军事和商贸领域对话机制等等。中美在对话中预期很不相同，中方希望先有个大的原则性合作框架，例如，新型大国关系、战略对话，不冲突不对抗等等。美国则是问题导向，他们认为要解决冲突问题，不谈问题怎么谈合作原则。这些功能性对话机制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存在的，恢复这种对话机制是当务之急，但无法一蹴而就。中国在这方面有意愿，但美国还没搞清楚怎么做，再加上美国政府当务之急是缓解国内疫情提振国内经济。
《财经》：但美国国内一些政客认为，对话必须有结果，没结果还不如不对话，也就是所谓的“对话无用论”，这种论调将如何伤害中美关系？
赵穗生：此次对话有具体结果，可以从两国各自声明和表态中看出。当然我们希望对话是结果导向，但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伤害太大，而且中国崛起带来的心态变化导致双边关系的变化，双方都要适应，所以对话本身就是结果。如果断绝了对话会有非常可怕的后果，那就不是唇枪舌剑了，而是用行动伤害彼此，例如，特朗普政府时期抓间谍等举动，这荒唐至极。
《财经》：此次会晤积极成果之一就是中美将建立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工作组，你认为气候变化合作能像王毅外长所言给中美关系带来积极的“气候变化”？
赵穗生：完全可能，（王毅外长表态）这是一种很积极的态度，比较务实。气候变化是拜登政府最重要议题之一，他在国内政策上主推新能源，遇到很大阻力，也是为了气候变化议题，如果美国能够与中国合作，包括在新能源汽车和能源技术发展领域，这对拜登很重要。
《财经》：有美国媒体报道，借助气候变化合作，两国元首可能在4月22日“世界地球日”进行视频峰会，虽然双方对此尚无表态，你认为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
赵穗生：有这种可能，就像两国元首在中国新年通话，拜登认为与中国打交道，与高层接触很重要，需要找到合适的机会，因此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财经》：除了气候变化，会晤中两国还就便利彼此外交领事机构和人员活动以及媒体记者相关问题进行商谈，还探讨根据疫情形势调整相关旅行和签证政策并逐步推动中美人员往来正常化事宜，这些问题近期会得到改善吗？
赵穗生：媒体记者、领事待遇和旅行签证正常化这些都是技术性问题。拜登政府在国际交流议题上比特朗普政府开放和自由化，这些问题不会纠结，例如，不会拿留学生开刀。
《财经》：布林肯用竞争、合作、对抗定义中美关系，当下中美关系是合作大于竞争还是竞争大于合作？如果是竞争大于合作，是否会因为竞争过多而滑入对抗？在这个过程中该如何管控分歧？
赵穗生：我认为是竞争大于合作，奥巴马政府之前是合作大于竞争。中国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开始平视美国，甚至网民都开始俯视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心态，在军事和经济利益竞争上也如此。在军事上，中国在南海、东海等问题上尝试突破美国在第一岛链的包围网。在经济上，原来中国主打低端制造业，但现在已经要自主创新，成为科技强国，这显然与美国是有利益冲突的。美国曾认为自己是世界民主制度灯塔， 但如今逐渐暗淡，中国模式虽被西方批评为“威权制度”，但国内支持率很高且有一定国际信誉，所以竞争会成为主导，因此两国在发展模式和经济制度方面会展开激烈竞争。
然而，竞争不意味不能合作，大国利益总是有很多重合，因为有国际义务，从气候变化到抗疫，到打击国际犯罪，有很多很多合作空间。再加上两国都依赖出口，因此贸易依存度也比较高，特朗普如此行事都无法实现中美脱钩，因此两国一定会合作。为了避免滑向对抗，就要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就像美苏冷战，虽然剑拔弩张，但游戏规则很清楚，包括武器控制、必要交流、对彼此的军事侦查，因此要预防擦枪走火，设立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的规则。两国政治家绝不会有意发动战争，但就怕擦枪走火，这就要恢复那些停掉的对话机制。
《财经》：很多观点认为这次会晤将为中美关系定义新起点，这是一种怎样的新起点？
赵穗生：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绝对会是新起点，是中美越来越在平等地位上进行交往的新起点，要相互适应，彼此都不要走太远，美国绝对不是二战后占全球GDP一半那种地位，中国也不要超越自身国力。彼此都要在清晰认识自己实力同时，定义彼此交往的关系。
责任编辑：陈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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